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我的似水流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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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笑着对我说：“小明，记不记得？几个月前，你在印度餐馆吃自助餐，连吃了三大盘子，外加一碟子甜点，最后走都走不动……”
“小明别的方面不图实惠，”丁宜圆说，“只在这方面讲究，花钱一定要花得值。”
“我看他是炫耀自己特别能吃，”爱丽丝说，“最后……”
“唉，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哪有心思管这些，”我哀求说，“爱丽丝，你就别再提了吧。”
爱丽丝住了口，丁宜圆倒来了兴趣，还在问：“最后呢？”
“是啊，”徐国强也笑着问，“小明不会又吃了一盘子吧？”
爱丽丝忍不住说：“最后我们付了钱，要离开了，他却坐着不动，只看着我。我问：‘你怎么了？’他说——”
“哎呀，爱丽丝你何必说呢……”
爱丽丝更来劲了：“他说：‘我吃得太饱，走不动，你扶我一下。’我就扶他出去了，在肯尼迪公园的一张长椅上坐着歇了半个小时，然后慢慢走回去。他还摸着肚子说：‘我确实能吃吧？’”
众人都笑。
“分明是我们打赌，”我气了，“爱丽丝你硬说我不能吃三大盘，结果呢？不过我们说这个干什么，都是大人了。吃饭，吃饭。”
笑声中，一个高高壮壮的女生突然在离我们不远处重重坐下，大声抱怨：“上帝呀，全身都软了！今天累得快晕过去了！”
她是中国人，长脸，长相一般，说话摇头晃脑。
旁边桌上立刻有人响应：
“上帝呀，真希望放假！”
“博士生没个休息的时候！”
“真希望有人能帮帮我做那些讨厌的作业！”女生又说。这时一个男人大步走过来，微笑着感叹说：“上帝呀，邓辉你今天真漂亮！”
这男人三十多岁，中等个子，瘦脸，留连腮胡子。
“真的吗？”邓辉眼睛一亮，悠悠伸出一只手。那男人抓着她的手，捏了一下，挨着她坐下。两个人边吃边凑在一处聊天。邓辉一直大声抱怨，那男人的声音则很小。
这两个人有点奇怪。邓辉脸色枯黄，眼眶外围着两个黑圈，很难说“真漂亮”；那男人的眼睛则闪着一种琢磨不定的光。有意思的是丁宜圆和徐国强都怜悯地看了邓辉一眼，然后埋头吃饭。看他们的神色，仿佛与邓辉颇熟，却不大愿意和她来往。
半小时后，邓辉和那男人吃完饭走了，我忍不住问：“你们认识刚才那个女孩吗？”
“她也住PHall，”爱丽丝说，“和我在同一层楼。”
“怪不得这么眼熟，我好像在你们宿舍见过她。”
“这女孩挺可怜的……”徐国强叹了口气。正说着，一个男生忽然走到丁宜圆身边，大家都和他打招呼。此人叫钱峰，小个子，圆脸，小眼睛，我原先在DudleyHouse见过。他喜欢谈股市：最好的办法是分散投资和长线投资。直白地说，就是不能只买一只股票——如果只买一只，一下子跌了，或者说碰到了熊市，怎么办？所以要买很多，等很长一段时间再出手。一只股票有升有降，风险大；很多只股票一平均，根据统计规律，风险就小。而且股票长远看来都是升值的，所以只要分散投资，肯定能赚钱……
寒暄了几句，钱峰问丁宜圆对金融方面的数学有没有兴趣。丁宜圆说A系确实有人研究股票市场，但现在股市动荡大，好像不是买股票的最佳时机——不然她也想买一点。
“不买就对了，”钱峰懊恼地一拍大腿，“两年前我看股市红火，买了不少，如今都跌得一塌糊涂，真惨。丁宜圆，我们都是很实际的人。你千万跟我通个消息——如果有好的数学模型或统计模型能预测股市走向，帮我赚回这笔钱，我感激不尽。”
接着钱峰谈了几句投资策略，起身去了别处。
吃完饭，爱丽丝和丁宜圆一人拿了两个大桔子放进上衣口袋，边说笑边往外走。两人本来纤细的腰肢给撑得圆鼓鼓的。我笑道：“吃完了还要兜着走——你们都是很实际的人。”
“这有什么，”爱丽丝说，“大家都兜着走。不过是一两个桔子，门口值班的人都不管这些。”
“你又来了，”丁宜圆不满地说，“就知道说我实际……有人比我还实际！去年我们宿舍有个家伙天天从DudleyHouse偷吃的。我们在这里一天吃一顿，他一天吃三顿。”
“那是怎么回事？”
“他总是背个大背包来DudleyHouse吃饭，然后把里面塞得满满的——有一次我还亲眼看见他把两个塑料饭盒往背包里装。”
六、到家就好了
此后我去PHall找爱丽丝，时而能遇到在DudleyHouse见过的邓辉。一次她坐在lounge，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化妆盒，对着照镜子；一次她在厨房炒完菜，端着盘子回自己屋。
