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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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这一学科历史上的地位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对它的内容我就不再赘述。1871年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1862年时那样具有独特的开创性。因为，即使撇开古诺、戈森、杜普特、冯·屠能及其他先驱者不谈，还另有几位经济学家，尤其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1871年的时候，他们正在忙于涂写各种方程，“X”和“Y”，“△”和“＆”。然而，杰文斯的《原理》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价值的主观评价、边际原理以及这一学科中现在常见的代数和图示技术的论著。这是经济学的第一本现代著作，对那些被新近吸引到这一学科上的智慧的头脑们来说，这本书已经显示出独有的吸引力——简洁、流畅而不闪烁其辞，在马歇尔精雕细刻的地方它却大刀阔斧。为了让你回想起它的这些特质，让我随便翻开一页，找一个段落读下去：“事实上，劳动一经付出，对物品的未来价值就毫无影响了：它已被永远失去了。一旦失去便永不再回。在每一个起点我们都头脑清楚，通过事物的未来效用来判断它的价值。实质上，工业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很少有一项事业的结果与对它的初衷能完全一致。

　　“虽然劳动不是决定价值的原因，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却是决定性条件，因为价值只决定于最后的效用程度。而我们怎样改变这一效用程度呢？——增加或减少用于消费的商品。而我们又怎样增减它呢？——为获得供给而增加或减少劳动。根据这一观点，劳动与价值之间存在两个步骤。劳动影响供给，供给影响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决定价值或交换比率。为了使这一系列重要关系准确无误，下面我用行列形式重新表述：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

　　供给决定最后效用程度；

　　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最近，杰文斯的资本理论赢得了特别的赞誉，因为他与奥地利学派一起，强调了资本数量两个不同的向度以及由资本到产出所必需的时间。然而（正如罗宾斯教授已然指出的）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论述被那些“工资基金”思想的附和所玷污了。依杰文斯所说，“只在那些需要由某个行当或某个阶层的劳动者不间断地工作的商品集合中，才存在着资本”。他认为，“工厂、船坞、铁路或船只这些都不是资本，它们只代表了沉淀下来的这么多资本”。“所以，我不会说铁路是固定资本，我宁愿说资本凝结在铁路之中。资本并不是铁路，而是那些铺设铁路者的食物。”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段落中，他也令人钦佩地洞察到，在供给方面，资本是由预先决定的当前的效用量所度量的；在需求方面，资本是由预期中的未来效用的现值所度量的。

　　令人稍感惊奇的是，甚至这本书也没能马上获得成功。关于它只有两篇重要的评论，一篇来自代表老一代的凯尔恩斯，一篇来自代表着新一代的马歇尔，马歇尔的评论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东西。凯尔恩斯声称，由于他不懂数学，因而这本书对他来说十分晦涩难懂，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得出结论，将这本书全盘否定。马歇尔的评论则显得不冷不热、勉勉强强。他写道：“即便我们深入阅读此书，也不会发现确有新意的重要观点。”“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那些堂皇的原理，而在于一些细微之处的独创性的论述，一些暗示性的评说和小心翼翼的类推。”最后他十分个性化地得出结论：“如果删掉其中的数学，同时又保留它的图示，那么这本书将会有所改观。”对此，杰文斯在一封信中发表了如下评论：“在1872年4月1日的《学术界》上的确有一篇评论，尽管它比《星期六评论》的那一篇公平些，但也没有什么评论价值，不值得你去劳心注意它。”到了1874年，杰文斯还写道：“我并不清楚我的观点是否被某个什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接受了，但的确有些人对它们另眼相待，这是一些涉足这一学科的年轻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中乔治·达尔文先生，那位著名的博物学家之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敏锐的经济学家。”

　　杰文斯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在杰文斯去世八年之后，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只是勉强提到了杰文斯。他很不情愿承认他欠杰文斯什么。1874年之前，他从未去过剑桥，那一年他首次到剑桥充当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监考人。“我唯一一次见到他，”马歇尔给我写信说，“是在1874年，他担任我的监考人。他使得肯尼迪博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他们是年近花甲还是已然古稀？

