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上将张自忠传奇-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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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张自忠派人通知日方：“津市地面，五方杂处，伏莽遍地，我们为保持社会治安之稳定，到处派有武装便衣密查。如日方要越界办案，领事先通知我方警察局，经我方认可，然后会同办理。否则发生意外，我方概不负责。日军外出演习，要将演习的场所，通报我市府，以便转告我驻军，以免发生误会。”
对于那些失意军人、无聊政客，或为生活所逼，不顾民族大义，铤而走险与祖国为敌的人，张自忠则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促其觉醒，晓以国家民族大义，劝导其不要为异族做帮凶，出卖祖国，最终落得可耻下场。
这样，感化了一些人，震慑了一些人，故在他的任期内，此后再没有发生变乱。市面相对平静。
英国当时是世界三强之一，在天津拥有租界。在天津的一些殖民主义分子，恃强凌弱，行为不法。张自忠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也是张自忠上任不久，1936年夏天，张自忠接到一份报告，这是特一区税务分局呈上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天津英商开办的平和洋行，在特一区大连码头出口大批西口羊毛，不缴纳地方捐就擅自装船。即将起锚时，被特一区税务分局查获。
该洋行装船时并未出示税单。主管人与之交涉，英商居然傲慢地声称，自《辛丑条约》后，英商一向不纳地方捐，至今已30余年。
张自忠看了这份报告，便在上面批示道：“不完税，不许开船。交三科查照办理。”
他还对负责交涉的市府第三科科长说：“英国鬼子诈欺取财，这回可不要放过去。”
三科当即通知特一区警察署主任黄子和，把平和洋行火轮扣下，不准起锚，坚持完税。
当时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雅斐乐派领事官何伯特前来市府交涉。
何伯特身穿外交官礼服，腰佩洋刀，气势汹汹地来到市府，要求面见张市长。
传达室主任将他引到第三科会客室。
何伯特神态傲慢地嚷道：“我是英国驻天津领事官何伯特。我奉敝国总领事雅斐乐爵士之命，前来见你们的张市长，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天津市政府无理扣押我国平和商行火轮，并要求赔偿延期费。你去给我通知张自忠先生，就说我何伯特要会见他。”
三科长对这位英国外交官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听完了他的一番气势汹汹的抗议后，淡然一笑道：“好！先生你且先休息一下，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向张市长禀报，看张市长是否能接见你？请你等候消息好了。”
这位科长倒是真的来向张自忠禀报了这位英国领事官提出的抗议和要求，并说：“他要求会见市长。市长是否见他？”
张自忠道：“你告诉他，事关商务，可由该洋行与三科洽办。告诉何伯特领事官，我忙，抱歉，不能见！”
三科长故意迟迟不来见这位英国领事官，让他一个人在会客室坐“冷板凳”，直让他坐得十分不耐烦了，三科长才姗姗而来。
何伯特强压心头怒火地质问道：“为什么让我等了老半天，才出来见我？”
“我也没法呀，我们张市长事情太多，我去见他，也得排队呀！”
“他能见我吗？”何伯特迫不及待地问道。
“张市长说了，这种事务纯属商业上的事务，可由平和洋行与我们三科接洽办理。”
“你给他说，我要见他！”
“抱歉，你的要求我已向张市长禀告了。张市长说，他现在很忙，不能接见领事官先生，只有请你原谅了。”
结果这位英国领事官，气势汹汹而来，却毫无结果地怏怏而去。
第二天，平和洋行派员来到市府，求见三科负责人。传达室按照科长的安排，让来人晾了一个多钟头，才让他进了三科。
科长坚持要平和洋行纳了税才可放行。来人没法，只得当场开了支票，并附书面申请纳税书，送三科收讫。随后三科把英商平和洋行纳税申请书，抄送英国总领事馆查照，并请转饬全体英商，自即日起，必须一律完税，不得托词。
自从此事件后，所有外商一律缴纳地方捐。
1936年7月下旬，英租界内8 000余户洋车夫，照章在英工部局登记纳捐，叫“起英国捐”；但若去日租界、法租界、意租界，还需“起日本捐”、“起法国捐”、“起意国捐”。就是说一辆洋车，必须要缴四道捐； 才能在各国租界间通行无阻。
当时的车夫，并非车主，他们租的是洋车厂的车，要向洋车厂交车租，也叫“车份”。一个洋车夫，每天除缴车份、车捐外，必须赚1．5元左右，才能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劳作辛苦，且地位低下。通过各国租界时，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巡捕或乘客的殴打、辱骂。
