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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陈云之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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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那时的陈云,不过49岁。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原因在于如他所说,从“一九四五年七大到现在”,有“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跌了大筋斗”。

  这“跌了大筋斗”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1954年2月6日—10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之后第一次党内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当时在休假,没有出席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从1952年底、1953年初,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和华东调往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称中共中央存在“圈圈”和“摊摊”,欲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联合了饶漱石,又在暗中联络了林彪。

  1953年12月,当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便私下活动由他代替刘少奇。

  毛泽东发觉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

  “同志们!我以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毛泽东所说的“别人”,正是指高岗。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意见一致。

  毛泽东以为,要拉林彪一把,便派出陈云,专程赴杭州,跟因病在那里休养的林彪面谈,传达中央的意见。

  林彪立即“急转弯”,从高岗那里滑脚。 

 
 
 
第十七章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

  1958年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来历……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1956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这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也正因为这样,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第十八章 “反反冒进”主要针对陈云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

  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在南宁,1月1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1月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第十九章 离右派“五十米远”
  此后不久,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第二十章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气质,要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跃进”了!

  毛泽东提出,要“一天等于二十年”!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1958年4月15日,写下这么一段话: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这就是说,毛泽东把原本对世界宣布的“十五年赶上英国”,又改为“十年赶上英国”。

  才过了两个月,1958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以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的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二百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1962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15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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