　　哦，皮尔森、加德纳、福克斯韦尔和杰文斯’。”当然，他是福克斯韦尔教授的亲密朋友，经常与他通信，1880年底再一次到剑桥拜访了他。杰文斯在1875年和1879年致福克斯韦尔教授的两封信中，言语间似乎表明，在他们的交谈中福克斯韦尔教授曾为马歇尔在一些理论建树上的所属权。1875年杰文斯写道：“你的信中谈及我的论文，对此我很有兴趣。它告诉我很多目前在剑桥风行的哲学科目上的思想，而这是我从前无法了解到的。我不知道马歇尔很早就接受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理论，我认为没能及时发表它是个遗憾。

　　“对于我所使用的数学方法，你、他以及其他人的反对当然是很坦率的，我也很愿意看到其他方面的评论，但我想争辩的是，我关于效用的观念是正确的，而以数学方法建立它是唯一适宜的方式。”

　　在1879年的信中，他写道：“至于谈到工资和地租原理的相似性，我当然不知道马歇尔1869年在他的讲座上讲过些什么，因为我从未去听过这些讲座，也没有见到讲座的笔记。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在做监考人的时候我倒是听到了考生们的回答，但我不记得他们谁说过这方面的事情……

　　“至于马歇尔的独创性，我从未有过半点异议，既没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理由。但是，你似乎忘记了，我的理论的主要观点早在1862年就已完整地表述出来了，那是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剑桥会议上。我没有理由猜想马歇尔曾经见过有关我的第一篇简短论文的任何文字，但同样，在我1871年的书（《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也不可能从马歇尔那里借用了些什么。不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早至戈森、古诺、杜普特等人的著作，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意义不大或者根本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应该把占先权的问题搁置起来，当然，还可以对那些细节以及总的表述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

　　杰文斯忽略了一点，他的整个理论的摘要曾经在1866年的《统计学杂志》上发表过，这并不难找到。实际上，暗示说杰文斯曾从马歇尔那里抄袭过什么是非常荒谬的，但在杰文斯做出上述陈述的十年之后，其他人对“马歇尔1869年在他的讲座上讲过些什么”都三缄其口。是不是由于马歇尔对杰文斯缺乏一定的同情心而对他有失公允呢？对此，一些年后，马歇尔似乎略感不安。下面这个未具日期的片段是从他的文札中找到的：“我兴冲冲地找到杰文斯的《原理》；但他对我的困难毫无帮助，对此我大为羞恼。自此以后，我对他有较高的评价。他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善于把统计数字与分析研究联系起来，这些都给我以越来越深的印象。现在，我把他尊崇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他在《原理》中的核心论点立意不如古诺和冯·屠能的著作高。他们运用数学得心应手，而杰文斯则像大卫穿上了梭罗的盔甲。他们手中持有一面能照亮自然力的多方面相互作用的镜子，虽然在写到货币、统计学以及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谁也比不上杰文斯。然而杰文斯在他的核心论点上，却深受数学之累，他居然想渗透自然运动的法则，然后把它们一一列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他的忠诚与慷慨：穆勒那教皇般的权威对学生们大有危害，而他也深受影响。他竟然扭曲自己的道理，试图与穆勒和李嘉图保持一致，实际上他也没能做到这一点。然而，虽然李嘉图没有受过数学训练，但他却安然走过了数学推理中最易使人滑倒的部分，他的这一天才（这是穆勒所不具备的）使他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对他的这种热切忠诚在我阅读杰文斯的《原理》时达到了顶峰。《学术界》的编辑听说我对这本书绞尽了脑汁，就请我撰写评论。虽然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我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几个愤怒的字眼几乎被我写进草稿之中，后来不得不删去，用在其他地方，而后再次将其删去……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我从杰文斯那里学到的比从其他经济学家那里学到的要多。但是，在我的《原理》的序言中，我有义务向古诺、冯·屠能表达感激之情，而不是向杰文斯。”