还有一次我从她门口经过，不经意看见那个瘦脸男人在屋里和她一起吃饭。邓辉依旧大声说笑。走到lounge，徐国强正端着杯咖啡看报纸，我坐下来跟他聊了几句。此时已经入冬，窗外一片肃杀景象。
“徐国强，上次看你在厨房教邓辉炒菜，有时间也教我一手。”
“当然。不过你有女朋友，干吗不让她做点美国菜？”
徐国强在取笑我。这儿谁都清楚美国菜有多么难吃。
“你好像跟邓辉挺熟的，”我笑笑说。
徐国强摇了摇头：“这个女生前年来的。那时我去飞机场接新生，就认识她了。刚来的时候，她碰到件小事就要别人帮忙，有时挺烦人的……”
虽然烦人，徐国强肯定照样帮她，我心想。
“没料到她刚来几个月，就跟男朋友分手了。那天RHall地下室有个聚会，中国人一起喝酒看电影——一个武打片。电影正放着，突然有人哭起来了——原来就是她。两三个人赶忙把她领到另一间屋里，问她怎么回事，问了半天才明白是失恋了。她昨天晚上跟国内的男朋友打电话，人家直截了当地说不要她了。”
“她男朋友也不说什么理由？”我问。
“有什么理由好讲？说分手就分手，”徐国强声音有点抖，“大概是另有新欢。这年头你跟别人讲真情，人家不稀罕……然后她整天很消沉，有一次碰到我还说：‘我一个弱女子，他为什么那么对我！’接着又哭了，怎么劝都不行，旁边的人看着还以为我欺负她了。”
“她那个男朋友心眼可真坏。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她刚来时，她男朋友还说要考托福和GRE，准备也申请出国；又说考试要钱，他还想买个笔记本电脑，也要钱，就要她寄。”
“她就寄了？”
“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一次好像听她说，不寄钱人家到不了美国，只好跟她分手，她就寄了。现在还是分手了，人家也不还她钱。”
“这么可恶的男人！”我皱着眉说。
“她自己也不争！我劝她理直气壮地把钱要回来，她直哭，说‘算了，算了’。哭过以后又抱怨，说‘他一直说喜欢我，为什么突然不要我了呢？’我还劝她：‘你太单纯了，怎么能那么轻易相信别人！’（徐国强一声苦笑。）当时我还没想到自己也是一样的。”
沉默了一会儿，徐国强继续说：“她现在这个男朋友我看也不怎么样——他叫威廉。那次我跟他聊了两句，他看人眼睛直打转。我问他是哪个系的，他说是化学系的；过了两天碰见他和另一个人聊天，他又说自己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这人也小气。有一次我带他们去买东西，兜里没零钱，向他借了五十美分——停车好用。结果第二天看见他，他寒暄了两句就跟我要钱……”
“你应该向他要汽油费！”我说，“分明是你好心带他们去买东西！”
“当时我觉得很不对劲，找了个机会劝邓辉，说这个男人可能有问题，叫她小心，她也不听。”
“她怎么这样？”
“看她的样子，好像不太信任我。”
这时邓辉说笑着和威廉走过来。我们住了口，勉强跟他们打了招呼。威廉转头对邓辉说：
“我特别喜欢你的发型——我认为这种发型最能体现东方美……”
两个人走了之后，我心里不畅快。徐国强说：“小明你低着头干什么？人家的事，外人没法管，劝也劝了，也只能这样了。”
“徐国强，”我冲动地说，“你回去相亲，可千万看准了，找个可靠的人！”
此后我没注意过邓辉。整个学年，研究、论文、考试像山一样压在我肩上。第一学期将尽，我和爱丽丝也不在宿舍见面了，改在图书馆约会，我们一起看书。我对爱丽丝又怕又爱。我怕惹她生气，离开她我又形单影只。看书时，我数着页数，心里想：再看五页，我就大胆亲她一下。看完第五页，我抬起头，发现她正专心看书，又不忍打扰她。
有一次我把邓辉的故事讲给爱丽丝听——只讲了国内的男朋友骗她的事，省去了威廉。爱丽丝说：“我早跟你说过，看人要冷静，不能轻信别人。”
“我有时挺担心——你这么天真，会不会有人起歹心骗你？”
爱丽丝笑道：“骗我？老实说，我不认为有人能这样骗得了我。”
“我也知道，你表面上孩子气，心里其实很谨慎，凡事都有个计划，三思而行，从不冲动……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孩子气？”爱丽丝脸色一沉，“我怎么孩子气了？你说话不讲道理。”
第二学期开始，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这年冬天特别长，雪一场接一场。一天晚上，我无力地坐在公共汽车里，脑子空空的。忙了一整天后，唯一想的事就是回家好好睡一觉。车内人们也都疲惫不堪，一言不发。突然，前面有人用汉语大声问：“这车是去哪儿的？这车是去哪儿的？”
