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劣谖腋械轿薹ㄔ谄渌矫媸迪治业南敕āＪ紫龋医ㄆ肚睢Ｎ也荒芟裣Ｍ哪茄グ镏鹑恕Ｔ谡庋桓稣跚氖澜缋铮淌芷肚畲吹拇直捎牒岵⒉皇且患菀椎氖隆＜词刮易约耗苋淌埽乙膊荒苤竿拮雍推渌资裟芡淌堋Ｄ敲矗业牧硪话敫星橛胫堪荒芑匙派送瓷钌盥癫仄鹄础�
结婚之后（他的妻子有私人财产），他的天性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他很少出门。只有几个熟识的朋友。音乐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音乐、游泳和独自散步自始至终是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常会为家庭生活中的烦扰而恼怒，对噪声过分敏感，容易陷于沮丧之中，总是为自己的健康而心神不安，并且沉默寡言。但据说“他的欢快的笑声很独特，会给听到的人带来更快乐的情绪”。从早年起，他就被肝病、消化不良和便秘所困扰着，这些病痛后来变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影响了每件事情并经常打断他的工作，这其中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的讲座勉勉强强，不受欢迎。“我有时候喜欢讲课，”他在给大学学院的退休报告中写道，“特别是关于逻辑学，但多年以来，当我走进课室的时候，总摆脱不了是在走向颈手枷的感觉”。他的讲座的价值受到损害，因为他决定少去介绍自己的思想，而主要零售穆勒的纯牛奶，这被他认为是毒药的东西。就我所知，他从未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但在晚年，他与福克思韦尔和埃奇沃思这两位比他年轻的同代人相交甚密。他在伦敦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福克思韦尔都会叫上他一起到汉普斯特德的荒原上做长距离的散步。埃奇沃思也住在附近，是与他经常来往的同伴。前几天，当我和福克思韦尔教授谈起杰文斯，又回忆起这些日子的时候，他说：“他不怎么说话，再没有比他更糟的演讲者了，人们不去听他的课，他工作起来断断续续，从没有把什么事情做彻底过”，然后他停了一会儿，怀着一种不同的表情，“关于杰文斯，唯一可说的一点是，他是个天才。”
他年长时的一张照片附在《书信与日记》的前面。人们熟悉这张照片。打着弯儿的胡子，鬈曲的头发，宽眉毛、方脸膛、圆鼻孔以及丰满而略显凸出的下唇，这样的相貌，可以说，是个犹太人的模子，而正如福克斯韦尔教授所确认的，杰文斯就是一个埃文斯的变种，这显然可以从他的部分威尔士血统中得到解释。他的脸色红润，头发是暗棕色的，眼睛是蓝灰色的。这是一张孔武有力但并不容光焕发的脸，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高贵的银行家。这里还有一张他在22或23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要有趣得多，非常强壮、敏锐、利索，脸刮得很干净，鼻子挺直，双眼有神，气色上佳，一团未经梳理的黑发倒背在挺拔宽阔的额头之上，——一个天才而绝非什么银行家。这两张照片的对比确证了这样的印象：伟大的杰文斯是青年时的杰文斯。
我频繁地引用了他的日记。他从1852年17岁时起，直到1867年年底结婚时为止一直保留着它。这本日记本身有极高的价值，并且它还向世人展露了杰文斯的品性。我要是看了全部的文本而不是他妻子所出版的选本就好了。据说，当他的孩子们获得版权时，这本《书信与日记》的卷数还会增加，但它们目前的下落还不清楚，所以也无法得到。这本日记包藏了他所有的信心和自省，这是一种过分的自省。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日记更多地是记录着他心灰意冷的时刻，但有时，他也会记下一颗富有创造力的心灵之光闪现时的欢乐。例如，1866年3月的一天，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当我从晨曦中醒来，阳光直射进我的屋里，我突然醒悟到：就是我发现了未来世界的真实逻辑。短短几分钟里，我感受到了人们不常经历的那种快乐。”但随即他又写道：“我马上又想到，我是一个多么无用、多么弱小的工具，因为我要完成的工作如此浩大、如此艰深”。
附
对凯恩斯先生的文章的讨论
H．S．杰文斯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凯恩斯先生表达谢意，他的充满趣味的文章对我个人来说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几个月前，当我知道是谁将在我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发表这篇纪念文章时，我非常高兴。他是最适宜的人选，他更有可能对我父亲的一生和工作给以全面而公正的评价。凯恩斯先生不但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了如指掌，而且由于他父亲的关系，对逻辑学也知之甚多。
凯恩斯先生提到，经济学家的核心特征是多才多艺。当我们回顾我父亲在不同学科的知识进步中所做的贡献时，我当然会认为，可以把他当作是具备了这种核心的多方面素质的人。他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在悉尼的时候，他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对气象的日常观测之中，这种观测他不间断地保持了两年。他是在新南威尔士州进行这种气象观测的唯一的人，现在这些观测结果留传下来并将永远作为新南威尔士的气象记录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他也写了很多文章，例如“以提高标准的雨量计测出的雨量缺乏”。
