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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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有50个人都急需的商品，但由于生产上的某些失误，只够供应40个人。如果第40个人可以花两先令买这件商品，而他前面的39个人的出价都不同程度地高于两先令，余下的十个人的出价都少于两先令，根据真实的贸易原则，这件物品的实际价格将是两先令……让我们假设现在有人给了那些被排除在外的十个穷人每人一先令。现在所有的50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先令，即先前确定的价格。根据公平贸易的每条真实原则，这件商品将马上涨价。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问，根据什么原则把能支付两先令的50个人中的十个排除在外？因为依据假设，商品还只能供给40个人。穷人的两个先令与富人的两个先令一样是钱；如果我们不采取涨价而让最穷的十个人（或许他们是）支付不起的办法，就必须掷硬币、抽签、摸彩或者动武来决定谁将被排除在外。我的目的是要找到比对同样的钱进行不光彩的区分的办法更合理的方式来分配一国的商品，而以上这些方法显然偏离了我的目标。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文明的、已启蒙民族的习俗，根据每一条商品交易规则，价格必定会上涨到可以排除50人中的十人的那一点。这一点也许是两个半先令或更多，将成为商品的价格。如果再给那被排除的十人每人一先令：每个人都能支付两个半先令，价格必然立即随之上涨到三先令或更多，以此类推。”
语言和道理都是简单的，但这却是系统性的经济学思想方法的开端。小册子中还有很多——几乎整篇——都值得引用。这本《调查》是马尔萨斯所写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尽管在《人口原理》中有很多伟大的章节；现在，既然已经从引述开始，我就禁不住引用第二版（第571页）中的那一著名段落，其中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但以不同的行文做了更出色的包装（转引自佩因《人的权力》中的评说）：“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个人没被邀请而前去参加宴会一样，女主人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能唤起某些宴席中的宾客的同情的话。而如果有宾客站起来为他让座，其他不请自到人会立刻闯过来要求得到同样的恩赐。如果来者将分食物的消息传开，宴会厅里将会挤满数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就此破坏了，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困乏；宾客们的欢乐被破坏了，大厅中的每个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赖的场面，都是被激怒的人们闹嚷嚷地纠缠不休，因为他们曾被告知能得到一份食物但并没有找到。客人们将后悔不已，他们不该抵制女主人发布的对闯入者的严酷命令，因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够的享用，但她知道她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的人们，因此当她的宴席已经坐满时，她就要客气地拒绝接纳那些新来的人。”
马尔萨斯的另一本小册子《致萨缪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关于他的修改〈济贫法〉的建议案》则无如此幸运。这完全是一次对《人口论》中原理的应用。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就是一项建房计划，一方面想补救惊人的短缺状况；一方面想创造就业。但马尔萨斯急切地指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因为正是由于住房的困难才使得“针对贫民的法律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刺激早婚”。这些法律提高了税率，较高的税率阻碍了建房，而住房的短缺减缓了贫民法律在其他方面刺激人口增加的灾难性影响。“这一倾向使得男女关系过早发生，如果在充足的住房条件的刺激下，我毫不怀疑人口将大大增加，这样大规模的劳动者被随即投入市场，将使得那些独立的劳动者陷入绝境。”经济学是一门本常危险的科学。
1803年，《人口原理》的新版出版，它是精美的四开本，全书600页，标价一个半畿尼。直到这时，马尔萨斯才没有特别职责而专心于经济学研究。他于1804年结婚。1805年他39岁之际，担当了前些年就已做出的任命，即担任新成立的东印度学院的现代历史与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开始是在赫特福德，不久就迁至海利伯里。这是在英格兰建立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教席。
直到1834年去世他一直居住在海利伯里。他的住所在钟楼下面，后来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居住在这里，他是马尔萨斯讲座的最后一任主持者。马尔萨斯有三个子女，一个女儿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另外一个女儿，普林格尔夫人活到1885年，而他的儿子，雷维伦德·亨利·马尔萨斯于1882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女。
《人口原理》在后面一系列的著作中得到引申。1814年和1815年他出版了关于《谷物法》的小册子，1815年出版了他关于地租的著名论文，182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由实际应用的观点考察》。
“海利伯里学院存在的时候，马尔萨斯夫人一直保持着她的欢乐的晚宴的传统，伦敦的学术界精英经常参加她的晚宴。”“马尔萨斯的仆人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结婚之后生活安顿下来。”他的学生们管他叫“老爹”。他是个辉格党成员。他的布道常常是详细阐发上帝的仁慈。他认为海利伯里学院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地方，认为对那些“不但能理解，并且不以之为枯燥”的年轻人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项适宜的研究。他的性情和善，脾气和蔼可亲，品格忠诚，富于感情，并且天性次快——这些都验证了他1798年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所写下的论断：“人生，一般说来，是一件与未来状态无关的幸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除了那些在历史进步大潮中必不可少的罪恶之外，世上再无其他罪恶。”
与这幅画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战中的小册子作者们描绘的冷酷、恶毒，如怪物一般的马尔萨斯的形象。对此，马尔萨斯看来是采取了尽可能不闻不问的态度，但一些朋友门却十分愤慨。在这件事上，西德尼·史密斯把握得更好一些。他在1821牢7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哲学家马尔萨斯上周来到此地。我参加了由未婚者们为他举办的令人愉快的欢迎会。其中只有一位妇女是有小孩的。但马尔萨斯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只要没有发现有身怀六甲的迹象，他会对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礼……。”
《绅士杂志》（1835年，第325页）在讣告辞中告诉我们：“马尔萨斯先生身材高挑，体态优雅，他在相貌上如同他的品行一样，堪称完美绅士的典范。”