　　这一段落揭示了这两位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之所以相互缺乏认同感的原因，一个比由于方法相同而导致竞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虽然身份相异，但对李嘉图这个预言者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尚未解决的争论，他们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这正是这个学科所要求的），但他们的立场却恰恰相反。1875年，杰文斯致信福克斯韦尔教授：“我开始强烈地感到，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斯密经由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的这一支是正确的一支，而从李嘉图到穆勒这一支虽然也带来了真理，但也带来了同样多的谬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版（1879年）序言中，杰文斯得出如下结论：“当经济学的正确体系最终趋于建立的时候，就会发现，滥用才华的李嘉图使经济学误入歧途，而他的崇拜者，同样滥用才华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在这条歧途上越走越远。有些经济学家，像马尔萨斯和西尼尔，对正确的学说（虽然还没有摆脱李嘉图式的错误）有看好得多的理解力，但由于李嘉图－穆勒学派的团结一致与影响力，他们大受排挤。在经济学中重头再来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对此，那些盼望经济学能有所进步的人决不应畏缩不前。”

　　杰文斯对穆勒的强烈反感达到了病态的程度，这是人们所熟知的。1874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要想批评穆勒的著作而不招致敌意，我想恐怕是不可能的。但当你在说我并不是出于脾气暴躁和感情用事的时候，我希望并且相信你是对的。我所说过的以及将要说的有关穆勒先生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他的著作的长期思考，我现在越来越确信，无论它们对于激发思考和引导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多大的价值，它们都决不应该像一种新教义一样强加在我们身上。”

　　在与他交往密切而比他年轻的人中，福克斯韦尔教授的观点完全被他扭转过来了，这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的联系。但他不能原谅埃奇沃思，他们过去常常在汉普斯特德荒原上漫步，晚年又都居住该地附近，但埃奇沃斯居然“仍旧沉迷于穆勒的谬误之中。”我认为，这有一些个人经历上的根源。1860年，他从澳大利亚返回后不久，在大学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这时他自己的理论正在头脑中酝酿。在心中他相信自己将成长为世界上唯一握有正确概念的经济学家。对一个考生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1860年6月，学院考试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在政治经济学上，我不幸遭遇挫折，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独立地、富于独创性地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阅读了成堆的优秀著作，而把那些平庸之作抛在一边。当我满怀信心能够获得第一名奖学金的时候，却被排到第三或第四。我只能把这归因于观点分歧，它使得教授对我的回答心存偏见，但这却是完全允许的。然而，在我拿出我的《经济理论》的时候，我要大大地报复一下，我要在一个切实的基础上重建这门科学。”

　　有趣的是，第一名奖学金被授与了H。H．科曾斯…哈代，他后来成为罗尔斯学校的校长，他比杰文斯小三岁。同年的几个月之后，在政治经济学的李嘉图奖学金考试中，杰文斯击败了科曾斯…哈代，获得了奖学金。还有，在六月的精神与逻辑哲学的考试中，杰文斯被列为第一（与西奥多·沃特豪斯一起）。所以，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然而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是奇怪的。当他成为欧文斯学院的教授时，他的学生们已经习惯了伦敦大学的考试方式。他想到，让学生们遭受像他那样的冷落是不公平的，他的良知使他没有去讲授他自己的个性化的教条。他在曼彻斯特的课程主要局限在对穆勒学说的陈述上。这是我很久以前从我父亲那里听到的，他还告诉我，由于压制自己的理论，使杰文斯对穆勒的厌恶之情达到顶点。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是杰文斯课堂上一个学生认真记下的笔记，这本书证实了以上这些说法。

五

　　我在撰写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记时，突出了其多才多艺特点，这看来是一位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杰文斯当然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科学和实验上的训练使他谙于归纳研究，而他在逻辑能力和分析能力上的天赋又使他精通演绎，除了这些之外，他还独有一种对历史学，甚至对文物学的强烈偏好。从早年开始，杰文斯就怀有这种天然倾向，对于归纳性研究务求追本溯源，对于感兴趣的理论则要探寻它的历史渊源。在《煤炭问题》中，他使用历史资料之丰富是非常显著的，很少有其他经济学家能做到这一点。他使用的参考文献早至18世纪。在他研究太阳变化的时候，他把商业循环的历史上溯到18世纪初期，并且考察了数个世纪的收成统计。由此，在经济史领域中，他把自己塑造成为价格史和商业波动史方面的先驱。

　　他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的兴趣还不止于此。他在接触每一个专题的时候，对于他关心的理论，他总要寻找出那些不知名或已被遗忘的先驱们。他在这方面最辉煌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康替龙的著作和它的重要意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