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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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得力人员，到几所主要大学去听听大学生们从北京传来什麽消息。
後半夜裹，因为上海的几家主要报纸，都在等待著市委领导确定头版内容取舍和版面安排，於是，朱熔基再次下令让人不断向北京挂电话，希望北京在这个已经不能耽误的问题上，给一个明确的回话。
当时，有人出主意向北京的《人民日报》社挂电话，但朱熔基早已经通过此前《人民日报》的表现，看出来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学习《人民日报》了。
大概到了凌晨五时左右，朱熔基才接到秘书报告，说是北京方面有指示：以《解放军报》的版面内容和编排为基准，尤其必须刊登《解放军报》的社论。
此後，朱熔基如何向上海的报纸面授机宜不得而知，但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版面完全一致，首先是头版的版面安排完全一样，其次是两报都是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由朱熔基签发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而二版头条刊登的则是朱熔基署名的（世界环境日感言》一文。
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朱熔基的这篇文章，不是在篇尾，而是在篇头的文章标题下面醒目地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而那份满是空话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告全市共产党员、市民书》，却是与内文一样的小字号在文章末尾注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如此「别有用心」的文章内容，如此刻意强调文章写作时间，如此醒目和刺眼的版面安排，巧妙地表现出朱熔基及报纸编辑人员当时那「欲言不敢，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情，每个稍有眼力的看官都不会弄不明白。许多上海的知识分子事後议论这件事情，都夸赞朱熔基真是「绝顶聪明」。
六月五日，邓小平派秘书电话询问朱熔基：「有没有信心不用军队的办法，解决上海问题？」朱熔基表示有信心。邓的秘书说：「小平同志很高兴，上海的条件比北京好。」
邓小平关切
北京「六四」镇压学运的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加上广泛流传上海亦将被军管的消息，不少市民上街设置路障，希望阻止军队入城。同时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亦在酝酿之中。
眼看上海亦将陷入如同北京般的混乱局面，朱熔基便在向邓小平立下军令状後，立刻召集上海官方新闻媒介的「三报两台」（即《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的主要负责人紧急开会，要求他们以「三报两台」名义，写一封公开信。
六日当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电视台，播发了题为《上海不能乱，我们怎麽办？》的公开信内容，七日的三家报纸也都以头版头条位置圈框刊出。
这份以「三报两台」名义「致全市读者、听众、观众的公开信」，其实是由朱熔基亲自审阅定稿的。难得的是，这篇「公开信」整篇内容中没有一句政治性辞汇，只是把上海的形势描述成「上海发生的严重情况」，同时，亦把「少数坏人」诱使大学生采取「过激行动」的目的说成是「以便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完全没有半句「颠覆杜会主义」，「推翻共产党」之类的政治大帽子。
更能够被上海市民所认同的是，这份公开信中所强调的内容是：「坚决维护上海的稳定，关系到全市人民的切身利益。市政府一年光是用於补贴居民粮食和副食品的开支，就达三十多亿元。如果局面稳定不下来，今後生产任务和财政包干任务完不成，最终受损害的还是我们上海人民，也包括广大学生。实践证明，上海经济一旦被搞乱，几年都恢复不过来。什麽改革开放，什麽治理整顿，什麽振兴上海，什麽加工资、增奖金、改善生活，都将化为泡影。」
这份公开信播发和刊出後，一批本来因为北京方面血腥屠杀学生和市民，才愤怒上街游行或支持大学生抗议行动的上海市民，态度立刻有了变化，当时就有人上街劝阻大学生说：你们再闹事也救不了北京，反而搞乱了我们上海。再这样下去，我们市民和工人不但不会支持你们，而且要同市政府保持一致。
同时，许多思想单纯的大学生，也感觉上海市委及上海市政府，同北京方面的态度确实不太一样，至少没有把学生的行为，说成是「政治性」的敌对活动，於是，大多数学生的激进情绪也自然被打消。
巧妙化解六四在上海的风暴
通过如上手法使宣传战取得初步成效後，朱熔基迅即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於六月八日晚上发表电视讲话，次日的上海三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
