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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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到了别的城市，也常常“逛街”。这样，他对全国的物价，心中有数。

　　陈云曾说，自己那时主管经济，犹如挑着一担“炸药”：担子的这一头是物价，担子的另一头是粮食。不论是物价问题，还是粮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像炸药一样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

　　陈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肩上这副重担的分量。

　　先说说物价这个“炸药桶”：从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到１９４９年，这１２年中，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年年飞涨。

　　一张漫画，形象地勾勒出这１２年物价的飞涨：在１９３７年可以买一条大黄牛的钱，到了１９４９年不够买一根油条！

　　中国共产党接收了这个“烂摊子”之后，物价依然狂涨。能否制服物价这匹烈马，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关键。

　　从１９４９年４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全国物价曾发生了４次大波动。

　　在１９４９年７月底至１０月１５日，不过两个多月，上海的物价竟然涨了一倍半！北京和天津则涨至１．８倍！华中、西北物价的涨幅也与此相近。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向来主张分清轻重缓急。他首先是抓住重点。他曾说：

　　“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

　　这一回，陈云抓住“稳定物价”作为工作的重点。

　　陈云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紧急指示。

　　陈云指出：“（物价猛涨）根本原因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七月底为二千八百亿元，九月底为八千一百亿元，十月底为一万一千亿元，到今天止为一万六千亿元，发行增加近五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陈云还指出，控制物价猛涨，主要要掌握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布”。

　　在北京、天津和上海，投机商人见到市场粮食紧张，便囤积居奇。

　　陈云急令“东北自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须每日运粮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　

　
　
　
第十三章　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另外，又从江、浙、皖以及东北、华中、四川急运四亿斤粮食至上海。到了１９５０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库的粮食高达１７亿斤。

　　投机商们开头拼命地“吃”进粮食、棉纱。到了后来，“吃”不了，“吃”不消了。于是市场上的物价也就平稳了。

　　投机商们不认输，又在１９５０年春节前后囤积物资。

　　陈云急调大批粮食、纱布到上海，资本家们“吃”不了，价格也就下跌了。

　　陈云还在《制止物价猛涨》中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由于陈云采取了这一系列控制物价的措施，物价这匹烈马终于被驯服了。一连１２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自１９５０年３月起，被制止了。

　　据统计，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１９５０年３月为１００，到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回落为９６．６，到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则为９０．６。

　　物价平稳，民心也就随之稳定了。

　　毛泽东很赞赏陈云的制服物价飞涨所作出的贡献，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毛泽东此言，可以说是对陈云极高的评价。

　　确实，随着战争的胜利，工作的重心从军事转移到了经济。淮海战役是“打天下”的一场大胜利，而制服物价飞涨则是“坐天下”的一场大胜利。

　　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高血压症日益严重，突然中风，不能理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于１９５０年６月经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代理因病休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工作。

　　陈云曾这么说及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八点钟到周总理那里，十二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也忙啊。”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于若木在北京生下次子。这一回，轮到陈云取名了。由于陈云已给长子命名“元”，也就给次子相对应命名为“方”。

　　于若木说，也真巧，铜钱外圆内方，恰恰是经济工作的象征，而陈云正是主持中国的财经工作。曾有很多人问陈云，他给两个儿子取名时，是否有这层意思？其实，虽然陈云是在１９４４年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此就“定位”在财经领导工作上。长子是在１９４５年出生的。所以，陈云只是按电报韵日给长子命名而已，后来的事情纯属巧合罢了。

　　更巧的是，长子长大后，竟然也从事财经工作，以至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

　　有趣的是，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当时，“上面”

　　要陈云改名，陈云就临时取了个名字叫“陈元方”——用两个儿子的名字组成。他风趣地对别人说：“还好，我没有改姓！”　

　
　
　
第十四章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陈云深知自己肩上挑着一担“炸药”，万万不可疏忽。他没有上过财经学校，他的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他非常注意学习和调查研究。

　　据曾在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杨波回忆，在１９５０年，陈云忽然要他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抗战前的《大公报》、《益世报》。因为陈云记得，当时这些报纸上每天刊登棉布、棉纱、粮食、棉花的价格。陈云要杨波抄入这些价格，并对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作出统计。

　　杨波整理了１９３６年以及１９３７年上半年的商情。陈云看了，又要他继续查下去，查５年或者１０年。

　　陈云从杨波整理的历史资料中，得出现在应该如何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依据。陈云认为，把农村的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把城市的工业品销下去，两者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必须合理，既不损害农民利益，又能保证工人利益。陈云说，这涉及到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大事。

　　所以，陈云常说：“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经济中有政治，政治离不了经济。

　　陈云加强了税收。尽管有人俏皮地喊“共产党万‘税’”，陈云听了一笑了之。

　　他以为，要增加国家财经收入，不加强税收不行。

　　１９５２年８月，陈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周恩来团长的率领下，前往莫斯科。

　　陈云等人此行，主要是跟苏联商谈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周恩来与陈云在莫斯科进行了初步谈判之后，由于政务繁忙，便先回国了。

　　留下李富春负责与苏方谈判。

　　陈云从苏联商谈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归来，急于要了解中国的农业生产情况。这年１０月，陈云请他在上海青浦的老战友陆铨帮忙，在青浦找两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来北京。陆铨曾在１９２７年和陈云一起在青浦从事农民运动，跟陈云交厚，他马上挑选了农民曹象波和曹兴达，送他们上北京。

　　陈云很仔细地跟这两位同乡交谈，从他们那里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写出关于青浦县小蒸乡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陈云的报告，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致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震林同志：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

　　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　

　
　
　
第十五章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庆祝日。那天晚上，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无心于观赏焰火，而是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粮食问题……

　　陈云在平稳了物价、平稳了粮价之后，稍稍喘了一口气。他很快就发现，他肩上的一担“炸药”，那物价已不会爆炸，但是粮食仍是个大问题，弄不好就会来个大爆炸。

　　在着手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陈云很成功地解决了棉花问题。

　　棉花的问题解决了，粮食却是一道大难题。

　　那时候的中国，已有着四亿多人口。这么多张嘴，吃饭是个大问题。中国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倘若没有饭吃。这天下非乱不可。

　　１９５２年，国家收购的粮食为６６０多亿斤，扣除返销粮之后，只有５６０多亿斤，差额达１００亿斤上下！

　　１９５３年，东北又遭水灾，粮食减产。粮食贩子开始活跃。全国的粮贩子，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这些粮贩子开始囤积粮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抢购粮食，哄抬粮价。

　　陈云研究了中国市场粮食的流通规律：粮食要从农民那里收购，然后由国家或商人售给消费者。

　　这样，陈云以为，处理好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

　　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陈云提出八种解决方案：一、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二、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三、只征不配——结果会边征边漏；四、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五、临渴掘井——到最困难时才想办法，还不如现在下手好；六、动员认购——政策有明令，比强征好，没有把握；七、合同预购——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八、各行其是——办法可以试，要考虑影响，考虑结果。

　　陈云曾生动地说明了“征购”的必要性。他说：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又对“配给”作了这样的说明：“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就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

　　所谓粮食的“计划收购”，被称之为“统购”，粮食的“计划供应”，被称之为“统销”。陈云的这一方案，被称之为粮食“统购统销”。　

　
　
　
第十六章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０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一番颇为尖锐的话。

　　陈云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陈云居然说“毛主席不能万岁”，其目的在于说不仅毛泽东不能“万岁”，他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们，也都不能“万岁”。由此，陈云言入正题，即在他们这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死去之后，如何防止领导权落在野心家手中。

　　陈云说：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