关系 作者:郭蝎-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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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见秋在杜林眼中，是个很有前途的教师，他要读博，何不去认认真真地找一位好老师，去读读至少也与人文有关的专业，而不是什么经管，经管与外国文学有什么关系？
办什么博士班？又有好戏看了。杜林拭目以待。金毛骆见秋见杜林持反对态度，也就不想在此问题上再讨论下去。他有他自己的主张。“我请你喝酒吧！”
“有什么理由？”
“没什么理由，感谢你给我意见。但是，我不一定采纳，但依然感谢你，这与请你喝酒无关，就是这样。”骆见秋很干净利落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杜林并不反感，骆见秋这代人，面临的竞争太大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思维和取舍，无可厚非。只是千万别活得太功利，这很可怕。
“我请你吧！”
“什么理由？”
“我比你钱多，工资多你两倍，又没有老婆、孩子和狗，就这样。”
一个金毛，一个长衫，中文系的两个另类，肩并肩走出正中大学的校门，一路上引来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同学们的窃笑和注目。
10年间，李可凡无数次地想起那个夜晚。想不通相濡以沫地走过几年的夫妻，怎么因为一个半夜的电话，就反目成仇，就吵得你死我活，像仇敌似的。最后在无言的厮打中，把几年来的无限温存毁得无限狰狞，成为一片烧焦的废墟。那是一片人类无法选择生存的废墟。就这样，自己几乎是独自一人背着女儿，在废墟上行走了十年。现在，眼看女儿也要走了，而这个女儿，一经放飞，也许就再也无法找回来。她不敢去想没有女儿在身边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即使她与女儿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了。
“妈，走吧！”耳朵里有女儿同样温软的声音，她潮湿同时散发着魅人气味的嘴唇紧贴着她的耳朵。
李可凡自觉失态，顺手拎起沙发上的黑色提包。提包的拉链没有拉上，里面的东西“哗啦”一声全掉在地板上。一张印有彩色照片的剪报飘了出来，李可凡连忙扑过去，把那剪报抓住，边收拾提包，便把那剪报往怀里揣。
李凡并不在意，她拾起一支唇膏，诧异地问：“妈，你也用这个？”李可凡一把抢过来，扔进提包，岔开话题：“走吧！时间不早了。”
“妈，你涂了唇膏会好看一些，护护唇也好嘛，回头我给你挑一些。无色透明的。”
李可凡并不回应女儿的热情。她有些凄然几分嫉妒地欣赏着女儿那张晴天朗月般的脸， 这张脸轮廓很小，是那种很标准的脸型，小小的瓜子脸，下巴尖得很圆润，很性感，眼睛很长，笑起来是弯的，像一湾深水，又像一弯晓月。眉毛像画笔随意一撇。浓淡相宜并在眉梢处有几分留白，令人遐思。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可那是一种另外的美丽，一种努力遮蔽住娇嫩的美丽。
一切好像还在昨天，一切好像又远在天涯，消失得那么快。女儿从母亲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她知道母亲在欣赏女儿的同时，在怜悯她自己。她也就40岁，可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老人。自从和刘兴桐事实上分居之后，她就不再经心收拾自己。她衣着越来越随便，几乎不买化妆品。她的润手霜还是女儿用了一半送给她的。
李凡有一点不明白，母亲是英语系的讲师，懂两门外语，可是她几乎对外面的世界，对那些操着她熟悉语言的国度里所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兴趣。她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英语教师，否则，她怎么一点现代气息都没有。除了教书，她几乎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一点儿也不浪漫。在女儿看来，她实在愧对这个专业。有一天，她对李可凡说：“妈，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去教古代汉语。”
二十一
“这是什么话？”母亲很认真地回应她，“为什么？”
“不为什么。”女儿说，她欲言又止。
李可凡终于悟出女儿的心思：“你是觉得妈太老土，太刻板，太落伍，是吗？”她笑着说，但笑得很勉强，“你是这样认为？你妈真的这样？”