声音有点熟。仔细一看，我吓了一跳——是邓辉在问她身边的一个中国女孩。邓辉完全变了。她控着身子坐着，却高仰着头，脸上冻结着一种痴呆而痛苦的表情。
“这是某某路公共汽车，往我家里去的，”她旁边的女孩说，“到家就好了。”
片刻，她们下了车，淹没在风雪当中。
过了一星期，我在宿舍碰见徐国强，他丧气地告诉我说邓辉好像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失常了。
“那个威廉！”徐国强摇着头说，“原来他根本不是学生——只是在心理系的一个实验室临时做点事，竟然冒充学生来宿舍骗人！”
“他欺负邓辉了？”
“谁知道！他干完活，人已经走了。就算真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证据，何况是邓辉自己喜欢他。”
“邓辉呢？她现在在哪儿？”
“精神病医生说她的情况很稳定。她系里前两天刚把她送上飞机。”
“送上飞机？去哪里？”
“回国。她银行还存了点钱，就买了机票。”
七、考完了要睡一整天
春天到了。一个沉闷的午后，我在办公室啃了大半天书，头昏脑胀。博士生资格考试渐渐逼近，天天复习备考，拖到后来，我一连几天处于亢奋状态，特别累，又睡不着。
我走到studentslounge，那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叫大卫，和我一样是二年级学生；另一个是萧斌，去年刚通过资格考试。萧斌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一张旧沙发上。大卫坐在计算机旁边，有时问萧斌一两句话，有时看着屏幕。
大卫最仔细，是唯一上课做笔记的二年级学生。近来他见到高年级学生，常向他们套问资格考试的信息：这本书哪些部分会考；考题跟往年会不会很类似；他还不太会用matlab（一种工程计算软件），会不会对考试不利……高年级学生的回答总是宽泛而含糊：什么都有可能考；可能很难，也可能很简单，要看考题是哪位教授出的；总之说不准，考题的走向不定，必须全面准备。
“其实没什么，”萧斌说，“考完了你就知道了，要通过根本不难。实在不行，跟导师关系搞好一点，再考一次也不算什么。很多人都是第二次才通过的。”
接着萧斌说起他S系的一个朋友——他们的资格考试才叫累！一共要考两天，第一天还不算什么，五个小时的理论题；第二天是数据分析，听他说要自己编程序运算，然后写好报告整整齐齐交上去。整整十个小时做数据分析！他还嫌时间不够。那天早上，他接过题目，冲进科学中心的地下室，在计算机前一坐就是十个小时，眼睛盯着屏幕。他妻子给他买了个三明治，想让他中午吃点。三明治送到嘴边，他只摇头，手不停地在键盘上打字……
“他不吃不喝做了十个小时？”大卫问。
“可不是！”萧斌说得起劲，“最后他从计算机房出来，连走路都要老婆扶着；碰到熟人也顾不上打招呼。但他总算通过了。说实在的，咱们系还算好的呢。记得我们考完了以后都聚在一起狂欢，大口喝酒……”
萧斌当然记得考前担惊受怕的滋味。然而这种滋味早就平淡了、模糊了，他不那么把它当回事，甚至还觉得它挺好玩。
“真希望那一天早点来，”我叹道，“早来早完事。”
我在一台计算机旁坐下，检查了email。其中一封是爱丽丝写的。
亲爱的小明：
注意身体，别累坏了。
对了，tescheveuxsontcrepus（你的短头发毛茸茸的）。
爱你的爱丽丝
爱丽丝想我了。
这时丁宜圆忽然走进studentslounge，捂着脸不停地打喷嚏。我把桌上的纸巾递给她问：“丁宜圆，你感冒了？”
“过敏了！”丁宜圆愁眉苦脸地说。她眼皮都肿得快睁不开了，看上去像个胖娃娃。
我忍不住一笑，往外走。丁宜圆还在说：“别人都是第三年才过敏，我才来两年，怎么就过敏成这样了！”
“你的免疫系统太强了，”大卫说。
“今天去看医生，他正说‘你过敏真严重’，我就打了个喷嚏，差点喷了他一脸……”
我想去PHall看看爱丽丝。走到MaxwellDworkin，我突然记起好久没见赵荣了，就溜进了他的办公室。
这是间颇大的办公室，天花板很低，雪白的墙上没多少装饰。灰白的板壁把房间隔成几个格子，每个格子里摆着一张大桌子，桌上有一两台电脑。其他格子空着，只有靠近墙角的一个里面有人——赵荣正埋头看一本厚书。他的电脑闲着，屏幕保护程序显示出一个色彩斑斓的图形——是一圈一圈的同心圆，在不断扩展。
“哎呀，小明！好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