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赶上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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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壮那颗漂泊不定的心终于有了着落。
　　若干年后，齐市文工团的领导丁炬同志才说起，当初在录取老嘎时还有过考虑。说他已经进入社会，比起那些招收来的中学生，社会关系复杂。但是老嘎吹拉弹唱都会，这样的人才正需要。最后还是业务需要，录取了他。其实，老嘎那时不过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怎么说得上社会关系复杂呢？
　　可是，还有一关没过呢。
　　小壮的父亲总想让儿子跟着自己做小生意，给家里多挣点钱。不愿意小壮搞那些虚头虚脑的又唱又跳的什么玩艺。这回小壮不那么傻了。他编了一个瞎话，骗他父亲说是临时到一个图书馆去帮忙，拿到了行李，进了齐市文工团。这时是1947年11月，小壮18岁了。
　　小壮进了正式文工团，感到海阔天空，说不出的高兴。每天排戏练琴，无忧无虑，积极热情。进团后正赶上演出反映土改的歌剧《火》，小壮参加乐队拉小提琴，这是团里唯一的一把小提琴。小壮拉小提琴是无师自通。他不识五线谱，不讲究指法，变调的时候就串把位，倒也能应付当时文工团演出的水平。他什么都能来两下子，扭秧歌时吹唢呐，打大鼓；也能唱歌演戏，组织上很器重他。有一次，小壮在乐器仓库里发现了一把大提琴，好奇地拿出来摆弄，领导就指派小壮跟一位白俄妇女去学拉大提琴。白俄妇女常常伸出大拇哥说：“葛，好！”后来，团里配合形势演唱河北大鼓书，需要三弦伴奏，领导又让小壮跟一个老乐师学。学了几遍，就能弹出个样子来。老嘎凭着他的聪明，在团里很吃得开。只要有应急的任务，领导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有一次，老嘎演一贫民老孙头，一下台就赶快到乐池去伴奏，专注地拉琴。偶一回头，见有人趴在乐池边上往下看。再细看，不禁吓了一跳，那不是自己的的父亲吗？
　　还好，事后他父亲没有说什么，算是默认了。
　　齐市文工团编制只限24人，实际上有40多人。40多人吃24人的供应，生活上比较艰苦。吃饭时要分饭，连高粱米粥也要分，大家轮流掌勺。每周吃一次肉，猪肉炖粉条什么的，这就不分了，让大家吃够。另外，每月发1元钱零花。生活虽然艰苦，大家从无怨言，争先恐后干工作。
　　组织上要求大家每周写一次汇报，小壮不知道该怎么写，去问老同志。人家告诉他就写自己看见了什么，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小壮第一次写汇报就写，自己早上出操后对着大树练发声，突然看见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到现在说起来还忍不住笑。
　　文工团住在二楼，一楼是电影院，由文工团管理。平时不让团员看电影，偶尔看一场，小壮记得看过《马路天使》。每天吃饭排队经过电影院，挨着边儿走，瞧着银幕看两眼，心里直痒痒。
　　1948年三大战役期间，上级给文工团任务南下慰问解放军。队伍出发以后，形势发展太快。全团坐着火车追赶，一直没有追上，一场也没有演过。最后到沈阳，改名为东北青年文工团，两三个月后又回到齐市。不久上级决定全团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小壮就成为水银灯下的新兵。
　　盼到这一天，小壮经过了多少沟沟坎坎，一直痴心不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都难以挫败他从艺的痴心，正应验了这句话：“有志者，事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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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幕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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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趣的是，影片公映时我对老嘎的这个特写镜头注意到了。我当时还想，这个演员的眼睛挺有神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眼睛有神采的人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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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买票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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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工团调进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后，先住在孝子坟宿舍，团员们等候分配工作。
　　小壮从小是个影迷，最爱看电影。什么《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凤凰于飞》、《陈查礼大破隐身盗》等等影片，他都看过。对于当时的电影明星韩兰根、殷秀岑、周璇、刘琼、周曼华、顾也鲁等等，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学徒时他楞是舍得用有限的零花钱去买八寸大的明星照片，压在候诊室的玻璃板底下。
　　你说他怎么能有钱买票看电影呢？他学会了耍猫腻。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看见别人把五分钱塞到把门收票人的手里，不用买票就进去了。他也学到了这一招。正式票价一角钱一张，他用五分钱就看一场电影，一角钱就可以看两场了。
　　小壮在等待分配工作。文工团员们有的被分配到行政部门，有的被分配到乐队，有的到歌队，有的到演员组。分配工作由领导研究决定，个人都是无条件服从。小壮内心最希望能到演员组。
