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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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峰口血战获胜，宋哲元军长激励士气，于15日亲笔写下“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和“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条手谕，传令全军，使全军士气大振。
罗文峪地处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凹入处，倘被敌人占领，则喜峰口、古北口侧后都将受到攻击，我军势必腹背受敌。
侦悉敌将大举进攻罗文峪，守卫在该地的刘汝明暂编第二师便迅速部署，严阵以待。
由于暂编第二师只有一个旅三个团，兵力薄弱，张自忠、冯治安16日决定将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刘景山部和三十八师二二八团祁光远部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汝明师长指挥。
行前，张自忠召集二二八团少数军官训话，对他们说：“日寇在长城地区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未能前进一步。现在又集中兵力向我军阵地猛扑，并派两个联队向我军左翼迂回，敌人的便衣部队已窜入遵化北20里的罗文峪地区。你团要迅速出发，抢占罗文峪长城之线阻击日寇西犯。到达罗文峪后，首先集中兵力，将敌便衣队消灭。要不惜一切牺牲，消灭该地区所有敌人。”
16日，由承德南下的敌人经半壁山向罗文峪前进，同时喜峰口方面日军2000余人也向罗文峪方向移动。
刘汝明根据敌情作了部署：一、祁光远部担任右至千家峪经罗文峪，沿长城至大毛山之线防御；二、暂编第二师第一团李曾至部之刘福祥营右接祁团左至山楂峪左端之高山炮楼；三、二一九团刘景山部置于下营援助祁团；四，李曾志率其第三营及机枪、迫击炮各连援助刘福祥营。
17日上午，日军出动5000余人，分两路向罗文峪、山楂峪同时发动猛烈攻击。炮声、枪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硝烟滚滚，火光冲天。祁光远团和刘福祥营死守阵地，浴血奋战，阵地屡失屡得，反复冲杀，异常惨烈。经刘景山、李曾志率预备部队增援，战线方告稳定。当天夜晚，祁光远团第三营王合春营长率大刀队由左翼绕至水泉峪附近，向敌背后偷袭。我正面守军同时发动攻势，激战一昼夜，与敌肉搏20多次，击毙日军吉田少佐以下数百人，生擒日军官三名。但王合春营长不幸陷入敌机枪阵地，前胸中弹，壮烈牺牲。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不叫日寇度长城（6）
敌人受到打击，恼羞成怒，于18日凌晨，又调集3000多人再次发动进攻。刘汝明师长亲到手枪队督战，终于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并捉日军上尉一名。中午日军又向我山楂峪两侧阵地进犯，激战到黄昏时分，敌人仍未能前进一步。
当时，我军又按喜峰口胜敌之策，对日寇进行了大规模的夜袭。由李金田旅长和祁光远团长各带一团，从沙宝峪出发，分头向敌左右两侧发动袭击。敌人仍然是未有防备，被我军突入，奋力搏击冲杀，激战通宵。日军尸横遍野，堆积如山。在我军冲击下，已形不支。
刘师长见敌军阵地动摇，军心已乱，便下令全线反攻，对敌人前后夹击，敌人全线崩溃。三岔口、快活林、左山子、水泉峪、马道沟一带敌人全被击溃，残敌狼狈逃窜。二十九军取得了罗文峪大捷。
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的捷报，十分高兴，特电召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到保定。蒋介石接见了他们，并盛情款待。
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就作了长期防守打算。
喜峰口战事一起，宋哲元就以一部分兵力，在民工的协助下，按计划在兴城镇、撒河桥沿滦河右岸至马蹄峪一线，赶筑一条绵密坚固的主阵地带。
4月3日，冷口吃紧，二十九军为防不测，便将主力部队配备于主阵地带内，并划分为四个防区：第一防区由兴城镇至车头峪，赵登禹为防区司令，辖一○九旅二二二团、二二一团第一、第二营及三十七师骑兵营；第二防区，左至尖山顶，黄维纲旅长为防区司令，辖一一二旅及一○九旅第二一八团；第三防区，左至马蹄峪，董升堂为防区司令，辖第二二四团；后黄花峪经寿店子至松树胡同为警戒防区，佟泽光旅长为防区司令，辖一一三旅第二二三团、二一五团、二二一团第三营及三十八师骑兵连。
4月11日，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日军突破冷口商震第三十三军防线，攻入长城以内，进一步占领迁安，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境地。
12日一早，日军由二道坡子出动步兵3000余人，向黄维纲旅松树胡同阵地猛烈进攻。我军奋起抵抗。双方激战数小时，反复进行肉搏战，日军攻势凶狠。张自忠闻报，急令李九思率部增援，才使局面稳定下来。
此次战斗，二十九军阵亡营长杜国邦以下500余人，其中军官十余人。
南京军委会闻讯，致电宋哲元、张自忠：“贵军在孩儿岭滦阳城附近与敌作殊死战，致伤亡甚众，至为悼念。除杜营长一员，交部汇案议恤外，尚希鼓励所部，期收最后胜利为要。”
