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张云逸-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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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炳辉同志身高体魁，一口云南乡音。他平时总是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在腰上挂支左轮手枪，那身影、嗓音、风度，给人一个直观印象：确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日寇从津浦路滁县出发，占领铁路东边的来安县城，国民党的旧政权人员不是闻风而逃，就是附敌为逆。为了坚持保卫路东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扩大我军的影响，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战士气，罗炳辉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先后3次攻打来安城，第3次兼用火攻，消灭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计划。从此，“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苏皖边区到处流传，五支队也威名大振。　　　
　　五支队刚成立时，部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基础较差，罗炳辉同志就组织领导整训部队，从基础训练做起，亲自做示范，手把手地教，有时还经常出题目考问战士，他总是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部队的，同时对待下级或战士又是十分关怀、体贴。天气尚未转寒，他就关照供给部的同志及早为战士们准备冬衣；部队有了伤病员，他常常嘱咐炊事班的同志，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做好一点的东西给伤病员吃，部队到了宿营地，他亲自检查床铺和生活安排得怎样；休息时，就找干部掰腕子，比臂力，给战士们讲故事。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官兵亲密无间的情景，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拥护和爱戴。　　　
　　我是1939年秋，从皖南来到江北地区的，当时军部组织了一个巡视团，共十余人。由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陈再励为团长，军部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为副团长。巡视团还带了一个20多人的服务队，开展部队和地方上的宣传、文艺活动。巡视团的任务，主要是到江北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检查帮助工作。这年冬天，陈再励、冯达飞两同志奉命返回皖南，我则留在新成立的江北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这时江北政治部才算正式成立起来，总共不到十五六人（服务队除外）。从此以后，我就在江北皖中、皖东地区与江北部队一起活动，再没有返回皖南。　　　
　　当时的鄂豫皖区党委，在1939年7月前，曾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将主要力量放在敌人占领的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而是把大批干部留在大别山国民党第五路军部队所在地，帮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事实上，为国民党桂系当了“苦力”。到了1939年7月，接到党中央指示才进行了转变，有计划地把党领导下的抗日青年和进步人士，分批转移到新四军主力活动地区。致使江北的广大地区在抗日初期未能取得更大发展，错过了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大好时机。回忆起来，很使人感到可惜！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使江北的局面未能有更大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到1939年秋冬，少奇同志到了皖东以后，才完全扭转过来。　　　
　　四　　　
　　1939年11月初，党中央、毛主席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华中敌后军民进行抗日战争。　　　
　　少奇同志到了江北指挥部以后，他为了团结教育干部，指导进行抗日斗争，与干部战士亲密无间。他走到那里，就深入到那里进行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地找干部谈工作，谈思想，谈生活。由于我当时工作在江北指挥部，有幸亲身感受到了少奇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亲耳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磨擦，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在政治上制造磨擦，限制“异党”，破坏抗战。他们妄图削弱新四军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少奇同志正确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在中原局干部会议上，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武装，依靠群众创造根据地，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少奇同志指出：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不但要打日本鬼子，还要坚决地对国民党顽固派搞投降分裂的勾当进行斗争；如果不在反磨擦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抗日根据地。”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抗战光说不行，要有钱，有枪；有了枪，没有家也不行，还要有个家，建立家就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皖南军部少数领导人，在王明路线影响下，指责“独立自主”地发展部队，自搞武器，自筹抗日经费的正确行动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少奇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民主的政权，人民承认它，这是最合法的！”当时，我们听了少奇同志的多次讲话，觉得茅塞顿开，心明眼亮。这对于江北广大干部提高认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抵制王明错误路线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0年2月，桂系李品仙在津浦路西向我进犯。少奇同志号召我们，要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坚决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决不让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一方面采取自卫，一方面做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取得了这次反磨擦的胜利。与此同时，苏北的韩德勤部向我路东地区大举进攻，妄图以东、西、南三面围攻我军兵力很少的半塔集守备部队，进而消灭我淮南地区的部队。对此，中原局决定：先留少数部队坚守半塔，主力集中到路西打退桂顾的进攻，在打退桂顽后，再将主力回师东进，解半塔集之围。并要求苏南，苏北的部队积极配合这一行动。江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当即令叶飞同志率领的挺进纵队和陶勇同志率苏皖支队，沿运河西进，星夜赶来支援，共同向蒋介石的嫡系韩德勤部展开反击。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粉碎了顽固派的进攻，共歼敌两三千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枝弹药，残敌丢盔弃甲，狼狈地向三河以北溃退。　　　
　　至此，津浦路东，路西广大地区连成了一片，津浦路南段东、西两侧，淮河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新四军各部队的控制之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以后，皖东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和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除领导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外，还大力领导地方工作。领导建立了路东8个县的抗日联防办事处和联防司令部，邓子恢同志担任主任，方毅同志为副主任，这是华中地区第一个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联防办事处在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发动工作。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进行减租减息运动；规定了惩治汉奸、组建农会、组织抗日人民政府等办法，建立各级组织，进行剿匪、反霸、反汉奸斗争；同时，还从部队中派出一批干部到地方做群众工作，加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　　　
