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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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十亿元左右的物资，却换去了三十亿元左右的钞票。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指出，前两个困难是主要的。后三项困难是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就像面对一位危重的病人，陈云开出了处方。他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措施：

　　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引者注：指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从一九六○年起，大体上要五年。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更加被动。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引者注：后来由此出笼了一系列高价商品，如高价烟、酒、糖果、点心以及高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皆为陈云之主意）。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除增加粮食外，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第二十五章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陈云提出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战略思想。

　　陈云以上海一位医生的话为例：“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陈云主张“网开一面”，实行“两条腿走路”，即对商品实行双轨制：一是平价的，凭证供应；二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比如，平价的糕点是六角四分钱一斤，高价的是四元五角一斤。由于“网开一面”，使有钱人能买到高价商品，而国家又借助于高价商品回笼大量货币。

　　陈云还总结了经济工作的基点，即“争取快，准备慢”。

　　陈云强调：“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在“西楼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在武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随即一起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的情况，着重汇报了陈云的讲话。

　　毛泽东对陈云的讲话十分满意。毛泽东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其实，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副组长则为李富春、李先念。

　　可是，由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大跃进”，也就使中央财经小组形同虚设。

　　在庐山会议初期，曾有人提议再请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毛泽东也说“国乱思良将”，有意请陈云出来。可是，随着开始“反右倾”，毛泽东不仅没有把“良将”

　　请出来，甚至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

　　这时，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碰了壁，陷入困境，知道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这才不能不又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又请陈云主持财经工作。

　　因此，毛泽东可谓授命陈云于危难之际，企望这位“调整大师”来收拾因“大跃进”

　　而逼近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

　　陈云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乱糟糟的局面：三年“大跃进”，再加上从１９５９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

　　重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于１９６２年３月７－８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据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秘书的薛暮桥回忆，周恩来在３月８日出席了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又谈了七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长期计划问题。陈云以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因为“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二，“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陈云说，“现在调整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三、综合平衡。陈云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四，物资管理制度。

　　五，“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

　　六，“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

　　七，“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

　　陈云这次谈话中，最重要的是提出对１９６２年的计划来个“伤筋动骨”。

　　周恩来听了，补充道：“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第二十六章　“左”派们攻击陈云
　　由于毛泽东很赞赏陈云的谈话，于是，在省军级（即地方为省级，军队为军级）

　　传达陈云的报告。

　　紧接着，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的意见，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４月１６日，刘少奇致函毛泽东：“最近，我要邓力群（引者注：邓力群当时任刘少奇秘书）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

　　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４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传达和讨论陈云同志讲话的范围，由原来的省军级扩大到地市级。

　　这时的陈云，却到他最喜爱的杭州养病去了。据薛暮桥回忆，当时他是去杭州向陈云汇报工作。

　　１９６２年５月７－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在全国开始贯彻。这样，陈云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得以实行。

　　自从“调整大师”出马之后，中国经济渐渐摆脱了困境，陈云的威信也随之上升。

　　他因病，继续住在杭州疗养。

　　这时，“左”派们猛烈地攻击。

　　于是，有人放出空气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请陈云讲话，陈云不讲，可是，过后却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西楼会议”上大讲特讲，这是“极不正常的”。

　　陈云本人也意识到党内“左”派们在攻他。这在陈云的讲话中隐约地透露出来。

　　陈云曾这么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陈云终于遭到了“麻烦”。

　　这“麻烦”的导火线，是关于“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最初是在中国浙江沿海那座有着“小香港”之称的奇特的城市——温州诞生的。

　　笔者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的批判性报道中，查清了“包产到户”的来历。那篇报道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报道说：“包产到户”是把社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包到生产队后，再包到每户社员；把社里成片土地重新打乱划成小块，确定每块田的产量、肥料和所需工数，一般用“按劳分田”办法，包给每户社员去分散经营。社员对承包土地的产量负完全责任，超产部分全部奖励，减产部分全部赔偿。平时社员单独生产，农忙时小组互助，全社性农活大家出工。社里农具搭配到户，或者轮流使用。

　　这个办法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然后搞起来的。

　　“包产到户”，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第一次受到批判，认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十七章　支持“包产到户”
　　不过，“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的欢迎，所以如同“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１９６０年，在安徽宿县，又出现“包产到户”。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由于紧跟毛泽东，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安徽农业陷入困境。他发现“包产到户”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好办法，便决定提倡。

　　不过，由于“包产到户”在１９５７年已经遭到过批判，“名声”不好，他换了个名字，曰“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实际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一下子，就在安徽推开，４０％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

　　毛泽东最初答应曾希圣可以试一试“责任田”，不久就予以否定，认为这是“变相单干”。

　　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批判，免去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这是关于“包产到户”的第二个回合。

　　但是，“包产到户”仍在中国各地农村自发实行。

　　１９６２年，中国经济实行大调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对“包产到户”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农村困难的好办法。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于１９６２年三四月去湖南农村调查。田家英原本受毛泽东的影响，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可是，这一回经过实地了解，不仅认为“包产到户”不错，而且主张“分田到户”。

　　田家英来到上海时，正值陈云也在上海。田家英向陈云汇报了情况，陈云不作正面表态，而是称赞他“观点鲜明”。

　　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也表示支持。邓小平很干脆地说：“赞成！”

　　邓小平还说，“不管黄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责任田”可以一试。

　　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但是，当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则反对。毛泽东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

　　这样，进入了关于“包产到户”的第三个回合的斗争。

　　其实，中共中央的四位领导人对于田家英所说的关于“包产到户”的四句话，高度概括了他们的性格和政治态度：“你观点鲜明。”——陈云这句话很含蓄；“赞成！”——邓小平显得非常干脆；“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表明刘少奇的斗争策略；“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其实，陈云那句话中，已经隐含着对于“包产到户”的支持，只是按照他的性格，“不到火候不揭锅”罢了。　

　
　
　
第二十八章　不能不当面向毛泽东谏言
　　陈云对于“包产到户”是了解的。

　　一年前，即１９６１年６月上旬至７月下旬之间，他回到家乡青浦小蒸镇。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作了１５天的调查，开了１０次专题调查会。

　　陈云在农村听见农民许多尖锐的话：“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但是吃粥。”“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

　　陈云根据这次调查，写了三篇报告，即《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以及《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陈云已经提出“母猪私养”、“留足自留地”等接近“包产到户”的主张。他通过调查，了解中国农村，也了解中国农民。

　　这一回，他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又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报告，深知“包产到户”是解决中国农村困境的一帖灵丹妙药。他已经给中国工业来了个“伤筋动骨”，他也要给中国农村来个“伤筋动骨”。

　　陈云决心要说服毛泽东接受“包产到户”。他以为，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