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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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在这时，国会又召集了意见听取会，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在8月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像十年前的本。格雷厄姆一样出现在议会银行委员会面前。这一次的主题是关于共同基金的泛滥成长的问题。萨缪尔逊提供证据说，有5万个共同基金销售人员——每7个投资者1个——正一遍遍地搜刮国家。大多数人显然没有任何能力，但还是依靠工业界泛滥的高工资。共同基金对投资者收取8。5％的先期销售附加费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这还不足以支付全年的管理费用，仅够用来支付市场营销费用，以及让销售人员能有皮鞋穿　（相比之下，巴菲特只抽取了利润的一个股份，但没有预付的和非管理费用）。据萨缪尔逊说：　　　
　　　　我付出的每一美元中只有91。5美分为我赚取赢利和资本增值，而有9。5％的数量以销售费用的形式流失掉了。　　　
　　　　共同基金的繁荣所带来的副产品是官员阶层投资者的崛起。破天荒第一次，职业投资家们——共同基金，养老金等等——比散户在市场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巴菲特的看法是：职业投资者在投机性上与业余人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看到，职业家们保持冷静的头脑而业余选手成为冲动的牺牲品的事实恰好颠倒了过来。一位精明的观察者注意到：　　　
　　　　人们也许猜想具有一般私人投资者所没有的判断力和学识的专业投资人员之间的竞争，会纠正某些无知个人异想天开的念头。然则，真正的情况是这些专业投资者和投机家的精力与技能都转移到了别的方向。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更关心的不是对一项投资的可获收益在其整个生命期中做出一个出色的长期预测，而是想赶在公众前通过一种传统的估价基础来预测变动。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一项投资对于买下它来“保留”它的投资者有多少真正的价值，而是关心在众多心理因素影响下，3个月或一年内市场会如何估价它。　　　
　　　　实际上在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经描述过这些情况。尽管凯恩斯理所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位宏观经济学家，但是巴菲特在阅读他的著作中体会着他对市场也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事实上，凯恩斯的职业历程在某些方面上预示着巴菲特的职业历程。早些时候，他在做货币、玉米、棉花和　　　
　　　　橡胶投机时，损失了大笔的财力，后来，他反省了自己的错误，成为一位做长期的，有选择性投资的倡导者。他冷静地跟踪市场，每天早上花一小时来观测市场，为自己和国王学院的账户编撰了一份明星档案。他作为主席，在国家共同人生保险团体年会上的发言，因其对市场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在30年代的伦敦广受称颂。　　　
　　　　巴菲特认为，凯恩斯在“投机”时代能如此中肯地看待问题，在于他深深懂得公众们会如何影响股市的价格。股市本身就是一个集群，是由在任何给定的时刻跟随价格的人们组成的。这一堆不定形的人群，每天乃至每小时都在重新估计价值。然而一个给定的企业形象——比如沃尔特。迪斯尼——变化起来就要缓慢得多。公众对所有MP的热情不太可能从周二到周三就有很大的变化，有时甚至一二个月都没什么改变。因而迪斯尼股票上的大多数波动，来自于这个企业被公众感受程度的改变，而不是来自于企业本身的改变。　　　
　　　　这些职业投资者仅需依靠超出常人的机智便能抢先一步，即始终比人们观点上飞快地转变领先一步。凯恩斯说道：　　　
　　　　我们已经到达了第三个阶段，此时我们须发挥聪明才智来预测人们普遍的观点所希望的，大家的普遍观点究竟是什么。　　　
　　　　从巴菲特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公众观点所持有的同样的怀疑。巴菲特把公众看为某种智慧集合的潜在源泉。这群人中任何一个人单独赞同的观点不是来自于每个部分的一种集合，而是行为和感受的一种创造。　　　
　　　　巴菲特用一个石油勘探者的故事来说明这个意思。这个石油勘探者来到天堂门口，听到一个令他万分沮丧的消息：为石油工人保留的“庭院”已经满了。在得到圣彼得的恩准可以说几句话后，他大声叫到：“地狱里发现了石油。”——于是天堂里每个石油工人都纷纷出发寻找冥府财宝去了。圣彼得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告诉他说现在天堂里有足够的地方了。巴菲特说道：　　　
　　　　这个勘探者犹豫了一下，“不，”他说，“我想我该跟余下的这些人一起去，也许在谣传的背后会有些真实的成分。”　　　