在这份讲话说，朱熔基不将北京「六四」事件说成是「反革命暴乱」，而是说「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并声称「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因为这句话，上海市民大都认为朱熔基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北京的镇压举动。
在这篇讲话中，朱熔基还用十分感人的语调说：「面对这几天的事态发展，我忧心如焚，寝食不安。」说到面对混乱局面，市政府末能及时采取措施制止时，他竟诚恳地表示自己「作为市长，对於这几天来暂时未能坚决地执法，保护市民的正常生活，深感不安和内疚」，并表示「向大家检讨」。
同时，他又向上海市民许诺：「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第一，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过首行「军管」或戒严」。
这段话中，既下了不在上海实行军管和戒严的保证，又用一句「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已经受到来自上面的巨大压力的难堪处境，当然会受到上海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同情。
朱熔基还特别强调说：「市民们，我是你们合法选举出来的市长，是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前一句给上海百姓听，後一句给上面听）。一年多来，我感谢你们信任我，支持我。我一定尽我所能，按照绝大多数市民的意愿来进行工作。虽然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我确实是决心把自己奉献给振兴上海、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在这个危难时刻，为了稳定上海，稳定大局，维护法制，保护人民，我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如此一篇内容恳切的公开讲话发表後，终於收到了朱熔基预期的效果。播发讲话的当天夜里，即有许名单位的工人和干部给上海电视台、上海市政府或报纸编辑部打电话表示，理解「朱市长的肺腑之言」。这就使得上海人民顺从了他整顿上海秩序、平息动乱的号召。他甚至成功地发动了十万工人纠察队员上街撤除路障，维持城市秩序。
在电视讲话中，朱熔基还赠送上海大学生一幅对联，上联是：「稳定上海，稳定大局」，下联是：「坚持生产，保障生活」，横批是「上海不能乱」。於是，参加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的上海机床厂工人回赠一对联给朱熔基，上联是：「恢复交通，一千二百六十万人心所归」，下联是：「坚持生产，煤米油监棉电水保证供给」，横批是：「工人支持侬」。
历史真相终将大白的暗示
由此可见，朱熔基确实巧妙地利用了这次所谓的「政治动乱」，得到大多数老百姓的理解，又完成了中共中央要求他稳定上海局势的任务。
当然，北京某些人对朱熔基这句「历史的真相终将大白放天下」是极为不满的，尤其是他的讲话中只字未提「平息反革命暴乱」，更没有一句「坚持拥护党中央的平暴决策」之类的话。不但是北京，就连一些省和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人，看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後都纷纷向北京方面打听：上海的朱熔基是吃了豹子胆了？他的讲话怎麽和中央精神不一样呵？
在这种政治压力之下，再加上海外报刊把朱熔基的电视讲话，分析成「表示了对北京的开枪镇压不满」之类的内容，朱熔基不得不主动给江泽民打电话，解释说海外的报刊没有正确理解他讲话的核心内容，只是在断章取义。在电话中，朱熔基还特别请江泽民「向李鹏同志和尚昆同志解释一下」。
朱熔基又利用六月九日慰问工纠队员的机会，把自己头一天的电视讲话内容补充了一次。在这次讲话中，他首度使用「反革命暴乱」一词，然後说：「这几天，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了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录像，真相已经大白，谣言不攻白破。广大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策的正确性。」
这番话，当然能够使朱熔基在北京当权者那裹获得了一定的谅解，但也能使老百姓理解他的难处，多数市民都宁愿相信这是朱熔基「不得已而为之」。
但人们同时也注意到，上海虽然没有进军队，朱熔基为了兑现他「上海的问题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的承诺，「运用公检法」的力量所采取的镇压行为，甚至比北京还迅速，比北京还严厉。
六月五日清早，先是有一些人在此地坐轨拦车，致使从哈尔滨开往上海的列车被堵，接著，又有南昌抵沪的列车被迫停驶……。
