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张云逸-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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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主持华东后方工作中，忠实地全面地贯彻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抗战胜利后，他组织了以备战为中心的各项工作。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他部署指挥山东北线的自卫战，打破了敌人半个月打通胶济铁路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作战，发动了广泛的人民战争。他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组编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军，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员。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同邓子恢、张鼎丞同志一起，组织了千百万人的支前大军，提供了数十万野战军的作战物资保障，车轮滚滚，直至战淮海，渡长江以后，气势磅礴，规模之大为中外战史所罕见。
张云逸在他一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从来都是以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互相关联的整体上去了解和把握军事问题，一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革命军队建成铁的党军，要为党的政治路线而斗争。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建党、建政、建军一起抓。他治军有方，既抓前方作战指挥，又抓后方保障建设。他在武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在阶级斗争政策策略的运用上得心应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
张云逸同志党性坚强，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堪称共产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全国解放以后，张云逸同志是广西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还参加了中南和华南的领导工作。他为领导清剿土匪、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等做出了贡献。1952年以后，积劳成疾，在毛主席关怀下离职休养。毛主席曾亲笔函嘱：“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1955年，张云逸同志被授大将军衔。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还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访问工厂、农村、部队和老革命根据地，重视信访工作，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惦念身处逆境的战友，，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同志在北京逝世。在他病重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也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颔首示意。他逝世后，小平同志于11月25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指出：张云逸同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张云逸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他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职位高低。他对创建红七军有功劳，但两次调离红七军领导岗位，他都十分自然地服从调动，真正做到了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干就干，叫走就走。他一生服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正确领导。偶有工作失误，从不推诿回避，都是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解放初期，广西剿匪虽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更高的要求，张云逸同志立即代表省委进行自我批评，调整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取得了剿匪斗争的重大进展。毛主席致电张云逸同志称；“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他遵守集体领导原则，时刻注意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一贯谦虚谨慎，从不突出个人。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成为团结的核心；当“配角”时，能主动配合，精诚合作，做维护核心领导的模范。他先后在邓小平、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刘少奇、陈毅直接领导下共事，对他们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同志友情。
他为人正派公道，诚恳真挚，与人为善，和蔼可亲。他不仅尊重上级，对同级、下级也一视同仁，一样尊重。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不使人有居高临下，望而生畏之感。他为人的风度，众口交誉。陈毅同志呼他为“同志长兄”，说他有“大海容人之量”。我辈都以长者视之，深为他的长者风范所倾服。他爱护同志，很客观地对待干部在战斗中、工作中的失误，宽慰、开导，使能正确接受经验教训，解除懊恼情绪，振作奋进。他信任干部，放手地使用干部，往往把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最信任的干部去执行，不因信任而偏爱姑息。他重视发挥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在交代情况、任务，说明原则要求后，从不过分干涉下级职权范围的事。我们深感这对一个指挥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他经常亲自同干部谈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也注意从生活上关心照顾。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困难时，每有可能弄到一点衣食被服，他都分给别的同志，对伤病的同志尤为关怀。我们都感到他亲切，既是领导，又是师长，愿意同他说心里话。
他位高不倨，自律綦严，始终同群众打成一片，以普通一兵、普通一员要求自己。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和勤俭朴素的作风。
他身为高级军事首长，却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士兵。他的爱兵观念十分明确和强烈。战争年代时时从保证每个战士的衣食住行考虑问题，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在军事训练和学校教育中，他带头整顿军容风纪，服装绑腿穿扎得整整齐齐。抗日战争期间，有时还亲自做战术、技术示范埃。
他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处处以普通党员要求自己。他说党的领导人首先是一个党员，以身作则，严格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毛泽东称赞他是模范共产党员。
他生活简朴，吃的是普通饭食，穿的是缝补过的旧衣服，住房陈设简单，不讲排场。他经常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特殊化，“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思有时”，不忘劳动人民本色。
张云逸同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尤其需要发扬革命先驱者的精神。我们要永远不忘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张云逸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释：
（1）本文原为纪念张云逸诞辰一百周年而作，原载1992年8月9日《人民日报》。征得作者同意，作为本书代序。
骁将雄风 德高望重 莫文骅
深切怀念张云逸同志