凯恩斯先生也对他关于统计学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在这些文章中，他所引入的方法具有永久的价值。在他的经济学理论和逻辑学著作中，他沿用了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即概念与定义的精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发明的逻辑机，在这一机器中，相互影响是通过机械方式进行的。制造了两个这种机器的样机，其中一个可以在牛津的与波德雷恩图书馆相连的存放科学仪器的博物馆中见到。
我父亲对经济学的社会应用也感兴趣。这种兴趣首次体现在他的“悉尼社会调查”之中。这一调查可能是他在悉尼的最后一年中做的。它没能在本国出版，但它的一些摘录近些年在澳大利亚出版。不幸的是，他在调查时使用的地图遗失了，我至今没能见到它。另外就是他关于社会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发表在《社会改革方法》之中。
我个人认为，《煤炭问题》这本书中最有趣而且最有远见的一章是“商业团体”。这一章中，他展开分析了煤炭成本上升带来的第一轮影响。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对美国征收的莫里尔关税以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财政保护和自给自足的趋势。他预言，如果这一趋势愈演愈烈，那么英国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我们将不得不忍受把矿井挖得越来越深，煤炭价格越来越高，以及同国外制造商竞争时越来越困难。
凯恩斯先生极为公正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即马歇尔对我父亲的感激之情，以及相反的情况。考虑这样一个事情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如果我父亲的生命延续得更久一些，如果他读到了马歇尔的《原理》，那么他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那一定会使他们走到一起来，而这对他们每个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在凯恩斯先生所做的评论中，有一个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他提到马歇尔和杰文斯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方法并不存在相似性。我个人认为，以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学问题是对一种特殊方法的应用。的确，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如果你看到那些基本假设和处理方法的真正基础，我想他们是非常不同的。我父亲的方法可以说是源于本瑟姆，是他创立了经济学的心理学派，而我父亲主要属于这一学派，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大量引用了本瑟姆的言论。
我父亲也非常感激西尼尔。心理学派是由本国的许多作者形成的，而由奥地利学派加以发展。在我看来，这一思想派别大大不同于穆勒－马歇尔学派。
顺便提一句商业波动与太阳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现在这仍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争议很大的课题。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感到，如果人们是在100年前讨论我父亲的工作，他们很可能把这当作是他所做出的最值得称颂的发现和揭示。对这一专门课题研究越深，我越是趋于相信人类的许多事情都与太阳辐射的波动密切相关，而这种波动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周期性变化。熟悉近年自然科学读物的人们都会感到震惊，因为竟然有那么多的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农学家正在研究这些周期性变化，例如，地球表面的动植物分布，这当然依赖于天气的波动。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与某些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些气象学家们可以跟踪到的变化，它们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尤为显著，而对这些变化的追寻正在回到太阳辐射的波动之中。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即无线电波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很大，与太阳黑子的变化相一致。鉴于它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把这一问题尽快查清。
我不能占用更多的时间了，但我注意到，凯恩斯先生没有提到我父亲的政治活动。当然，这很有限，但却很有趣，因为它反映了他的观点。看起来，他对政治的兴趣仅仅局限在曼彻斯特，在那里他组织了一个辩论协会，前些时候我看到它的活动记录。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学院的同事，还有一些学生。协会仅维持了一个时段或稍长一点。但其后不久，我父亲又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授予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女皇”的称号。这份请愿书至今仍在我手中，并试图呈交给当今首相。我父亲在学院人员中征集到了六个人的签名，但由于没有得到更多，这件事情就失败了。