“差不多吧！”女儿忽然涎着脸，搂住她的脖子，“妈，不是啦！你是不是比我漂亮？”
“为什么这样说？”李可凡有些伤感，“你是我生的，当然有我的优点，你自己说呢？”
“有时觉得是，有时觉得不是，我也说不好。”李凡很认真，“这样说吧，你开心的时候很漂亮，不开心的时候有点难看。我呢，永远不开心，也就永远难看，不漂亮。”女儿心情很好，她说得俏皮，也不想让母亲不高兴。倒是女儿一番话，让李可凡思忖了许久。
她们终于下楼。已是9点1刻。李可凡有些焦急，她催女儿快些。
李凡却一点儿不急：“10点才开讲呢，时间足够。”
“你足够时间，我可要迟到了。”李可凡忍不住嗔怪。
白云山上的歌会9时就已经开始。逢二、四、六、日，每周四天，从早到晚，都有人在那里唱，有指挥，有伴奏，也有伴舞的。全都是自告奋勇，毛遂自荐。
母亲最近迷上了白云山的歌唱，这令李凡大惑不解。那天，是一个周日，李凡陪母亲上白云山，山腰的平台上、树荫下、岩石上，到处都是人，聚在那儿唱歌。她们早上9时上山，见到唱歌，下午5时回来，那儿还在唱歌，足足有几百人，老老少少，兴趣盎然，唱的都是老歌。妈妈从不唱歌，可那天她让李凡先回学校去，她自己留在那儿，说是晚上反正没事，就多待一会儿听听唱老歌也挺好的。
那天，李可凡是最后一个离开白云山的。她一个人坐在平台树荫下的台阶上，坐了很久，直到有一个人走到她身边，邀她一起下山，她认出这个人就是从早到晚站在一边拉小提琴的人。
那天晚上，她很开心。许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从此，白云山上的唱歌，成了她的功课，每周她起码要去两次，有时上午，有时下午。去之前，她会想起那人，希望能碰上他拉琴。“拉得太好了。”她由衷地对他说。他只是笑笑。
“妈，小心。”女儿拉住她，她脚下是一个没有盖的沙井。几天前，一场大雨，一个小男孩被冲进这个沙井溺死了，第二天，报上登了。沙井盖没盖上几天，又被人偷走了。李可凡沉浸在回忆中，差一点踩到沙井里去。拐过一个街角，就是公共汽车站，女儿却叫住了一辆的士。李可凡有些犹豫：“还是去坐公车吧，很顺的。”
“妈，来吧，来不及了！”李凡把她拖进的士里去。李可凡还有些不愿意，对着的士司机又不好说什么。“你总是大手大脚的。”她小声但是严厉地对女儿说，把话说得很囫囵。李凡笑笑，又搂住她的脖子，把脸贴上她的面颊，李可凡总是经不住女儿这一手，李凡知道 该怎样治母亲。
李可凡心情又好起来。
二十二
《关系》第5章
火车站风声很紧·寻找失去的文稿·三元里出租屋·红色村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以启齿和面对的事情·粘稠的浪漫气息·林中空地·嗅到了青草与树叶的气味·有些惬意，也有些惶惑
从夜总会回来，已经是凌晨3点，许楠生彻夜未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鬼马李和老四川却鼾声大作。鬼马李不但打鼾打得山响，还不断磨牙。于是，租屋里便像有老鼠在吱吱地叫， 又像有人在使劲地拉风箱，热闹非常。
大玛丽夜总会走廊上那个人是谁，他搜索枯肠，就是想不起来。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他。究竟是谁呢？
许楠生想得脑袋发胀，天将黎明时，他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上午9时，许楠生醒来。租屋里静悄悄的，老四川早早便去乞讨，鬼马李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许楠生走到巷口的士多店，买了一盒豆奶，顺手便call鬼马李。鬼马李大名叫李相马。许楠生初次见他，就觉得他眼睛闪烁，人也很鬼马，便叫他鬼马李。鬼马李也很乐意有个绰号，他并不十分愿意太多人知道他的本名。出门在外，收敛些为好。
鬼马李马上就复机。
“喂，在哪呢？干什么！”许楠生懒洋洋地问。眼睛一边警惕地梭巡着过往的行人。
“我在老枪这儿呢？有事么？”鬼马李很机灵，他一说老枪，许楠生就明白。
“那我先过那边去。”许楠生的意思是他先去火车站。
“我也马上就过去。”鬼马李会意，也不多说，挂了电话。
许楠生心想，今天再干它一炮，然后金盆洗手。最近，火车站风声很紧，弄不好随时会进去。鬼马李却正在兴头上，他以为没有什么生意比这更来钱，也更刺激。许楠生打算，如果鬼马李不想罢手，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看看时间还早，他又回到出租屋。坐在门槛上抱着脑袋发呆。父亲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他的遗物中应该有一本50万字的书稿。而刘兴桐从家里邮寄来的父母亲遗物中，并无这份遗稿，父母虽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但父亲的日记是记到他们自尽的那一天的。
