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赶上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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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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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嘎”是葛存壮的简称。他的老友和老同事都叫他“老嘎”。我先前叫他全名。结婚以后，再叫全名觉得有点生分，怎么叫呢？那时，我觉得革命队伍中互称老某、小某，都显得豪爽亲切，干脆也就称他“老嘎”吧。写书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完全应该称老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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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嘎”“小嘎”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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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嘎”是葛存壮的简称。他的老友和老同事都叫他“老嘎”。我先前叫他全名。结婚以后，再叫全名觉得有点生分，怎么叫呢？那时，我觉得革命队伍中互称老某、小某，都显得豪爽亲切，干脆也就称他“老嘎”吧。写书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完全应该称老嘎。
至于“小嘎”，是葛优的小名，是随他爸爸老嘎的名字来的。从小到现在，我和他爸，还有看着他长大的叔叔阿姨们也这样叫他，我写起来也很顺手。
至于为什么不叫老葛而叫老嘎？那是他在大连拍摄影片《六号门》时，当地人问他姓什么。
他说：“姓葛。”
“什么葛？”
“诸葛亮的葛。”
“哦！诸嘎（葛）亮的嘎。”大连人就称呼他为“老嘎”。
剧组里的同事们也随着叫他老嘎，葛存壮的名字就演变成老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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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嘎的故事——1。丑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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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忧变成了葛优。没想到“优”字巧合古代演员被称为优伶的意思。更没想到后来葛优竟成了明星，是不是冥冥中真有天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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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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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是一个早产儿，降生在天坛医院妇产科。出生时不足五斤，脸上皱皱巴巴，像只丑小鸭。
我从小身体瘦弱，成人后又患有神经衰弱，经常失眠，食欲差，全身乏力。1956年夏天，我的体重已降到79斤（身高1。62米）。领导关怀，让我到北戴河海滨去疗养。回来以后，觉得精神好些。不久，竟然发现怀孕了。这时，老嘎和我结婚已将近一年。对于孩子，我本无所谓，甚至怀疑像我这么弱的身体能生孩子吗。但一旦发现怀孕，却也有些意外惊喜。老嘎特别喜欢孩子，看到同事们的孩子，总要去逗逗，玩玩。现在自己也要做爸爸了，格外高兴。
我的肚子慢慢鼓起来。婴儿在腹中开始踢腿伸胳膊了。像所有的准爸爸一样，老嘎把耳朵贴在我肚子上听孩子的心跳，摸摸孩子踢动的拳头和脚丫。一副很陶醉的神情。他说，等孩子出生，他要什么，我就给买什么。他要天上的星星，我也给摘下来。
我把母亲从老家接出来，准备请她帮我带孩子。她那年五十岁，虽已是老年人，但身体还健康，而且毕业于师范学校，有文化，懂卫生。我是独生女，母亲生我以后再没怀上孩子，因此对孩子特别稀罕，珍贵。
一切就绪，就等着宝贝孩子降生了。
当我挺着不很大的肚子走在街上时，我感到了做女人的骄傲，做母亲的自豪。那时我胃口特好，从没有什么恶心呕吐的反应，失眠也不治自愈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来月的一天晚上。半夜两三点钟，我突然肚子疼，阵阵宫缩。和我同住一屋的同事老白和我母亲连忙叫出租车送我去医院。
大夫检查后，没说什么，留我住院保胎。
第二天清早，老白到剧团宿舍把老嘎从睡梦中叫醒。怀孕后期，为了避免上下班的劳累，我一直住在西单舍饭寺单位宿舍，老嘎仍然住在小西天的家。他立即叫辆出租车赶到医院。医生和他谈话，说我身体太弱，胎儿太小，估计只有三斤多，而且可能是胎盘前置，难产，看来母子难保。最后问他，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什么时代了！居然还能提这样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封建时代，妇女的生命不值钱，公婆宁愿要自家的骨血——孩子。媳妇死了，可以再娶一个。如今已经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了，还提这样的问题！老嘎愣住了，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两个都要。”医生还是逼着他回答，究竟要大人？还是要孩子？老嘎沉思良久，痛苦地说：“那就只好保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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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嘎比生孩子的我还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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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嘎来看我，强装笑脸，嘱咐我好好卧床，千万不要乱动。
