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20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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攵琳咚党鏊撬切哪恐邢搿案屑ぁ钡娜恕�45岁的维多·拉波特从医院里写信来，告诉我他幼弟东尼的事。
3年来，维多一直病得很厉害。他的双臂青一块紫一块的，又经常昏厥。他的两个肾都已丧失功能，洗肾已无补于事，性命危在旦夕。
医生说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救回他的命，东尼愿意把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他，可是维多不肯连累弟弟受痛苦，也不想让弟弟冒着险以后只靠一个肾过活。东尼坚持到底，不断地对他说：“别忘了，我爱你啊！”
做移植手术的医生都说，上天赐给人两个肾，是为了使我们能以捐出一个。费了许多口舌，维多终于被说服了。他们兄弟俩一起去了医院多次，但每次都因为维多受了感染，须把手术延后。可是，东尼从未想过放弃捐肾，每次无功而退之后，他都宣称：“我们是会再来的！”他甚至买了一件运动衫送给维多，上面印着“我永不放弃”几个字。
终于，手术可以进行了。在这次手术中，东尼比维多更辛苦。医生须把他的部分肋骨锯掉，才可以取出肾脏。手术后，他复元的时间比维多的长，也痛苦的较厉害。
维多写道：“因为东尼无私的捐赠，我才有机会看到四个儿女长大成人。东尼所承受的痛苦、他的恐惧和感受，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知道的只是我们彼此爱护。我怎样答谢他才是呢？或者，最好的就是让世人知道，我有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弟弟。”
二
有时候我在专栏里写了一个故事之后，读者就会把他们自己的小故事写来给我。去年，我写了一个少年棒球赛的故事。那场比赛在费城的市郊举行，在第四局时，轮到一个小男孩走上本垒击球。他又瘦又弱，戴着一副眼镜，连球棒也险些拿不稳。
当然啦，如果是在电影里，这孩子会挥出漂亮的一棒，把球送上天空，在所有对方队。
看台上那个一直没有留意这个小子的女孩，立即就对他另眼相看起来。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男孩的球棒却连球也没碰到，他垂头丧气，返回球员席。
我在专栏里说了这件小事之后，一位女士寄来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一年多前，我父亲负责训练一队8岁大的男孩子打棒球。这些孩子当中有些打得十分出色，但有几个却连基本动作也没有掌握。
“在整个球季，我父亲的球队一场也没有赢过，但是到了最后一场的最后一局，他们仅落后1分。
“队中有个男孩子既从未击中过一球，也从未接到过一球。这次，前面有两个人已出局，轮到他击球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居然击中了，跑上了一垒。
“接着上场的是全队最出色的队员，看来，父亲的球队终有机会赢回一场了。那出色的队员击中了球，刚才在一垒的孩子立即跑向二垒。这时，他看见球朝他飞来。他不大清楚棒球的规则，于是伸手把球接住。犯规！父亲那队输了！
“我父亲立即叫全队队员大声欢呼，那小男孩顿时眉开眼笑。他想都没想过是他连累大家输了这场比赛的，他只知道他击中了球，又接住了球，都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他的父母后来向我父亲道谢。他们的儿子在那个球季以前，从未上场进行过比赛。
“我们始终没有把真相告诉那孩子。我们不想破坏他喜悦的心情。直至今天，我仍然为父亲在那个下午所做的事感到自豪。”
三
在某次晚餐会上，我说遗失了钱包的人10个当中有8个会仍然得到失去的钱包的。我姐夫认为我对人性估计得过高。席上其他的人也一致认为：就算钱包内有证件说明物主是谁，拾到钱包的人10个当中有8个会把它据为己有。
那天晚上，我在将于翌日刊出的专栏中写道：“如果你曾失去钱包，请来信告诉我你有没有寻回。”600多人给我回复，其中有58％的人说他们的钱包失而复得，包内什么也没有丢；23％的人说他们虽得到钱包，但包内的钱却不见了；只有19％的人说他们的钱包从此一去不返。
有个男人失去钱包之后，隔了5年才得到，里面什么也没有失掉。
有位女士到辛辛那提市度假，在河边体育馆掉了钱包。有位男人拾到了，交到失物招领处，说他没有打开来数过里面的钱（内有800美元），以免自己受引诱。他甚至没有留下姓名。那位女士写道：“由于河边体育馆的那位天使，辛辛那提将永远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四
有一次我请读者寄一些旧情书给我，好刊登在情人节那天的专栏上。其中最温馨的，要数下面这一封。
1944年5月，驻守在太平洋的水兵罗夫·伊利安，写了一封情书给芝加哥一位名叫歌莉亚的女子。他同时写了一封给妻子莉莉安的信。你可以想像，当莉莉安打开信，发现里面附有一封给歌莉亚的信时，她是如何的惊讶。
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歌莉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有关你的事我实在听得太多了，我得承认我已经爱上了你。现在，该是我向你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了。
“我说我已爱上了你，也许是唐突了一点。你对我一无所知，只是从别人口中听说过我。希望你对他们所说的不要太相信。到你真正认识我时，你会发现我这人其实并不坏，而且，我对你的爱，是此生不渝的。
“我希望，这样说会令你对我有好的印象，又不致认为我太胆大妄为。你可不可以寄张照片给我？同时，请把我的爱紧紧地锁在你的心内，直到我亲自来到你的身边并唤醒它时才把心扉打开，好吗？”
歌莉亚现在已是40多岁的妇人，她把这信寄给我时，也把罗夫在1944年5月写给莉莉安的信一起寄来。罗夫写这两封信时，歌莉亚他的女儿才3个月大。当时他正随战舰出海，已去了10个月，因此从未见过女儿的面。现在他已80岁了，仍与歌莉亚的母亲莉莉安愉快地一起生活，真正是白头偕老。
我当专栏作家已差不多3年，在这些日子里我体会到，要想知道人们的心思意向，用不着借重盖洛普民意调查，只要问问我的读者就行了。而且，我还能从读者那里，知道世界上原来有那许多无名英雄。
Number ： 8871
Title ：语丝
作者 ：
出处《读者》 ： 总第 110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程济清
在企望不可能的尽善尽美的同时，人们反而会失去本可得到的美好的东西。
如同金子和钻石，赞扬声也是以稀为贵。
悲观者抱怨风，乐观者希望风向改变，现实者则调整风帆。
不要因为你是诗人而愤世嫉俗，青春时期每个人的痛苦和迷惘都不会少。
对于许多人来说，生活中最漫长的路是通向独立之路。
如果一个人在60岁时还能做好在20岁时做的事情，那么他在20岁时一定没干什么大事。
真正的朋友是那些并不想有意识地接近你的人。
在与人交谈中，最重要的是要听到欲言又止的话。
Number ： 8872
Title ：八十自省（节录）
作者 ：萧乾
出处《读者》 ： 总第 110期
Provenance ：《随笔》