　　邓子恢同志从事农民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大家称誉他为“农民运动专家”。凡派往各县做地方工作的党、政、军干部，在去以前他都要召集大家讲话，交待政策、任务，并特别强调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和在反顽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他主张发动农民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解决一些实际利益问题。他常常告诫干部，苏维埃时期的红军为什么能得到群众的爱戴与支援呢？就是因为红军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严明的群众纪律。邓老他不仅口讲，而且常常亲自深入农村，召开各种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提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由于邓子恢同志的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使淮南地区广大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不断的胜利。　　　
　　五　　　
　　但是，就在这以后不久的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反人民的高潮。1941年1月上旬，蒋介石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的八九千人遭到了巨大损失。　　　
　　为了对付时局的突然变化，“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整编部队。全军共编为7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江北指挥部所属的第四、五支队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下辖四、五、六3个旅。以江北指挥部为基础建立二师师部，江北政治部改为第二师政治部。至此，江北指挥部和江北政治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师的师长，初由张云逸同志兼任，后由罗炳辉同志担任，郑位三同志任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参谋长，郭述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后肖望东同志任二师政治部主任。　　　
　　少奇同志去苏北。皖南事变后，经党中央批准，原来的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回忆这段历史，我亲自经历和目睹江北指挥部的建立过程及江北部队的发展壮大，并且看到了新四军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政权；要进行武装斗争，就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但最主要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来指引。江北地区所以能够战胜艰难险阻，最根本的是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是皖南地区，军部领导同志由于没有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使部队迅速壮大，反而遭到了“千古奇冤”，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　　　
　　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建设四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仍每每在我们这些老战士的心中萦回。记取这一惨痛教训，对于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始终和党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我们对在抗日战争中献身的革命先烈的英灵的最好悼念……。　　　
　　注释：　　　
　　（1）张凯，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东汤池成立　杜金山　李明胜　
　　1938年3月中旬，新四军四支队的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在金寨会合后，由支队司令高敬亭率领进入舒城、庐江、桐城、无为地区。为了统一领导江北之部队，于1939年5月5日以张云逸同志为首，在庐江西乡40华里之东汤池正式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罗炳辉，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副主任张劲夫。指挥部和政治部分别住在八字门和屯井虞家。　　　
　　当时江北指挥部所属的新四军四支队分别驻扎在舒城的东江冲、西江冲和汤池大小马槽等地，所有驻军纪律严明，军民关系非常密切。同时还成立了服务队（宣传或文工队），化装宣传，张贴标语，内容是号召民众团结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日本鬼子。通过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对抗日斗争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军，仅在东汤池参军即达600多人。江北指挥部成立后，除整编四支队外，以周骏鸣领导的八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任支队长。　　　
　　1939年冬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奉中央指示向东伸延。叶挺军长渡江至皖北，于1940年5月初在东汤池月形地，召开千余军民联合大会，号召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日本鬼子。　　　
　　同年5月底，江北指挥部离开东汤池和舒城东进抗日，所属部队全部开拔到津浦路西之定远、全椒两县交界地区的青龙场、白龙场、周家岗等地，开展抗击日寇斗争。　　　
　　当时，江北指挥部离开东汤池，留下老七团所属的庐南游击大队之郑子铮同志，坚持庐南、桐城、无为边境，开展抗日活动。　　　　　　
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周骏鸣　肖望东　刘顺元等　
　　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50年了，我们在新四军第二师工作过的同志，对二师的抗战历程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新四军第二师是皖南事变后，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整编而成的，是坚持华中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在长期尖锐复杂的日伪、顽、我“三角斗争”中，转战在淮南的广大地区，坚持抗日。在抗战中，不但要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还以很大的兵力执行对西防御的任务，反击顽军的破坏和进攻，并协同兄弟部队向东发展，为淮南和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四军第二师的发展壮大与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中，于1940年3月以后创建起来的。它位于淮河以南的津浦铁路两侧，是联接我皖江、淮北、苏北、苏中根据地的枢纽地带，它对南直接威协日伪的指挥中心南京，对西防御桂系顽军（简称桂顽）东犯，是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卫，是支援、配合友邻地区创建、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地。　　　
　　我二师在与日、伪、顽反复较量中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由二师部队和淮南地区的特点与条件决定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先后设在淮南多年，直接领导和指挥我们抗战；二师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抗日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日伪、顽、我“三角斗争”的矛盾；淮南地区的党政军民对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都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