那是1972年12月21日，刚好是父亲36岁生日，最后一页日记，是记于这一天的午后。而父母是在这一天的深夜12时双双上吊的。在这篇日记中，父亲还谈到书稿的事。也就是说，这天中午他们还没有想到自杀。更不会在自杀前把稿子烧毁。
1972年12月，许楠生刚好3周岁。他当时寄养在祖父母家。
他是在高中毕业时第一次读到父亲的日记的。那时，他还没有强烈意识到父亲遗稿的重要和价值。直到几年前，许楠生南下谋生，他在东莞一所中学当保安，闲来无事，和一位叫麦地的语文教师闲聊，他无意中说起父亲遗稿的事。麦地是本省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对此十分感兴趣，刨根问底且劝他要把此事当回事，继承父业是无可能的了，但为亡父尽孝，了却父母的心愿也是一件大事。“文革”前的学者写一本书不容易，说不定是传世之作也难说。
麦地一席话，说得许楠生热血沸腾，自觉责任重大。但去哪儿追寻遗稿呢？说不定稿子早就灰飞烟灭了。
许楠生对父母全无记忆。只知道父母生前是北江大学的讲师，“文革”中被下放到海南岛，1972年在海南岛“畏罪”自杀，1979年平反昭雪。那一年他13岁，国家一次性补发给祖父母一笔钱，这笔钱一直供他读到高中。他考了两次大学都没有入围，便在东北乡下和祖父母一起种地，直到几年前南下谋生。
父母的全部遗物收藏在一只旧牛皮箱里，自从牛皮箱从海南岛寄回老家之后，祖父母将之视为忌物，多年没有打开过它。倒是许楠生出于好奇，偷偷地打开过几次，童年时是玩，青年时是好奇。经语文教师的点拨，他特意从东莞回去探亲，父母的牛皮箱此刻具有非凡的意义。
他在东北偏远的农村长大，小时候并没有太多地留意自己的身世，长大以后，特别是到南方城市打工，一种有形无形的自卑无处不在。他憎恨一切，包括自己的命运。如果父母健在，今天的许楠生也许是另外的模样，大学教授的儿子与农民的儿子，这就是天与地的区别。他做梦都在诅咒这种不平，尤其是在别人的城市里。这些城市本来应是属于我的，属于一个叫许楠生的大学著名教授的儿子的。
有时，他会半夜从梦中惊醒，警察就站在他面前，把手铐套上他冰凉的双手。这双手已经被套过好几回了。他憎恨父母，憎恨“文革”，憎恨一切人，包括他流浪过的每一座城市。他曾经发誓，要给已经7岁的儿子一个延续自己父母事业的环境和条件，培养他读大学，继续他爷爷奶奶的事业，至少也做一个大学讲师。但这一切似乎也会落空。这种落空的恐怖常常会成为他铤而走险的原因和动力。他的血管里流着东北人的野性和粗犷，那种一不做二不休的坚决和粗豪。他在睡不着的时候，常常会臆想着父母亲曾经的生活，他们怎样双双从东 北农村到北京去上大学，又留校在大学里教书，最终被下放到海南岛去，然后双双自杀在一个偏远的乡村。父母的日子像一个谜，像天堂里的图画，对于只读过乡村高中的许楠生来说，这是全然陌生的。对父母的全部联想，就是那个牛皮箱，箱里有几件衣服、眼镜、日记本和一些零星的东西。几张旧照片但已模糊不清。
二十三
许楠生自认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马马虎虎地种过几年地，收成也不好，在乡下属于那种混混日子的农民。可是，中国农民最不幸最贫困的命运，却一样也不少地包裹着他。他曾经对人说过自己的父母是大学教师，结果是招来更鄙夷的奚落，没有人会相信他，同时更轻视他，这就是江湖的常识。他终于明白，在一个物欲与角力的社会里，人们只信奉眼前的强者，以智慧和财富来争雄天下。这种无形中的争雄无处不在，哪怕是在一个小小的民工群体中。他从此不再去粉饰自己的身世，他坚决地忘却自己父母的一切。这样，即使是明火执仗地去抢去偷，去做伤天害理的黄牛党，他也没什么所谓了。所幸的是，即便是已经手铐铐上了双手，他也还没有正式进过班房，只有一次，在看守所里呆了两天，被作为盲流，被遣送回东北。3天之后，他又出现在广州三元里的租屋里。
他决心做一个坏人，起码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他对父母的所有思念就是仇恨，这种仇恨的发泄，就是把自己往坏里整，做成一个地道的江湖意义上的坏人。
但是，麦地的话，却使他不能忘却，他已经努力忘却了许多东西。麦地很同情他的遭遇，那天他对许楠生说：“也许找回父母的遗稿，说不定能改变你的生活，你想过没有？”
他确实没有想过，他完全不懂文化方面的规则。祖父母也是从未出过门的老实农民。他自成年之后也从未接触过外面的文化人。他哪里会知道一本书，对一个人命运的作用与价值啊？
麦地觉得许楠生本来不笨，只是文化水平太低而已，许多事情一经说破，就能明白。他干脆简明扼要地开启他：“你总会知道这样的话，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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