这天，从天津英租界一幢别墅式的西式小洋房里，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碧睛黄发、隆鼻白肤的洋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6）
他走出大门，招呼来一辆洋车，坐了上去，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吩咐：“怡和洋行。”
原来这洋人是英商怡和洋行的职员。
洋车夫不敢怠慢，应了声：“是！”拉起洋车，便向怡和洋行的方向小跑了起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各大城市，洋车（即人力车，有的地方叫黄包车）都是代步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城市里便有了数量庞大的、靠拉洋车为生的工人——洋车夫。他们大都生活贫苦，自己是买不起车的，只有向洋车行（厂）租车来拉。洋车行的车，并不是辆辆都是新车或好车，大半都是旧车甚至是破车。所以经常会大大小小地出一点事故。车行老板是不会承担什么责任的，倒霉的事，都总是落在车夫头上。这不，今天拉着这位怡和洋行洋职员的车，在半路上就出事了。
这车拉着拉着，兴许是这位洋乘客太胖太重，在一个稍有下坡的地方，车轮被石子什么“硌”了一下，车身一腾，只听得车座“嘣！”一声轻响。那位英国洋行的洋职员，只觉得他那肥肥的臀部被一个尖尖的物体扎了一下，扎得有点儿疼，他不禁“哇哇”地在车上大叫起来。
恰在这时，那个车夫苦着脸停下了车，放下了车把。
原来是车坐垫的弹簧断了。这位洋人的洋屁股，恰巧是被断了的弹簧给锥了一下。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仅他的屁股没有被扎破，连他的裤子都没有损伤，严格地说，他那“尊贵”的屁股只不过被那断了的弹簧“硌”一下而已。
洋车夫已有四五十岁年纪，他干这行已是老手了。他听车子的响声，便知道车子出了毛病，这趟算是白拉了不说，还得赔笑脸准备挨顿臭骂。他放下车把，转过身来，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位洋客人解释道歉，这个英国洋职员，便已从车上跳了下来，一伸手便“啪！啪！”扇了车夫两个耳光，接着破口大骂：“他奶奶的，你这个中国猪猡！拉的什么车，把我的屁股都扎疼了！真他妈的混蛋加王八蛋！”
车夫捂着脸，连连向这位大发雷霆的洋顾客鞠躬，口里连声道歉：“先生，对不起，那是车子坐垫的弹簧断了。这车子是小人从车行里租的。实在对不起，请您多多原谅……”
英国人瞪着眼，臭骂了车夫一顿，气咻咻地扔下一句话：“我要让你们这些拉车的中国猪猡知道厉害！”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
这个车夫，挨了两记耳光，一顿臭骂，一分钱也没得到，拉着断了坐垫弹簧的车，怏怏地走了。今天他是一分钱也找不到了，还得想法借钱修车，一家人又该饿肚子了。
但是，就这么一次小小事故，却闹出一场大风波来。
这个洋人屁股被扎了一下，打骂了一顿车夫还不解气。他还到英租界工部局，找到局长巴恩士，要求工部局全面检查“起英国捐”的8 000余辆洋车的弹簧垫子是否坚固、安全，以免扎伤洋人的屁股。
巴恩士立即下令全体车夫到工部局登记检车。自上午8时起到下午6时，报到登记后不准离开，违者处罚。
许多车夫等候一天，也轮不上检车，干赔车份而不能拉客。车检时，英巡捕任意殴打、辱骂车夫。车夫忍无可忍，群起向胶皮车公会诉苦喊冤。胶皮车公会推出八位董事到市政府社会局请愿。
张自忠得知后对有关人员说：“你们告诉胶皮车公会，英国鬼子打中国人，中国人在英国租界可以不拉客！”
社会局立即告诉胶皮车公会，转告英租界8 000多车夫，自即日起，一律可以拒绝拉客。为维持车夫生活，允许他们到中国管区拉客、拉东西。
第二天一清早，英租界内不见有任何洋车拉人。各洋行、领事馆、外国驻军及开滦、怡和、太古等各行及各码头华洋职工上班的人们，大喊“胶皮”而不见应，又喊“洋车”也没有人答，群情哗然，莫名其妙。
英工部局见状，急忙派大卡车数辆，将持有英领事馆、英军司令部及英工部局工作证者，送往工作地点。同时太古、怡和、汇丰、麦加利各大洋行、银行亦被迫出动车辆接送职员。
因车辆不够，英工部局甚至把押送犯人的囚车，也派出接送低级华人职员。大家认为不吉利，大骂“英国鬼子”，拒不上车。
就这样僵持了三天。英租界秩序大乱，一塌糊涂。英国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第四天早上8时，巴恩士亲自来到市政府第三科科长家商谈解决问题。
科长对巴恩士道：“本人不与闻此事，俟见市长后，再作答复。”
巴恩士忙说：“向你致敬，盼早回音！”
张自忠听了三科长的报告后道：“好！你可以代表车夫去告诉巴恩士，今后可不允许英国巡捕打中国人！验车过期，赔车钱！穷苦人过日子不容易。”
天津市政府第三科即代表车夫，向英工部局提出三项要求：
一、抗议英国巡捕殴打中国人，今后工部局要保证验车期间，不再有殴打华人事件发生；在语言方面要有礼貌。
二、验车过期，过一小时，由工部局付延期费两元。
三、今后在英租界内，英巡捕对待华人，不得有任何侮慢行为。