由于冷口、迁安失守，日军迅速深入长城以内，二十九军固守喜峰口、罗文峪一线，既不可能，也无必要。4月13日，二十九军奉军委会令忍痛放弃喜峰口、罗文峪一线阵地，向西南方且战且退。
长城抗战终告失败。
5月31日，屈辱的《塘沽协定》签字，在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对东三省的占领，并使察东、冀东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这实际上为日军提供了进一步侵略华北的特别许可证，平津及华北5省，完全置于虎口之下。
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但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敌却是中国军队的骄傲。喜峰口、罗文峪大捷是长城抗战中仅有的两次胜仗，都是二十九军打的。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振奋，使中国民众热血沸腾。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成为人民众口传颂的英雄。
喜峰口、罗文峪大捷，是二十九军全体官兵奋斗牺牲的结果。为了抗击日寇，保卫祖国，二十九军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惨重代价，其中张自忠部伤亡2000余人。全军伤亡王宝良、王合春、杜国邦、王凤芝、苏东元五位营长和二一七团副团长胡重鲁。
旅长佟泽光、黄维纲，团长董升堂、李九思、祁光远等战绩显赫，二十九军威名远扬。诗人醉丐吟哦《颂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七绝一首，诗云：
军称模范久驰名， 誓与倭奴苦战争。
深夜出兵来杀贼， 刀光闪烁气峥嵘。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1）
长城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另一支抗日武装又在察哈尔举起了抗战的旗帜，那就是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原来日寇在侵占东三省以后，又继续南犯，攻占山海关，向关内扩张。隐居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坐不住了。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通电下野，先隐居山西汾阳峪道河，后移居泰山，1931年又移居张家口。他虽说错误地参与中原大战这样的军阀战争而招致西北军的失败。但他却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爱国的军人。他的西北军历来就以爱国为教育宗旨。在国家存亡之际，他岂能坐视而不问！？
这时从南方来了一个位客人，前来拜访他。这位客人曾是他的部下，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冯玉祥的西北军曾一度任用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如刘志坚、浦化人、董健吾、邓小平等。后来他虽参与了蒋介石的清党活动，但他却没有杀一名共产党员，而是把他们礼送出境。
这个昔日的部下来见他，劝他出山，组织部队抗日，运用他在军队中的威望与影响，尤其是在西北军中的威望，相信登高一呼，自有千百人群起响应。并且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会发动所在地的群众支持他。
冯玉祥从民族大义出发，毅然决定出山，组织一支抗日军队。他便在张家口（当时是察哈尔省省会，而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抗战不在张家口）打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号召民众，号召旧部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侵略者，保家卫国。
其时二十九军在长城抗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给一切爱国的民众和军人以极大鼓舞，于是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人极为踊跃，许多西北军的旧部，也纷纷来归，在察哈尔形成一支不可低估的军事力量。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消极抵抗态度，由于晋军商震部的失利，冷口、迁安失守，由于卖国屈辱的《塘沽协定》的签定，长城抗战终告失败，二十九军不得不从喜峰口、罗文峪一带撤退。
二十九军撤离长城后，并没有开赴察哈尔，仍然退回晋东驻防。张自忠的三十八师驻阳泉、平定一带整训。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本来是想以此稳住日本帝国主义，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南方的共产党武装，尽快地消灭共产党。
但是，日本侵略军却不听蒋介石的“安抚”，它本来就是贪婪成性的，《塘沽协定》远远满足不了它的胃口，所以《塘沽协定》墨迹未干，日伪军就出兵进犯察东。国民党其他军队根本不作抵抗，日伪军连陷宝昌、康保等地，张家口岌岌可危。