　　我问他：“你那会儿是不是特别紧张？”
　　他说：“也没有。那时候服从分配的观念很强。大家都这样。分配了后就各人去上班，也没有谁议论什么。”
　　轮到领导和小壮谈话，领导问他愿意到乐队还是到演员组，他说愿意到演员组，就这样定下来了。
　　小壮接到通知到演员组报到，从孝子坟宿舍搬到演员组宿舍。第一晚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里乐开了花，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美的事竟然摊到了他头上。朦胧中好像星光已经在他面前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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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龙套跑得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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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东影正在拍摄《赵一曼》、《白毛女》、《中华女儿》等影片。小壮他们这些刚去的青年演员的任务就是跑龙套。早上到组里黑板上看看，先到这个组演老乡，忙穿上老乡的服装。一会儿又换上日本鬼子的服装，端起枪朝老乡们射击。忙忙碌碌，看不见自己的镜头，却跑得很兴奋。有一次从完成片上看见自己演的日本兵把自己演的老乡枪杀了，大家都禁不住笑了。有一次在《中华女儿》组里演日本兵深夜被游击队包围从兵营中跑出来。那是长春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冬，这些青年演员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组里给每人发一件军大衣披着，再发一杯白干。听导演口令：“喝酒！”每人都赶紧喝两口酒。第二个口令：“脱大衣！”大家都脱掉大衣。第三个口令：“跑！”大家就争先恐后慌张往外跑。就这个镜头拍了三遍，那滋味真不好受。可也跑得屁颠屁颠的，还挺乐。
　　就这样跑群众跑了两年，问他烦不烦？他说：“不烦！”问他对那些演主角的演员羡不羡慕，像张平、于洋这些耀眼的明星。他说：“羡慕，但是我不着急。我有一个信念，不会永远跑群众的，总会有戏演的。”是的，正如瓦西里耶夫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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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名字上了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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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有一天，在影片《赵一曼》的演员名单字幕上出现了“伪警察乙——葛存壮”。他在审讯赵一曼的一场戏中，扮演了其中的一名伪警察，只在一个半身镜头里露了面。这是按当时的规定，有中景以上的演员就可以上名字。任何观众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名字，同行们也没有什么反响。对别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老嘎来说却是头等大事，是他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老嘎的名字居然上了新中国的影片，真是无比的荣耀！从滹沱河畔走来的农家顽童，从青岛贫民区走来的贫苦少年，从齐齐哈尔山东大院走来的失业青年，居然有朝一日上了新中国影片的字幕。这就是开头，这就是起点，确实值得大书特书。这种荣耀感在老嘎的心头萦绕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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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那个眼睛有神采的演员后来竟成了我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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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嘎饰演的第一个有戏份的角色是《六号门》中码头搬运工的监工朱把头。朱把头是在大把头后边转的小把头，是个反面人物。大把头张金龙由谢添扮演。导演吕班提出戏剧生活化，要求演员带着角色带着戏剧到生活中去。两个把头好似回到了旧社会，穿上绸裤褂，手拿纸折扇，耀武扬威，随意打骂工人。工人们则在工会全力支持摄制组的号召下配合演员，有的跪地求饶，有的挺身反抗。导演还要求把头到天津著名的皇宫舞厅去跳舞，到暗娼出没的小胡同中去溜达。考虑到万一被警察误会抓去，特地办了公安局的证明信揣在怀里。实际上，老嘎感到这样做没有多大的收益。倒是在工人们忆苦的座谈会上，听到他们对旧社会活生生的形象的叙述，有较深的感受。老嘎第一次演一个有戏份的角色，自己感到举足轻重，成败得失影响到未来的命运，因此全神贯注地投入。
