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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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量达到稳定的均衡。要想使这种连续性的论点一清二楚，不利用数学符号或图解说明是不行的。”

　　到1871年，他沿着这条线索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把这些新思想以及他的图解经济学的切实基础详详细细地讲授给学生们。就在这一年，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了，这是一部独立完成的著作。这本书的出版多多少少让马歇尔感到失落和恼怒。因为在他看来，他正在这些方面进行一点一滴的研究，而趁他尚未给这些新思想适当而确切的表述之前，这本书却先拔头筹。然而无论怎样，是杰文斯最先发表了有关“边际”（或者按杰文斯自己的话来说，是“最后”）效用的一系列思想。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杰文斯争辩，然而同时又间接地但却明确而肯定地指出，他并未从杰文斯那里吸取过什么。

　　1872年，马歇尔在《学术界》上对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了评论。这篇评论虽然不是否定的语气，但却透出几分冷淡并指出了几处明显的错误：“（评论最后说）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那些突出的理论内容，而在于它对若干次要问题的富于独创性的论述以及那些富有启示意义的评述和细致的分析。书中新瓶装旧酒之处屡见不鲜……例如，任何商品的总效用都不与其最后的效用程度成正比，这原本是人们所熟知的道理……而杰文斯教授却把它列为头等重要的思想，并为此花样翻新地展示了大量经济事实。”

　　虽然他的确在一个章节中写道：“不幸的是，像其他地方一样，杰文斯在这里论述时的得意之情使他做出了一个不但不准确、简直是错误的结论……”但他也说道：“如今，很少有作者的天才创造力能像杰文斯那样如此接近李嘉图。”他又说道：“几乎再没有什么思想家的成就，能像杰文斯那样激起我们多方面的、强烈的敬佩之情。”

　　实际上，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确可称得上是一部天才之作，但与马歇尔的不厌其烦、力求全面、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相比，这本书又显得仓促、不够准确，像一本残缺不全的小册子。当然，它所提出的最后效用的概念以及劳动负效用与产品效用平衡的理论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在马歇尔那包含着耐心、坚韧与天分的巨大的工作机器面前，这不过像是思想火花的一时闪现而已。杰文斯看到水壶在沸腾时，兴奋得像一个孩子那样大喊大叫，而马歇尔则默默地坐到一旁，开始建造一台发动机。

　　与此同时，对于在阐述对外贸易和国内价值纯理论时揭示出来的图解法，他也作了一番概括。这些论文想必在1873年前后就已完成了，而且当时就已经与他的学生们作过交流（尤其是与H．H．坎宁安爵士）。它们作为不连贯的几个章节收录在《对外贸易理论》中。这本书在他从美国返回后的1875－1877年间就已接近完成，内容包括了他自1869年以来的研究成果。1877年，他转而与马歇尔夫人合著《工业经济学》。1879年，亨利·西奇威克生怕别人从马歇尔手中夺取优先权，于是私下印发了这些文稿，并将它的副本分别寄给了国内外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但这些章节最终没能正式出版，因此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它们的原文了。不过，其中最精华的部分已经被安排到《经济学原理》第五篇，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并（在其产生之后50年）收入《货币、信用与商业》的附录J中了。

　　马歇尔在经济理论中对数学和图解方法的运用娴熟、陈述全面而且科学严谨，这远远超出了前辈们的那些“思想火花”，我们由此可以堂堂正正地说，马歇尔是现代图解经济学的奠基人。图解方法这一精致的分析工具对那些聪明的初学者来说是引人入胜的。我们开始接触到它时都深受启发，它还可以用来验证我们的直觉，充当速记的手段，而当我们在这一学科上登堂入室时，它就成为我们研究的背景。马歇尔的成果一点一滴地渗透到外部世界，其完整形式只有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才能接触到，这使他丧失了许多本可以得到的世界性荣誉，而且这也许甚至阻碍了这一学科的进步。虽然如此，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想，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马歇尔不愿意仅仅以发表他的图解方法来开始研究生涯。