在此情况下，冯玉祥令同盟军分路出击，未及旬月，便连克康保、宝昌，并且收复沽源、多伦。捷报传来，举国振奋。
但这一爱国抗日之举，却又招致蒋介石的忌恨和其他方面的猜忌。
首先，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没有得到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批准而擅自建立，属非法的武装，必须取缔，是属于“安内”之列，加之这支武装又是冯玉祥出面领导的。冯玉祥和蒋介石曾在中原大战中作过生死一决，虽然冯玉祥失败了，但蒋介石感觉到冯玉祥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一旦他手里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远比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可怕得多，对自己的威胁极大，绝不能容许他掌握军队。
再说抗日同盟军直接和日军对抗，必然会激怒日军，引起日军全面大规模的进攻，那《塘沽协定》的一番用心岂不全部白费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会被打乱，所以绝不能允许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存在下去。因此，蒋介石一面派人赴张家口以共商国事为由，敦促冯玉祥到南京来；另一方面令何应钦调集庞炳勋等部，准备以武力将冯玉祥驱逐出察哈尔。
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事，也引起他的老部下宋哲元的不快和猜忌。
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在张自忠的大力拥戴下，宋哲元出面收拾残局，改编、组建了第二十九军。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二十九军终于不但渡过难关，而且站稳了脚跟，壮大了起来。
宋哲元在张学良的举荐下，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这也算二十九军有了自己的地盘。冯玉祥这么做，实在有点“鸠占鹊巢”。
由于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对日作战大捷，他宋哲元和张自忠、冯治安还在保定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勉。宋与蒋的关系变得密切了许多。现在老长官冯玉祥乘他不在张家口之机，在他的辖区治下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这使他实在不好对付。因为这支军队未得蒋介石的批准，是非法武装，按理应予取缔；可是说取缔，不仅冯玉祥是自己的老长官，无法下手，而且现在察哈尔的军政大权，在实际上已掌握在冯玉祥手里，自己却好像成了一个“流亡”省主席。说不管，可是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又怎么交待！
宋哲元不反对抗日，但现在这种势态却使他两面作难。他对冯玉祥之举（主要侵犯了他在察省的权力、地位）持有异议，但又不便公开反对，所以在二十九军长城撤军后，他也没到张家口；而是避居北平，静观事态的发展。到时蒋介石如提出质询，他以在北平治病为由，可以搪塞。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2）
1933年6月，何应钦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立即召集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等人开会。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奉命来到。
本来何应钦还通知了宋哲元与会，宋哲元已深知此会是为了对付冯玉祥，所以称病为由推辞不来赴会。
会议正式开始，何应钦主持会议。
何应钦道：“今天把诸位请来开这个会，是奉军委会蒋委员长指示召开的。《塘沽协定》后，我方与日军从总的方面来讲，相对稳定，能够和平相处。但是，近日冯焕章先生，受赤匪分子之鼓惑，趁察哈尔省主席宋明轩先生因病在北平治疗，察省无人主持军政大计之机，在察省组织赤匪武装，以其在原西北军中之声望为号召，起而为乱，向日军一再挑起争端，以图破坏目下的平稳局面，引发中日两国大规模的、全面的武力对抗，好坐收渔利。这对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大相径庭。况这些打着冯焕章先生旗号之非法武装，实则乃是赤匪分子窜来察省作乱。因此军委会下令必须予以剿灭，以保持察哈尔省社会秩序之安宁；以维护中日两军边界之平静与中日邦交之和平。所以中央军委会命令委庞炳勋为‘察哈尔省剿匪总指挥’，命令庞炳勋部、傅作义部、冯钦哉部立即着手准备进剿察省赤匪，待命进剿，不得有误。”
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三人起立领命。
何应钦宣布会议结束后，让傅作义、冯钦哉回去立即部署准备，却叫庞炳勋留下。
傅、冯二人告辞何应钦，一同往外走去。
冯钦哉问傅作义：“傅兄回去作何打算呢？”
傅作义道：“冯焕章是共产党么？”
“冯焕章如果是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