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3期-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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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乡间早已没其他书可读，关学亮将一部《艳阳天》读了五遍，有些段落几乎会背。他的模仿力也极强，经常在颍河边学着曹灿的声调朗读《金光大道》。他长相不济，大嘴巴，金鱼眼，走路还有点儿八字脚，那部革命的小说从他那张大嘴巴里传出，总给人某种存心不良的感觉。
除去熟读《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外，关学亮还很注意国内国际形势，只是家穷订不起报刊，为能看到报纸借到杂志，他就讨好邮政人员，每天帮投递员上袋下袋接邮车。
一开始，他常常帮邵投递接车卸车。邵投递死后，接替他工作的投递员姓吴，叫吴建国。也热爱文学。他的任务是接邮车、分报纸，兼投镇上各机关的报纸。当时订报多是公款，订数最多的是公社大院和西街初中学校。公社报纸虽多，但都是这书记那社长的，分得很散，惟有初中学校的最集中。因为学校的“文人”多，订报纸的档次也高。什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等等全有。关学亮为能及时看到这些不掏钱的报纸，每天都帮吴建国装车卸袋。到了所里，又帮他分报纸，“拉”报纸。所谓“拉”报纸，是因为出厂的报纸多是两份或四份一叠，一份一份拉开，便于分给订户。等一切弄好，关学亮就将应届学校的报纸拿回家，在煤油灯下翻阅，碰上有用的，就抄下来。第二天一早再给吴建国送去，决不能耽误他中午投递。
由于经常朝邮所跑，关学亮对邮路也了解了不少，他对我们说，我们的镇邮所归开封局。也就是说，每天邮袋下了火车，由开封局发车朝各县局和沿途的小邮所分送。终点站是沈丘，沿途要经过杞县、太康、淮阳、项城等县。县局为大站，邮所为小站，由于每站都要停，装装卸卸的，一般到我们镇上都已是下午五点多。若碰上邮车路上撞了人或出了毛病，可能要等大半夜，甚至一整夜。像这种情况，夏天还好过，到了冬天就显得格外难熬。镇邮所在街东头，通往汴凉的官道在镇子的北面。原来的时候，邮车都要朝镇子里拐一拐，拐到邮所门前一按喇叭，吴建国就知邮车来了，忙拉出要上的袋，卸下来报纸和下袋，签下字，了事。那一年镇里修建道路，大街上坑坑洼洼的，邮车不便再朝街里拐，每到下午四点钟，吴建国和关学亮只得用架子车拉着邮袋去公路上等候。如此麻烦，吴建国和关学亮就盼着街道快修好。不想，等到街道修好后，邮车司机却嫌麻烦，再不愿朝里拐了。为此，镇邮所还特向开封局打了报告，怎奈司机强词夺理，硬说是镇里人多路窄不好走，影响下站项城、沈丘局接车。开封局自然信司机的，一直不批。这下不但苦了吴建国，也苦了关学亮，每天都要跟着到公路上等待，有时要等几个小时。那时候关学亮已养成了读报瘾，再加上关学亮也陆陆续续地开始发表民歌什么的，投出去的稿子命运如何一直牵着他的心，所以盼信的心情也就十分强烈，每天一到下午四点左右就坐卧不安，像丢了魂似的，非接车不可。
临近春节的一天下午，关学亮和吴建国拉着一大架子车邮袋去公路边等车，天阴霾着，像是要积蓄一场大雪。他们躲在一个残墙的背风处。天上飘下雪花时，两个人像是钻进了冰窟窿，浑身上下没一丝热气，手也不听了使唤，想让它伸直，费了很大的劲儿，直到心里发痒，它仍像鸡爪似的。脚麻痛麻痛的，为了取暖，吴建国从兜里掏出一瓶红芋干酒，递给关学亮。他们频频呷着酒，一小瓶酒顶不住喝，不一会儿，便瓶底朝天了。这时，雪又下了一层，还刮起了大风，风搅着雪甩进两个人赤裸的脖颈里，像刀子割。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钟邮车才到。那一天下的袋也多，满满一架子车，吴建国在前边拉，关学亮在一旁推，不料回到所里一查路单，竟少了一只挂号袋。这一下，关学亮和吴建国都很紧张，急忙朝项城邮局询问邮车到了没有，请开封邮局的押车员接电话。不想那押车员态度很不友好，说是袋已下完，错在你们。后经吴建国苦苦哀求，那人才答应到沈丘卸完车之后再查一查。卸车丢失挂号邮袋，这事可非同小可。在吴建国等电话的当儿，关学亮又冒着大雪去路上寻找，整整跑了几个来回，也未见到那个邮袋。
大概是夜间一点左右，沈丘来电话：车上没有那个编号的邮袋！