约翰·林内尔先生在1833年曾为马尔萨斯画过一幅令人钦羡的画像，现在为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从这幅画像以及同样出自于林内尔之手的著名的马尔萨斯雕像可以看出，他是个红脸膛，有着红或褐色的鬈发，那是一张不同凡俗的俊秀的面庞。马蒂诺小姐在她的自传中写道：“全英国也找不到比马尔萨斯先生头脑更单纯，更具美德，更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了……在所有人当中，马尔萨斯是我不用喇叭经常就能很轻松地听到的人之一；——由于下腭的缺陷，马尔萨斯讲话时的毛病简直不可救药，当他的朋友有意安排我们认识而邀请我与马尔萨斯会见时，我不禁心生畏惧。想到我自己的耳聋，而他不能读出字母表中的一半辅音，以及他的薄薄的嘴唇使我很难把我的助听管给他，我意识到我们的会见将会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幸运的是，我错了。他的第一句话——缓慢而温和，不管辅音怎样，元音响亮而清晰——就使我完全放松下来。我很快就发现他用的元音我实际上都听到过。他发音最差的字母是I，当我毫不困难地听懂他的问话，——‘难道你不想去看看基拉内的湖吗？’的时候，我已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们的记忆在经历了卢俊和休谟之后的漫长空白之后，上面这一愉快的场景又让我们回到了我们所熟识的年代。约翰逊博士、吉本和伯克对我们影响之深，以致于我们很容易淡忘了马尔萨斯成长的那个年代，即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那个年轻、激进的英格兰；我们也淡忘了带来沉重失望的法兰西革命以及它对英格兰的毁灭性影响，尽管我们还能在从华兹华斯到柯勒律治到怀有不可扼制的热情的雪莱的作品中了解到它，但我们已经淡忘了这两个重大事件在从18世纪向19世纪的过渡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随着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过去，马尔萨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知识范围中已经完全被忽略了。卢梭、马尔萨斯之父丹尼尔、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1784年的剑桥同仁们、佩利、皮特以及《人口原理》的第一版仿佛都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文明。而马尔萨斯与我们的联系却日渐紧密。他是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而这一团体仍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召开聚餐会。他同时还是在他去世之前建立的皇家统计学会的初始会员。他参加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召开的1833年会议。
晚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与李嘉图的亲密关系，为此他写道：“除了我的家人，我从没有像这样爱过他人，交换看法，我们毫不保留，之后我们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只为真理，别无他念，以致于我不得不设想，或早或晚，我们总会取得一致。”玛丽亚·埃奇沃思与两人都相熟识。她这样描绘他们：“他们齐心协力探寻真理，无论谁是第一个发现者，他们都欢呼相庆；我真切地看到他们以自己有力的手臂拉动绞盘，让那痴心眷恋于井底的真理女神升出地面。”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友谊始于1811年6月，马尔萨斯“冒昧地引见自己”，希望“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能站在一边，对那些观点上的分歧，我们只需要私下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笔墨官司。”这带来了他们之间从未断绝的亲密关系。李嘉图在周末频频造访海利伯里；而马尔萨斯到伦敦的时候也常常逗留几天，起码要与李嘉图共进早餐，后来的年月里，马尔萨斯也习惯于到盖特科姆公园，李嘉图的家中住上些时日。这表明他们相互之间怀有最深切的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智力天赋上的对比很鲜明，也很有意思。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李嘉图是抽象思维和演绎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归纳性的和直觉的调查者，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中偏移太远。然而在实际的财经问题上，这位犹太裔的证券商与这位贵族血统的牧师的角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我记录下了这样一件小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李嘉图是一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这个辛迪加从事政府债券的操作，相当于目前的“包销”。他的辛迪加通过参与招标从财政部的债券总额中得到了包括各种期限的债券，然后作为投资机会逐步向公众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往往要帮马尔萨斯一个忙，马尔萨斯不用掏一分钱，李嘉图就把一部分债券份额记到他名下，这意味着，只要马尔萨斯持有的时间不是太长，一定的收益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辛迪加的初始价格条件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这样，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马尔萨斯发现自己手中的公债正处在一个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图，只要不是“错的或不方便的”，“就干脆赶紧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诺给我的收益实现了，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李嘉图执行了这一指令，尽管他自己绝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告知他公债可以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周达到牛市的峰顶。在1815年6月27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谦逊地汇报说：“像往常一样，我从对上涨的预料之中获益颇丰，我成了公债的大赢家。”“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老课题，”他接着投入到对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探讨之中。
可怜的马尔萨斯禁不住心中懊恼：“（他写于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认我曾以为第一场战役的胜机属于波拿巴，因为他有进攻的机会；的确，从威灵顿公爵的调兵遣将看来，波拿巴一时曾经胜券在握。然而事后看来，法国人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如果他们拿出了为保卫独立而战应有的力量和热情，一场战斗，无论它如何血腥或彻底，是无法决定法兰西的命运的。”
这一友谊将在历史中长存，因为它产生出了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文字往来。1887年，博纳博士发现了由科勒内尔·马尔萨斯所有的李嘉图写给马尔萨斯的信件，然后出版了他的署名的版本。然而对马尔萨斯所写的信件的寻找却是一无所获，这些信件本来应该由李嘉图的家庭成员所持有。1907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些散轶信件中的一封，这封信是大卫·李嘉图偶然送给伊斯顿·格雷的史密斯女士的，她乐于收集名人手迹。这位教授同时还声称——极有先见之明地——“大卫·休谟对《国家财富》的评论曾被销毁，而马尔萨斯的这部分信件的遗失将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仅次于此的文字之灾。”对皮罗·斯拉法先生来说，什么也隐藏不住。为编辑即将出版的《大卫·李嘉图著作》的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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