巴恩士对此一一认可，只有延期费一项，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决定，每辆车如因验车耽误半天，由工部局付补助金一元。
双方达成协议后，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方告结束。
这次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取得胜利，是与张自忠和他领导的天津市政府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张自忠在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事斗争上的一个胜利。
这对于他委屈以求和平的心情，多少可以得到一丝安慰。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7）
1937年春，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内容。
张自忠何以要去访问日本，当时人们都不理解。其实他率团访日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关。一方面，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稳健派主张对华侵略政策采取“温和手段”，如其代表人物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运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新组成的林铣十郎内阁以“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外务省通过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也表示对华北以文化、经济为主的手段，实现“公正态度”对待“形成的日中友好关系”。一言以蔽之，这时日本的稳健派想以文化、经济来达到侵华的目的。
国内当时政治上也有很大变化，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绥远抗战的胜利，对全国也包括冀察是很大鼓舞。西安事变更震惊世界，它的和平解决，对举国团结影响很大。
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方面关系有所改善。1937年元旦，宋哲元发表《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一文，1月20日又发表《告同志书》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会衔通告》两项政策性声明，表达了拥护南京政府的立场。2月中旬，宋哲元不顾日方反对和阻挠，派秦德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且向媒体表示：“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这个时期，隐居泰山的冯玉祥，也不断给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几位老部下写信，鼓励他们抗日救国。
二十九军基层广大官兵，更是抗日热情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日寇已感到“抗日的空气■■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日寇要想控制冀察及华北，便要想法“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他们使出的一招，便是邀请宋哲元访日。
这时冀察当局虽然逐步趋向中央化，但尚未发展到与日本决裂的程度，所以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仍力图避免与日方发生正面冲突，以求延长华北的稳定局面。
对于日方的邀请，冀察集团考虑，如果宋哲元亲去，对于日方提出的要求，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最后研究决定，宋哲元不去日本访问，改由张自忠率团出访日本。
1937年4月，张自忠为团长、河北保安司令张允荣为副团长，团员有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何基沣、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一三二师参谋长徐廷玑、一四三师独立二十九旅旅长田温其、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委员张季垣、天津市政府首席参事边守靖等，及随行亲属共20余人，组成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