丢一只邮袋，在邮局为大事故，事情很快惊动了县局，第二天一大早，县局就派人来到所里调查事故原因。事情虽以吴建国为主，怎奈，他出身工人家庭，根红苗正，很快就被排除嫌疑，矛头一下全转移向地主出身、又长相就像个坏人的关学亮身上。当然，县邮局的来人无权调查关学亮，他们就以组织的名义与镇大队联系，要求他们配合侦破。那时候大队里成立的有个群专指挥部，抽出的多是出身清白的年轻人，配合运动抄家抓人、“修理”人。一听说丢了邮袋很吃惊，又一听地主子弟关学亮也去接了车，顿然就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问县局来人，邮袋里都有什么东西。县邮局的人说这个邮袋虽然不是太大，但内里挂号信和汇票很多，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小包裹。包裹虽小，但懂行的人都知道邮袋里的包裹往往越小越值钱，因为内里不是手表，便是贵重首饰。再者，汇票可以补救，而挂号信就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了。因为眼下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挂号信里有不少外地来的外调函。很可能就因为一封外调函出问题漏掉一个阶级敌人，这就是政治问题了。所以，这个邮袋的丢失很值得上纲上线，肯定是阶级敌人有预谋的破坏。大队群专指挥部的人说这好办，先去关家搜一搜再说！
因为关家是专政对象，大队里的人随时可以夺门而人进行搜查。这一查不要紧，虽没搜出丢失的邮袋，却搜出了关学亮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银色之路》，又看上面写“浩荡”二字，都不解其意，忙当作阶级斗争的战利品送到了公社群专指挥部。公社群专指挥部是全公社抓阶级斗争的总部，不但有打手，还有几个笔杆子。这些笔杆子自然要比大队的群专队员水平高，他们用毛主席的话开导大队的人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不信你们看他起的这个小说名《银色之路》，为什么叫《银色之路》？人家称社会主义是《金光大道》，这关什么亮为什么偏偏改为《银色之路》？金光为阳光，银色为月色。阳光代表白天，月色象征黑夜。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阳光大道，而是在黑暗中乱撞。再看他的笔名，浩荡，荡，古有《荡寇志》，日本鬼子有“大扫荡”，他为什么要“荡”？荡谁？荡共产党吗？想想他的爷爷和两个伯父都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他还能荡谁？这真是反动透顶，嚣张之极，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这是欺我们抓阶级斗争不力呀，同志们，那就力一个给他看看！
抓！
关学亮很快就被抓进了群专指挥部。
镇上人背后说：群众专政指挥部，光吃肉来不吃素！意思就是进到里边的人甭想囫囵出来。关学亮被抓进去之后，指挥部的人先审问他邮袋的下落，关学亮非常详细地讲解着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努力。指挥部的人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很快就由邮袋转移到他的小说，帮他分析他的《银色之路》和笔名“浩荡”二字的反动实质，直分析得关学亮目瞪口呆，有嘴说不清，说不清的后果自然就是“触及灵魂”，几个人一声吼，一下就将其吊上房梁，先是拳打脚踢，然后就用橡皮皮鞭抽，关学亮虽然能经得住皮肉之苦，但理想的破灭却使他产生了绝望。当天夜里，他就用烂玻璃割断了动脉，死在了群专指挥部里。第二天民兵发现他时，血凝了一地，两个金鱼眼暴出眼睑，直怒苍天。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就在关学亮死后的第三天，那只邮袋竟奇迹般地找到了。
原来那一天由于下的袋太多，押车员从车上往下撂袋时，有一只滚进了路旁的沟里。关学亮和吴建国也没留意，就把那包挂号袋丢在了路沟里。不想刚好赶上路边一户人家母猪要生猪仔儿，到处拉窝，因为漫地大雪，没什么可拉，见到掉在那里的挂号袋，便喜滋滋地当柴禾拉进了窝内。几天后，当它带着八九个猪崽儿走出猪窝时，主人才发现那只邮袋。因为没动铅封，内里的东西一点也没少。
只是，小镇上少了一个叫关学亮的人。