我再次声明，我非常愉快地聆听了凯恩斯先生以他那优雅而轻松的笔调写成的文章，我提议向他致谢。
博纳博士：今天我们来纪念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诞辰百年的时候，有两个突出的优势。首先，是我们的朋友杰文斯教授的出席，他是伟大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之子，而他自己也有着崇高的声誉，其次，是由凯恩斯先生向我们宣读纪念文章。借用卡莱尔的话说，如果让我们来“筛选万物”，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凯恩斯先生更有资格的人。你可以拿自己来判断一下，如果是你，你能做到比今晚的状况更好吗？这简直不可想象。凯恩斯先生与杰文斯有相似之处，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统计学家，并且还不止于此，他也像杰文斯那样多才多艺。对凯恩斯先生的多才多艺我知道一点儿，但不知道是不是达到了像杰文斯那样甚至精通气象学的程度，很可能是达到了。
在凯恩斯先生的评论中，批评的因素占据了很大部分，这或许有点遗憾，但我们并不欢迎那种只歌功颂德、遮掩粉饰的传记文章。凯恩斯非常坦率地描述了杰文斯的各种意图，有时候他成功了，有时候他失败了，但总体上来说，这些意图几乎使他爬上了高山之巅。总体说来，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失败的印象，但这种失败是一个先驱者的失败，他没有说服所有他想说服的人，但最终他将会说服许多人。
我感到了我们中间存在着一个危险，刚才杰文斯教授已经指出了，那就是，我们在想象，如果杰文斯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不是由于早逝而打断了工作，那情况会是怎么样。凯恩斯先生所持的观点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最好的杰文斯，而毋需再抱怨什么了。但，你可以想到，46岁或47岁的年纪，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人生的确是过于短暂了。这让我想起了“所罗门的智慧”里的一句谚语，如果我没有引错的话，就是“短时间里已经把他做得如此出色，长些时候将达完美之境。”如果解释得随便些，这句话可以用在杰文斯身上。
有些“层次更高的批评家”这样说，“他没有留下出色的作品。为什么还要称颂他？”这些批评家当中，很多人都远没有像凯恩斯那样的鉴别力。他们说，杰文斯总是试图去做那些他根本完成不了的事情，而且总是东一块、西一块，不能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又有多少人比这做得更好呢？
对于杰文斯在学院授课时采取的方针我很气愤。他在欧文斯学院讲课的时候，非常想有权保证学生们都能通过考试，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只好讲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因为如果他讲授自己的观点，学生们的考试会统统“挂红灯”。他在这件事情上是对了，还是错了？我想还是留给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们去判断吧。
至于穆勒自己，我想告诉你们一个有关我们学会的小小轶事。有一次我突然想起穆勒曾经参加过我们的会议，于是就询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查了一下记录，看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不是有我们的成员资格。
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曾为成为我们的一员而努力过。如果要问我他们两人中谁更值得纪念的话，我坚决投杰文斯一票，而不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我非常乐意支持向凯恩斯先生致谢的提议，因为他的文章为他本人，为这个题目，为我们学会带来了荣誉。
威廉·贝弗里奇爵士说，他想对由这篇文章引出的三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首先，他想人们可能愿意听他谈一谈关于太阳黑子的问题。对他来说，他一直坚持认为太阳黑子与商业循环、与商业、就业的大的波动，以及与19世纪发生的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关联。关于第一点，他曾在28年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他指出商业循环的周期变动不定，而太阳黑子周期是不变的。他担心后面这种说法可能不尽正确，因为天文学家们确定的太阳周期长度也是时常变动的。但他认为，的确没有什么证据，也不可能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太阳黑子与农业收成以及与工业国家的主要的周期性运动有什么关系。
至于人们考虑到另外的方面，比如太阳辐射的波动会不会对地球上的事情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反映在经济统计数学之中，那他完全是在不同的基点上讨论问题。
太阳影响着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现象，如果说它对庄稼的生长没有任何影响，那�
![[hp]我与蛇院有个约会 作者:女狼当道封面](http://www.baxi2.com/cover/22/2222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