　　　　巴菲特是从本。格雷厄姆那里听来这个故事的，但直到很久以后，他才以书面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在投机时代里，这个故事显得十分贴切。业绩基金在这些“故事”股票上大做文章。也就是说，这种股票是包含着一种简单的概念（比如“地狱里发现了石油”），它很快就会被消化领会。“国家学生交易”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它以6美元的价位向公众发售，而在一年之内就价值82美元。　　　
　　　　国家学生交易是科尔特斯。威斯利。兰德尔头脑的产物，它是一个由30几个以服务于高校学生为宗旨的企业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说：书、笔记本、青年航空费用等。就这样，他将公众对公司集团的狂热心理与一个新奇的“故事”——青年人，结合在了一起。此外，兰德尔这个该死的销售商，对证券分析家们甘言奉承，带着他们到自己在弗吉尼亚的城堡里旅游，还在他的喷气式飞机上给他们通电话。每年，兰德尔都预测一个三倍的赢利率。　　　
　　　　而每次，他都达到了他的目标——尽管没有公司会计师的某种协助，他也能　　　
　　　　达到这个目标。华尔街很信任他，而且把股价推到了140美元，有人不禁想起了加尔布雷斯的评论，“也许值得去为瞬间的富有而长期地忍受贫穷。”　　　
　　　　至于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信托公司以及哈佛捐赠基金也都买了兰德尔的股票。　　　
　　　　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富人的典范会如此易于受骗。答案就在于他们都害怕被落在后面，他们所面对的选择是：要么买进流行的股票，毕竟它正在开值；要么是冒险暂时落后于人。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甚至在一个季度或两季度里都无法追加新资本，对于处于投资时代的资金管理者而言，这里没有第二次机会。　　　
　　　　1967年麦乔治。邦迪的一篇评论具有分水岭的意义。邦迪是福特基金的总裁，同时也是保守主义的极好代表人物。邦迪严格地给他手下的捐赠基金经理们布置了任务——这些任务不是担心过于大胆，而是担心勇气不够：　　　
　　　　我们初步的印象是，长期的谨小慎微对我们学院所引起的损失比因鲁莽或承受过度风险引起的耗费要多得多。　　　
　　　　这句话令华尔街震惊。如果福特基金都鼓励人们敢于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还有哪种信托业务要如此胆怯畏缩？此外，身为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和越南战争缔造者之一的邦迪以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言论。他大肆挥霍基金的收入，寄希望于他能通过在市场上的精彩运作来弥补资金的短缺。他对《幸福》杂志是这样说的，“我也许会错，便我决不迟疑。”　　　
　　　　到了1967年10月，在邦迪的通谕被世人皆知之后数月，巴菲特像是一个教皇的反对者一样发表了自己的一份声明，他不像邦迪那样自信，实际上巴菲特别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疑心。合伙人企业有6500万财产，但他该把它们投向何方呢？好的交易都成为了过去，游戏也发生了变化。　　　
　　　　华尔街更为迅速地下着越来越多的赌注。巴菲特告诉他的合伙人，的确这种充分发挥自己潜在能力的游戏会非常有赚头。同时，这些时髦的股票确实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巴菲特“确信”，自己不能把这些股票做好，他也并不想去尝试一下，他可能去做的不是要证明价格如何荒唐，而只能是对别人的一种说服。　　　
　　　　当游戏不再以你的方式进行时，只有人才会说新的方法是统统错误的，必然会导致麻烦的等等。过去，我曾对别人的这种行径无比蔑视，我也曾目睹那些按过去经历——而不是按现在情况来评估条件的人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我和现在的条件基本上是步调不一致的。但在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没有放弃从前那种我理解其逻辑性的方法，尽管这有可能意味着放弃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利润来接受一种我没有完全理解，没有成功地应用于实践，以及有可能会导致资本产生重大且有永久性损失的方法。　　　
　　　　有些雇员谎称“狼来了”而被合伙人解雇，这些合伙人都从事空头交易，因为令人震惊的现实摆在面前：巴菲特将他击败道。琼斯指数的目标降低了10个百分点。从现在起，他将朝一个中等程度的目标奋进：每年赢利9％或是超过道。琼斯5个百分点——任何一个目标都比以前降低了。那些有更好机会的合伙人都“理性”地决定离开他。“而且您一定相信我对这样的决定表示深深的遗憾。”　　　
　　　　同时，这里还有暗示。巴菲特私人就有1000多万的财产，他想采取一种比自己“年轻瘦弱时”所承受压力更小的方法。令人吃惊的是他在31岁这个成熟的年龄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他想去追求一种非经济的活动或是不以金钱作为唯一考虑因素的商业活动。　　　
　　　　在这种沉思中值得注意的是，从镜子里看来，巴菲特依然保持着那理性的、几乎是机械性的客观性。他不同寻常的自知力使他明白只要他既定目标保持不变，他就会感到压力而不断刻苦奋斗。因此，就如同改变一下加在实验鼠上的设备一样，他降低了自己的目标。　　　