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铁路公安分局，出动四百多名警察前往解围，局势才稍见好转，不料六日清晨又有多人坐轨拦车。当日晚八时左右，一辆列车在道口被迫停驶，许多围观群众站在铁轨上看热闹。
这时，从北京抵沪的一六一次列车接近道口，司机发现险情时紧急刹车也已经来不及，列车的巨大惯性，使之在冲出道口一百多米以後才停下，巨大的气流将来不及躲避的十二人或卷入车底，或撞倒在地，酿成一起惨不忍睹的恶性事故。
事故发生後，围观者情绪激动，开始欧打司机，并纵火焚烧了列车的邮政车厢。朱熔基接到报告後立刻意识到，此事如不能立即平息，如果继续酿成更大惨祸，那麽他向邓小平等人立下的「不用军队也能解决问题」的保证，将会使他成为「制止动乱不力」的替罪羊。
靠法制近是人制
他当即下令从郊区县调集一切能够集中的警察力量，火速赶往事故现场，对继续制造事故者采取强硬手段。一千多名干警赶赴现场後，用催泪瓦斯和警棍驱散了人群，并将涉嫌纵火的十一个人当场逮捕。
据统计，光新路道口事件的全部过程，造成了沪宁、沪杭铁路中断四十多小时和五百多列货车、客车因此停开的严重交通阻塞。事件中，先後有九节火车车厢、六部警用摩托车被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九百多袋邮件，直接经济损失达三百多万元。
六月七日晚，当报纸将报导这一事件的稿样送到朱熔基处审阅时，朱熔基指示要将报导内容的基调，定在「刑事犯罪」的性质上。於是，六月八号见报的消息，只是称「一起严重的骚乱事件」，仍然没有用「反革命暴乱」之类的字眼。
六月十七日，北京宣布将一批「暴徒」判处死刑，但上海的行动比北京还早两天。另外，北京判处死刑的八个人（执行时只处决了七个）分别是六月四日及五日抓获的，而上海判处死刑的三个人（全部是光新路道口纵火事件的参与者）则是六月七日抓获的。也就是说，上海的宣判速度实际上比北京要快四到五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对於任何一个罪犯，都要经过公安局拘留後的侦查、预审等过程後，认定犯罪事实才写出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检察院复查无误方批准逮捕。然後，根据公安机关侦察终结後向检察院移送的起诉意见书，检察院审查案件并讯问被告人後向法院提请公诉，同时通知被告人自请或委托律师。
法院开庭後，则要经过宣读起诉书、公诉人发言、被告人提请陈述并辩护、辩护人辩护等复杂程序。休庭後经合议庭合议、宣判等复杂程序。至於宣判死刑的犯人，则还多了一道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程序。
而上述全部复杂的程序中，仅其中开庭审判一项，就规定必须将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之日前七天送达被告人手中，但上海八九年六月十五日判处死刑的一批「暴徒」，从抓获到宣判，全部过程仅用了八天。
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还明确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
但是，上海方面判处三名光新路道口纵火者的死判後，当庭宣布：如被告人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的三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早一天砍掉这三颗人头，就能够早一天得到杀一做百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使那三个纵火者罪该千刀万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的这次宣判行动，起码在程序操作上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的。
朱青天之名
无论我们事後如何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都必须承认当时朱熔基的这一手，确实对当时稳定上海的局势，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所以，海外的报刊的评价朱熔基时，对他的这一手大多表示理解的态度。
朱熔基搞的更绝的一招是，在枪毙了几名纵火者，成功地起到了杀一做百的作用後，为了进一步取得普通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朱熔基要求上海有关方面，利用官方新闻媒介公开宣布，凡是因为那几个刀下鬼焚烧列车而给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包括因为邮政车厢被烧而产生的损害，上海市政府都将采取措施给予经济补偿。
这样一来，普通上海市民自然认为，以朱熔基为首的上海市政府，是真正为广大普通市民谋利益的政府，朱熔基本人更是「一心愿为民作主」的「父母官」。於是，随著「朱青天」的称呼出现，一些上海市民对那几个刀下鬼的同情，也就更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