他仿佛跌入万丈深渊，幸福、欢乐都离他远去。他偷偷掉泪，独自度过了多少个忧心如焚、焦虑、煎熬的日日夜夜，而我却浑然不知。
在家里他坐立不安，突然感到我会发生不测，便立即叫出租车从小西天直奔天坛，完全不顾车费的昂贵。
病情被隐瞒了。我无忧无虑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想像着做妈妈的喜悦。不久，我被移到了待产室。在那里，不时听见产妇撕心裂肺的惨叫，尤其在寂静的深夜，令人毛骨悚然。记忆犹新的是一天半夜，听见送来一名产妇，她尖声叫道：“不许动我！啊！不许动我！”医生哄着劝着都无法给她做检查。老人们说，生孩子就是过生死关，到阎王殿走一遭，一只脚在阳间，一只脚在阴间。由于难产而死的妇女，不计其数。影视里妇女生孩子的痛苦情景都被夸张渲染，恐怖至极。妇女一提生孩子一般都会不寒而栗。
我却比较安心。由于读了一些宣传“无痛分娩”的小册子，我懂得，分娩是一件正常的生理活动。一般的动物生产时并没表现出多大的痛苦。人类是被母辈的传说吓坏的，受精神因素影响所致。
终于有一天，轮到我进产房了。提前破水，对分娩很不利，但我不明白，并不在意，也不紧张。我在产床上躺了一天多。枕边放着老嘎给我送来的巧克力、糖和饼干、蛋卷，心情很松弛。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宫缩。正好那时老嘎来看我，他看见护士们进进出出，手里端着装满鲜血淋漓的药棉、纱布等杂物的盘子，心立刻就跳到了嗓子眼儿，想，一定是我出事了。一见护士就追问。其实，我真没事。正好护士出去时，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我头冲外躺着，忽然看见老嘎站在门外，便仰头对他笑笑，这时他心里才放松了一点。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儿子平安降生了。我觉得不疼，一声也没哼。可能是儿子心疼妈妈吧，他长得太小了，但很有劲，很容易地就冲出了妈妈的怀抱，冲到了这个缤纷的世界上。我不记得听见他的啼哭。医生告诉我，一切顺利。孩子虽然小，只有2400克，但是是健康的。那天是1957年4月19日。我们的丑小鸭就降生在天坛医院。天坛是皇帝祭天祈福的地方，也给我们的儿子多多地降福了。
多年来，我一真认为天坛医院就在天坛公园里面，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奇怪念头。直到最近，才明白天坛医院距离天坛公园还有一段路呢。
护士用车把我推回病房，老嘎手里提着一袋鸭梨跟在我身边。我觉得又冷又渴，躺上床后对他说，给我削一个梨吃吧。那只大鸭梨又甜又脆，汁水又多，特别解渴。后来才听人说产妇要忌食生冷，怎么能刚生完孩子就吃这么凉性的水果呢。可那只美味的大鸭梨也没让我落下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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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这只丑小鸭有一天也会变成白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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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真是名符其实的丑小鸭，皱皱巴巴，满脸摺子，像个小老头，小得可怜。每当喂奶的时候，护士把装着一排婴儿的车推过来，送给每一位母亲。婴儿一个挨一个码着，都在“哇哇”大哭，就像是推来了一群聒噪的青蛙。只有我的儿子不会哭，他只是微微翕动着小嘴，那么弱小无助，令人心疼。我没有奶水，他也不会吸吮。邻床的孩子们都吃饱了，睡着了。我的儿子却怎么掐捏他的耳朵和人中也弄不醒，只能是饿着来又饿着走。再让护士给他喂牛奶。
前后住了一个月医院，我们回家了。
回到家，刚把孩子放到床上，他便哭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当年生下我就发高烧生病，也不会带孩子。我们全家三口站在啼哭的儿子面前束手无策。这时，邻居一位朋友走过来，给儿子打开包，原来尿湿了，儿子难受。她熟练地提起儿子的两只脚丫给他换尿布，那两条腿瘦得像鸡腿，只有皮包骨，可怜极了。换干净了，儿子舒服了，才不哭了。这时我们发现儿子小屁股被淹了，红红的。我们听了朋友的意见，每天给儿子多换尿布，用纱布沾香油贴在小屁股上，还用电灯光照，总算治好了。
一间房，四口人住不下了，老嘎就每晚到剧团的活动室乒乓球台上去睡。直到后来给我们调了两间平房，他才回了家。
朋友们都来看望祝贺我们的小宝宝。都说太瘦了，要好好带。有的人背后偷偷说，这么瘦弱，能养活吗？！
我却从来没失去信心。照着《苏联妇女》杂志上的指导，一份牛奶两份水的喂法。那时没有冰箱，怕牛奶坏，每天要烧开几次，再用冷水拔上。晚上喂奶时，用酒精灯现烧牛奶，孩子等不及，饿了就哭，等奶烧开了，又得给降温。温度合适了，孩子早哭累了，又睡着了。那些日子，可苦了我母亲。每晚得起来两次烧奶。
孩子满月了，还不如人家刚生出来的孩子胖，仍然是满脸皱纹。唉！谁能想到这只丑小鸭有一天会变成白天鹅，竟成了戛纳影帝呢。都怪我本本主义，一份奶两份水，那么稀薄，怎能喂饱孩子呢？后经医生指点，才增加到一半奶一半水，以至最后喂全奶。孩子渐渐壮实起来，四个月以后，添加了辅助食品、蛋黄和米粉，孩子越来越像模像样了。半岁以后，姥姥给煮稀粥、面条和猪肝、肉末。孩子长得不比同龄的孩子差了。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姥姥。