　　　　基本的自我分析告诉我，我不可能不倾尽全力去实现自己对那些将资本委托给我的人们公开许诺的目标。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使自己“倾尽全力”的程度减弱下来。他的家里没有任何人体会到一种“压力减小的方法”，他们也不相信他真的能够做到这点。正如小苏茜回忆道，要想穿透他集中精力的迷雾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久——那天苏茜拿到了驾驶执照，她开车出去兜风，结果不小心撞到了另一辆车上，她父亲的林肯车被撞出一个小坑。自然地，苏茜很担心如果这个消息捅到父亲那儿去的话，那可太不妙了。她回忆道：　　　
　　　　我一路哭着上了楼，爸爸正在读报纸。我说，“爸，我弄坏了你的车。”他连头都没抬一下，我又接着哭了。大约5秒钟之后他说：“行了，有人伤着了吗？”我说：“没有”。　　　
　　　　我在那里等着，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抬头看一眼。　　　
　　　　这就是所谓新的减小压力的巴菲特。几分钟后，他意识到应该说几句做父亲该说的话，于是把头探进苏茜的房间说：“苏，记着，那个家伙是个蠢人。”这就是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那天晚饭后，苏茜想用车，而他一言不发地给她了。　　　
　　　　巴菲特的投资纪录显然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久，他汇报了1967年合伙人企业向前推进了30％——比道。琼斯多出了17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捷运公司，它已狂涨到180美元/股，而在它顶峰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了2000万的利润　（他从来不把发财的来源告诉他的合伙人）。他还从沃尔特。迪斯尼上赚了50％的利润。　　　
　　　　可能因为他的结果是如此离奇，他的合伙人都忽略了这一事实：这段时间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许多人写信来问是否企业曾经真的步调紊乱过——这曾是巴菲特向他们保证过的，而这事也绝对发生过了。）　　　
　　　　这是因为，他想放弃“巨额的，轻而易举的利润”的展望是有的，但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他只把一个前提作为他事业的支点——那就是他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先生”是错误的。目睹“买空卖空”的成功于他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　　　
　　　　1968年初，巴菲特转向了本，至少这是他感到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他提议道：为什么不在大师的名下聚集起一群从前本。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邀请了一大群旧日的好友，其中包括比尔。瑞恩，马歇尔。温伯格以及汤姆。曼纳普　（还有一些不是格雷厄姆的学生，比如查理。芒格）等等，在圣迭戈附　　　
　　　　近欢聚一堂。他恳切地要求人们不要带“任何晚于1934年版本的《有价证券分析》来”。从他信中使用的保护性口吻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巴菲特很担心，深恐有人想要抢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镜头。　　　
　　　　今天，我和本谈了谈，他很乐意和这群“有选择”的人士在1月26日周五（此时我们进行相互交流）聚一聚。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作演讲的嗜好（我感觉到许多手指正指向我），我急切地想说明他是蜜蜂，而我们是花朵。当我看着这个地址时，我感到有种把会议降级变成一种土耳其地毯拍卖会的危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即我们能从本那儿学到些什么，而不是抓住机会向他说明他忽视了我们多少杰出的思想。　　　
　　　　也许他担心的是个性直言不讳的查理。芒格。他觉得芒格教的许多东西都很愚蠢，而且老是想要重新来考虑这些东西。在芒格看来，为一个较好的企业付出合理的价格要比对一个令人讨厌的企业削减利率更好。太多太多便宜的企业充满了各种问题，结果这笔“交易”变得一点都不合算了。　　　
　　　　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他的另一段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在不久前承认，尽管自己主要还是一个格雷厄姆式的交易猎手，但是“这些年来凡是真正激起我情感的念头都更重地偏向于质量一边。”当然，他把美国捷运公司和迪斯尼公司深深记在了脑海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当作他的面包和黄油：“这是更加安全的金钱。”他的老师对他依旧很有影响力。　　　
　　　　在去加洲的路途中，这帮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