今年（2）8月10日，是我们敬爱的原红七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同志诞辰100周年。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丰富的军事阅历、杰出的指挥才能、百折不挠的刚强毅力、坚强的党性和表率作用，在红七军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不仅在壮乡遐迩闻名，深受红七军指战员和广西各族人民的景仰、爱戴，而且在全国中也负有盛名！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半个多世纪来，我有幸曾两段时间在张老身边工作。一段在他的麾下奔赴沙场，共“枕寒流”；另一段是打回广西时做他的助手共“育桑梓”。在共同的战斗和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真挚的、难忘的上下级之间革命情谊，他给我教益匪浅。现在，我作为红七军的一名幸存者，在心头的屏幕上，总是浮现着他那戎马倥偬、驰骋疆场、指挥若定的雄姿丰采；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总是扬起他那襟怀坦荡、肝胆照人的风帆……
（一）
张云逸同志是红七军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批准我加入革命武装行列的好首长和介绍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一位好导师。
我第一次与张云逸同志相见是192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晚上。
当时，曾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的中共党员张云逸同志，肩负着中共中央军委的重任，从上海来到广西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工作。他到南宁后，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和统战工作，先后担任了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大队长等职务。他依靠党的骨干，对这两支成分复杂、纪律涣散、旧气习和旧作风较严重的旧军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整顿、改造、教育工作，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其领导权很快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主桂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后参加革命牺牲）错误估计形势；不听中共劝告，于1929年10月初出兵参加反蒋战争，很快败回南宁。在广西政局将发生突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和张云逸等按照事先准备的应变计划，当机立断，决定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部队及南宁军械库里的武器弹药，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和五哥文骢及好友黄奇彦正在广西军校学习。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同志率队撤离南宁前一天，恰是星期天。这一天，我与黄奇彦回到南宁近郊亭子村我家里，晚饭后，回校时已近黄昏。我们走到南宁洋关码头（即现在广西军区驻地），见那里有很多部队和满载军火的车辆。我们两人顿时一怔，不知其究竟。过一会，碰巧遇见俞作柏的少校秘书陈叔度同志，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同我一起坐过牢的难友，他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当我们知道他们要撤往右江地区时，我俩迫切要求同他们一起到右江地区去。他考虑了一会，便写一条子给我们，要我们立即乘运军械的汽车到郊区找张云逸大队长。这样，我来不及告诉家人和在军校的五哥文骢，便同黄奇彦同志登上一辆开往市郊的卡车。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顺利地在西乡塘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部里找到了张云逸同志。
我们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明来意。他看了我们是军官学校学生打扮，又看了陈叔度同志写的条子，便捻着山羊胡子，笑眯眯地操着浓重的海南口音，询问我们俩是否在大革命时期坐过牢、是否是军校学员、是否是共青团员等问题，我俩一一作了回答后，他高兴地站起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好吧，你们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共青团，坐过牢，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很难得。欢迎你们加入第四大队，现在，我任命你们俩为中尉副官，具体工作由大队部副官处安排。”
我俩一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立即到副官处报到。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眠，想不到张云逸同志这么快、这么干脆批准我们的请求，并立即委以重任。这是他对大革命时期广西遗留下来一批干部的厚爱和充分信任。正因为这样，当时先后共有几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奔赴左右江地区，参加百色、龙州起义，后成为红七军、红八军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红七军建立后，张云逸同志担任红七军军长兼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他的工作虽很繁忙，但没有忽视对干部政治上的关怀和培育。当时，我曾在起义前夕写一信给张云逸同志，向他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并大胆提出由团转党的要求。他接到信后，经与邓小平同志商量，决定由他和陈豪人（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军司令部党支书）3人组成一个审查小组，负责审核我的历史。他们通过调查、了解，很快核实我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不暴露身份、不泄漏团的秘密等表现，又结合考察我到百色后各方面的表现，结果，党支部于1930年1月初正式通过我的转党申请。张云逸同志亲自担任我的转党介绍人。他曾找我谈话，对我进行党的性质、任务和纪律教育，并对我今后提出更严格的要求。那时我之所以成为该支部吸收的第一个新党员，（军司令部党员有邓斌，张云逸，龚楚，叶季壮，后又调来钟鼎。）这是与张云逸等同志的热情培育分不开的。
我人党后不久，被调任司令部参谋处中尉机要参谋，与张军长同住在百色粤东会馆二楼上，同他一起在会馆的大厅里吃饭，接触机会也较多。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同其他官兵一样，同领一样的薪饷（每月20块大洋），同穿同样衣服，同吃一样的饭菜，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特别嗜好。他深知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和带兵贵在爱兵之道，经常深入士兵群众，尽力帮助士兵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有一次，他发现战士们理发的剃刀旧了，便拿出自己的薪饷，给战士们买了一把新的，现此刀存展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此事虽小事，但表露了他爱兵之心和他为这支劲旅的成长所倾注的心血！
（二）
坎坷铸大志，险境砺将才。
张云逸同志在关山征战的险恶情况下，勇于“负重”，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在以李立三为首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奉命北上。在转战桂、黔、粤、湘、赣五省七干里的悲壮征途中，几乎每天都是在同敌人的险战、恶战和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度过。
1931年2月初，红七军在广东省乳原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与敌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后，冒着纷飞大雪，来到杨溪附近强渡乐昌河（又名武水），当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先渡过河时，突然，枪声大作，炮弹横飞，广东军阀部队从韶关和乐昌乘汽车赶来，直扑渡口，用猛烈的炮火封锁河面，不久，敌人又控制了滩头阵地，我军继续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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