Date ：1990第3期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一晃儿竟然成为一个八旬老人了，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现在再下农场或干校去干活，估计肩不再能挑，锄头也抡不动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没有老迈感。上楼梯我不喜欢别人搀扶，早晨闹钟一响，我还是腾地就爬了起来。听力视力都未大衰退，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我有位老堂姐，她60多岁就糊涂了，耳不再聪，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会变得痴呆。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读外国文学时，我常留意他们对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从含苞到败谢的花。我大概还是受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影响，总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则大路坎坷不平。回首这80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70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宾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这十年，生活水平是大大提高了。也许离死亡更近了，对有些尤其物质方面，我看得淡了。春间龙应台女士来访，见到我的洗澡间，事后告诉朋友，说她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那一件事是我不得不住在这样的条件下度晚年。她走前又来告别，我便向她解释说，我目前的生活水平在知识分子中间是中等偏上的。领导曾再三表示要进一步为我提高，但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脱离国情。有些人尽量住得宽是为了留给子女和孙辈。至于我的子女，在他们幼小时，我尽到了心。长大了，他们应自己闯去。我是一个人闯出来的。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18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过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这姻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29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1944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1946年又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我在《终身大事》那十篇小文中，曾总结过自己的恋爱观。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有人以为1957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赤着足在田里插秧拔草的期间，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呆在上层，处处占着上风。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晨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些年月，我并未怀念抽水马桶的清洁便当。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还有北京飞机场的一位机械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有家长里短，有工作上的苦恼，有时也对“文革”发发议论其中有些还十分精辟。周作人译过日本江户时代作家式亭三马的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作者通过出入于江户（东京旧称）一家澡堂和一座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我呢，那几年是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1932年，一位西班牙朋友从《辅仁杂志》上看到我英译的《王昭君》，就和我通上信，后来他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统统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1934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族，又有体验草原生活的愿望，就邀我去内蒙当个小官，而且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就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1947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幸好，胡老板那时也不肯放。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我诅咒
“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动不动就“炮轰”、“油煎”、“千万万剐”，以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万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帜鲜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将那时的激情。1925年北平学生抗议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时，我何尝不也那么激烈过。可是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就是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也还有点自知之明。30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1938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即驾驭不了大场面。但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1935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15年间（1935…1950）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大量通讯特写，尽管不少是在鸡毛小店的油灯下或大军行进中赶出来的，但我都灌注了自己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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