　　朱把头有五六场戏，主要是表现把头们内部抽签决定和对方拼搏时由谁去送死。结果朱把头抽到了死签。他家有妻儿老小撇不下，便向大把头求饶，遭到拒绝。后来这场生死博斗被地下党知道给制止了。表现朱把头抽签和求饶时，导演都给了特写镜头。老嘎经受住了特写的考验，表现人物的身份、心理、感情都很准确。这个角色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最有趣的是，影片公映时我对老嘎的这个特写镜头注意到了。我当时还想，这个演员的眼睛挺有神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眼睛有神采的人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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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看完老嘎的表演，高兴地说：“我们厂又出了个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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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国庆献礼影片《红旗谱》。剧本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导演凌子风提出让老嘎扮演其中反面主角、老地主冯兰池。老嘎接到通知后，喜出望外。冯兰池的戏比较重，跨度又大，人物的年龄从二十几岁直到六七十岁。老嘎感到负担比较重，这时传来消息说演员要试镜头，才能最后确定。老嘎心里七上八下，觉得自己表演经验不足，十有八九要吹台。正在他准备试镜头的时候，导演又通知老嘎不试镜头了，冯兰池决定由他扮演了。他这才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但接着又担心自己把握不好，把戏演砸了。老嘎就去问凌导演怎么敢于这么大胆选用他。凌子风说就根据他平时跑群众的感觉，那种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老嘎觉得这个角色演好演坏，对他的艺术前途至关重要，兢兢业业地准备。当时摄制组很重视案头工作，集体讨论剧本主题，时代背景，讨论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老嘎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剧组又深入到冀中地区去听取群众意见，倾听他们的亲身感受，使老嘎增加了许多感性知识。他不停留在概念化的对地主的一般理解，而是抓住“这一个”地主的外部形象和内心的思想感情。他反复仔细阅读《红旗谱》的小说和剧本，把小说中关于冯兰池心理性格描写的片断剪下来贴在剧本上，一遍又一遍地揣摩。他根据小说中描写冯兰池的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去深挖，“老”者，老奸巨滑。“辣”者，阴险毒辣。这就是冯兰池的性格基调。老嘎成功地塑造出这样一个老地主，他每一次出现时，那猥琐的姿态和阴冷的眼神都渗透出这个老地主内心世界的阴险、卑鄙和残忍、毒辣。他看中了朱大贵手中的脯红鸟，大贵不卖给他，他就唆使乡丁抓大贵去当兵。他走到被捆住的大贵面前，带着阴冷的笑容说：“定而不疑的是该你出兵。”那神态那笑容充分表现了老地主内在的狡诈。老嘎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平时的社会阅历和这个角色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实属不易。
　　老嘎经常说起化妆师孙月梅对他的帮助。孙月梅给他织头套，在脸上抹胶水，粘胡子。老嘎说，孙月梅给他化完妆，他对着镜子一照，自我感觉很好，立刻信心倍增。这个角色的成功，有孙月梅不小的功劳。
　　影片完成后请厂领导审看。汪洋厂长看完后对老嘎的表演很满意，高兴地说：“我们厂又出了一个演员。”
　　从电影学院新分配来厂的青年演员雷鸣等告诉老嘎，他们学习时老师还把冯兰池当一个典型来分析。他们以为这个演员一定是一个糟老头子。见面后不胜惊讶，原来还是个小伙子呢。
　　冯兰池这个人物可以说是老嘎的成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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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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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拍摄《红旗谱》的同时，拍摄《粮食》的导演魏荣又约请老嘎扮演影片中的日本军官清水小队长。两片需同时拍摄，两位导演还曾有过一番争执，后来由汪厂长给协调解决了。常常是拍完《红旗谱》的一场戏后还来不及卸妆，《粮食》的小轿车就等在现场督促老嘎上车。忙得不亦乐乎。不久之后，影片《矿灯》的导演李恩杰又约请老嘎扮演影片中的日本经理岛田，这也是反面主角。老嘎一年之内同时在三部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当时我国每年所拍影片数量不多，一个演员能上一部影片就算是幸运的了。老嘎同时上三部戏，无怪乎有的同志开玩笑说：“今年是嘎年了。”
　　老嘎在三个摄制组之间奔忙的时候，我正在积水潭医院住院，高烧不退，病因不明，做过各种检查，甚至抽骨髓化验分析。老嘎只来看过我一次，这一次带着我的母亲和儿子小嘎。从小娇养的我没有一句怨言。我理解他，支持他。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家庭放在第二位。
　　老嘎在文工团演舞台戏都是扮演正面人物，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曾排演过两出话剧。一是《把眼光放远一点》，他在剧中扮演日本军官，另一出是《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他也在剧中扮演日本军官。大家对他的表演反映不错，从此好像就奠定了他饰演反派角色的道路。有些演员不愿意演反派，怕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老嘎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甚至觉得剧本中的反派往往写得比正面人物生动，演起来容易出彩，没有拘束感。可是我不喜欢看他演的反派形象，特别是他在《小二黑结婚》中扮演的流氓金旺，和《停战以后》中饰演的孙拐子，太让人恶心了。老嘎就说：“你也是干这一行的（指电影），怎么说话就跟普通观众一样？”平常看电影也是，我总是特别投入。有的时候看到人物遭遇不幸，危机四伏，或者什么悬念很强的侦破戏，紧张得不敢看。他说：“你怎么这样？拍电影明摆着是假的，你紧张什么？”我反驳他，干这一行的也要进戏，你那么冷静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