黑婆婆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见过黑婆婆。那时候她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发如墨团。而且梳得溜光，在后面绾了一个髻儿。那髻儿还用黑网子网了，中间扎了一个骨簪。由于她冬夏爱穿一身黑，人们便称她为黑婆婆。黑婆婆姓吴，听人说她年轻时个子高挑，现在虽然有点弓背，但仍能隐现出她当年的高度。黑婆婆很干净，打扮也利索，穿戴从不拖泥带水。因为她爱穿黑色，所以选料很讲究，冬穿呢子夏穿纱，衣衫做得得体又耐瞧，就显出大气和不俗。她的扎腿带子也讲究，是黑丝布的，乌黑乌黑，黑得莹莹闪蓝色。脚是小脚儿，虽称不上三寸金莲，但很耐瞧。也就是说，与她的身材很相衬。那鞋是玄色条绒布的，洋机子缝的帮儿，鞋口处还镶了皮革边儿，真可谓是无处不讲究。她住在十字街北侧，记得十字街处当时还有个白衣阁。全是大老砖垒的，很高，拱门，从里面可以爬上去。刚解放那几年，经常有公家人在上面用广播筒宣传各种新政策。那时候十字街处还都是麻石铺路，麻石是灰白色的那种，很粗糙。石与石之间的隔缝也宽窄不等，透出图案的混乱和不规。大街的两旁全是门面房，多是明清时期的北方小镇建筑风格，前高后低，道人帽式样，出厦，铺达子门。每到傍晚打烊时分，一片扣门声。黑婆婆住的也是门面房，只有一大间。她的生意很小，卖的是针、线、头绳和发卡。黑洋线白洋线蓝洋线扎花线松紧带什么的很齐全。洋纽扣儿洋发卡大针小针玻璃珠儿等零碎玩意儿全盛在一个长方形的扁盒子里。那扁木盒有一扇窗户般大小，两寸高，里边分成多个小格子，上面是玻璃镶制的盒盖，无论盖着或打开，内中货色都一览无余。
据知情人说，黑婆婆出身豪门，是大家闺秀。十八岁那年，她住的寨子被土匪攻破，土匪不但抢了她家钱财杀了她全家，也将她给轮奸了。她坏了下身，一躺半年，损了名声，不愿出嫁，一个人就住在坟院里。她恨透了土匪，每逢刑场上处决土匪，她必赶去再捅几刀，以解心头之恨。那些年里，四处赶杀场几乎成了她的职业。每每捅了土匪，她就带着血刀跪在父母坟前祈祷。后来有人见她胆大，就出钱请她挖人脑。因为此处流传一单方，说是用活人脑子能治羊羔风病。方法也简单，每逢刑场杀人，将活人脑挖出，装进一个刚杀的狗肚子里，熬熟了让病人吃下，能痊愈。黑婆婆虽然胆儿大，但她只挖土匪脑子，不沾别的罪犯。她说她只对土匪胆大，是恨给了她胆量。
打霸斗争的时候，这地方抓了不少土匪。那时候镇上民兵队里有一个叫吴大奎的人，枪法非常好。镇上枪毙地主坏蛋或大土匪，多由他执行。而且他有不少绝招儿，能让犯人保全尸，头颅上只钻一个小眼儿，也能让犯人头颅开大花，让死者有尸无首。他的绝招儿是将子弹先在发丛里篦一篦，就能将死者的天灵盖儿掀开。原因是沾上了头油，子弹头儿能炸开，他称这种篦过的子弹为炸子儿。所以，每逢毙人，总有人来求他。拎一瓶酒，或买几盒大炮台香烟，他就用炸子儿，好让求者得到活人脑。如此这般，就省了黑婆婆不少功夫。每逢毙土匪，吴大奎用炸子儿先掀开被毙者的天灵盖，黑婆婆就跑上去用小勺挖人脑。而且边挖边骂，直到挖净了，才递给那些等“药”的人，让他们速速回去配狗肉给患者治病。
一来二去，吴大奎就和黑婆婆相熟了。赶巧这吴大奎在外当过多年兵，至今未娶，光棍儿一条。黑婆婆那一年还不满四十岁，新政府为让她结束半人半鬼的生活，已不允许她住坟院。经人一说合，二人就成了家。土改过后，民兵队解散。吴大奎和黑婆婆分了二亩地和一间门面房。开初，吴大奎开油坊，专磨小磨香油。不料他命薄，油坊开张不到王年，就因病去世了。黑婆婆自叹命苦，埋了丈夫之后，她决心守寡。只是她嫌开油坊太脏，二个女人家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将磨油的家什全卖了，二亩地也雇了人，只在街上卖针线，以此顾生计。因为她孤寡一个，有了钱，她就常给自己烧阴纸。所谓阴纸，就是自己给自己烧纸钱，也叫存阴钱——就是提前把钱存进阴间银行里，以供自己死后花销。烧这种钱的时候，要请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火纸上，以便到阴家人账户。这多是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对自己的某种期望。他们用活人的心态来办阴间的事，虽然是某种安慰，但很凄惶的。
黑婆婆原本要很静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了一九六五年，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给她那悲惨的命运划上了句号。
那一年，县上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成了“三史”写作组。所谓“三史”，就是家史、村史、厂史。说白了就是忆苦思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当时城北关有一个叫翟梳的老太太，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由于其丈夫被地主恶霸勾结国民党官员无故残害致死，又抛尸郊外被群狗撕吃。她曾愤然扛着丈夫的人头到处喊冤告状，轰动豫东各县。现在被写作组挖了出来，整理成章，让老太太以“人头状”为题，到处忆苦，成了忆苦思甜的典型。镇里的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