到现在，小嘎的体质差，神经衰弱，在摄制组老犯困，都得归罪于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
过第一个儿童节时，一位朋友给儿子拍了一张照片。这时他只有四十天，仍然不胖，但很精神，看照片上眼睛多么有神，瞪得大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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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忧·小嘎·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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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该报户口了，取个什么名儿呢？
老嘎难忘那令他度日如年煎熬的日子，他说取个名字叫“忧”吧。我想，也好。还可取义于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这样定下来。我们的户口本上落下了儿子的大名：葛忧。
叫什么小名呢？葛存壮在剧团里都被称呼为“老嘎”。那么，儿子就叫“小嘎”吧。
两岁半以后，儿子进了北影托儿所。
因为母亲要帮助家委会洗衣组记帐，我们便决定送儿子去托儿所。
那时，他还不到三岁。我们是硬着心肠送去的。开始，他懵懵懂懂地被留在了儿童游戏室，趁他还没明白过来，我们赶紧溜走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们又偷偷回去看，只见儿子含着眼泪正在玩滑梯呢。
有一天，北影厂党委书记陈昭到托儿所去视察。看到了孩子名牌上“葛忧”两个字，颇感奇怪。他说：“为什么叫‘忧’呢？不好。我给改一改吧。把偏旁改为单立人，就是‘优秀’的‘优’。”是啊！美好的社会主义日子，还忧什么？这时老嘎对小嘎出生时的担忧已渐淡忘。我觉得“优”也挺好，我们便同意了。
葛忧变成了葛优。没想到“优”字巧合古代演员被称为优伶的意思。更没想到后来葛优竟成了明星，是不是冥冥中真有天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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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嘎也学会打人了，我心里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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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日托的托儿所。都是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六晚上接回家，只能在家待一天多点。还没跟父母亲热乎够呢，就又要走了。现在想来，真有点不近情理。总是星期六接回来是笑眯眯的孩子，等到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是哭唏唏的。孩子们都不愿去托儿所。有些孩子星期一早上赖着不肯走，家里有爷爷奶奶的，父母也就妥协了。可是，我们都很坚决，从来不许孩子在家赖一天。星期一早上，不肯走，哭着闹着也要强塞到儿童车里去。我们认为不能让孩子养成“逃学”的习惯。有一次，我送儿子去托儿所，送到以后，他抓住我的衣服不让我走。我又陪了他一会儿，我说星期六早点来接你。但他说什么也不放手，不哭，也不说话，就是不放我走。我急了，还要上班呢，掰开他的小手走了。我不知道留给他幼小的心灵里妈妈的形象是怎样的无情狠心。
小嘎在托儿所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孩子，特别是刚去不久的时候，是挨欺侮的对象。后来有一天，跟我们同院住的一位同事跑来愤愤不平地跟我说：“你儿子老打我儿子，你得管管他。”我心里暗喜，我的儿子也敢于反抗了。其实他儿子比我儿子稍大，身体也壮，我想可能是物极必反，老挨别人打自然也就学会了打人。我读过一本苏联的小册子《怎样做母亲》。其中讲到，如果孩子挨打了，要教他还击，不能老是退避，不能做懦夫。我把这观点讲给我那同事听，她很不高兴，认为我袒护儿子。这事以后也就不了了之。托儿所离得那么远，我怎么去教育他？再说，也不过三四岁的孩子，打打闹闹也是常有的事。到今天孩子们都是四十几岁的人了，我那同事现已作古，她的孩子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那里定居。回想起来真令人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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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我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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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体验到了挨饿的滋味，孩子也不例外。
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照例把儿子接回来，随便问问他晚饭吃的什么。他说：“吃的粥和包包。”问他吃了几个包包，他说吃了一个。又问他吃饱了吗，他说：“老师说我不吃了。”听了这话，我心都痛了。孩子吃饭也要限量啊！如果在家里，肯定要让孩子吃够吃饱，宁愿大人挨饿。可是，如果放在家里，又不如托儿所的伙食好。不管怎么样，托儿所还是受到照顾的单位，还能配给牛奶、鸡蛋、肉类等，比在家里还是要强得多。那时每人每月才发给一张肉票，只能买二两猪肉。够谁吃啊！如今，满街的猪肉、牛肉、鸡蛋、肉鱼、虾……瓜果蔬菜，应有尽有，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夏天，托儿所传来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