　　这是因为，虽然思维方法对这个学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对它的过分强调或沉迷其中，就背离了马歇尔早年就已确立的对待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态度。不仅如此，马歇尔是数学学位考试的二等荣誉获得者，又曾对分子物理学怀有抱负，因此无论从思维角度还是审美的角度，他对数理经济学中那些七零八落的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和初等微积分都有点不屑一顾。比如，与物理学不同，经济理论中那些能用数学表达的部分，比起对那些复杂而残缺的经验事实的经济解释来说是太容易了，而且对于得出有用的结果不会有很大的帮助。

　　马歇尔对此有着强烈的感受，而他的学生们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在他眼里，初等数学只是孩子们的游戏。他想要进入到这个世界更广阔的实践中去，去倾听它的呼喊，去分辨其中不同的声音，用实业家的语言来发言。因此，正如他在前文中所表白的那样，“他努力去深入了解实业界的实际运作以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

　　由此可见，起初，是马歇尔建立了现代图解方法，而最终，他又毫不吝惜地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上。《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图解只有在脚注中才能看到，充其量不过是在附录中做了简短陈述。早在1872年，当他评论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时，他就写道：“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一些训练有素的数学家把他们所善用的数学方法用来解决经济学问题，从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对此我们应当表示感谢。但他们做出的所有推理和结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用普通语言表达出来……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如果去掉其中的数学而保留它的图解，将会有所改观。”

　　1881年，当他评论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时，他在开头写道：“这本书显露出了天才的迹象，并表明作者将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他加了这样一句话：“尤其有趣的是，我们将要看一看，这本书在避免数学方法的作茧自缚和诱使他脱离经济现实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最终，在1890年，他在《经济学原理》序言中首次强调了他对于图解的偏爱甚于代数，他认为前者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用的，而后者不过是作者为图方便的权宜之计。

　　马歇尔之所以反对滥用数学方法，还出于另外一种动机，害怕这会吓跑那些“实业家”读者（一种不太合理的动机）。尽管如此，他在这方面还是走得太远了。无论怎样，“有许多纯理论问题，人们一经使用图解方法就不愿意再做其他尝试了”，因此图解方法注定会成为经济学高级教程的一部分，它应该尽可能以最完整、最清晰的形式提供给学生们。

　　然而，马歇尔在他研究对外贸易理论兼及与自由放任主义相联系的若干有关问题之时，尽管尚有缺陷，但最终没能于1877年发表，却不啻是一大憾事。无论怎样，是马歇尔开始对这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的，“与其相关的主要事实可以从现有的文件中得到”，这些事实依据，再加上马歇尔访美期间通过对新兴国家贸易保护的实际运作进行调查而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已经足以构成一本专著。然而这却没能实现。部分原因在于，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时，他感到自己时日不多，而只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完成他在价值和分配方面的基本思想。

　　我们同样对马歇尔直至晚年才出版他的《货币论》而深感遗憾。因为他那些本来生气勃勃的思想以及敏锐而富有震撼力的表述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光辉。在马歇尔的经济学研究中，没有哪一部分像他对货币的研究那样集中展现了他的创造力和专注精神，也没有哪一部分这样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洞察力和渊博知识。

　　货币是经济学中一个半独立的部分而堪可形成一部专著。然而当时他除了在皇家委员会的证词中有所阐述以及偶有文章见诸报端之外，就再也没有向这个世界奉献任何以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写成的东西了。70年代初以来，货币问题是马歇尔在讲座中最喜谈的题目之一，因此他的主要思想广为学生们所知。这使剑桥形成了一种口授的传统，从马歇尔自己的讲座开始，而在他退休之后，则是庇古教授的讲座。与出版成书相比，这种方式不但与之不同，而且（我想可以这样说）要优于它，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不同。此时，对马歇尔在货币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做一简要叙述是恰当的。

　　在金银复本位制的大辩论之前，马歇尔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货币问题的东西，甚至在辩论开始之后，他也是在观望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方才介入。他对这一课题首次正式发表的见解，包含在他对皇家委员会1886年就贸易和工业萧条状况印发的问题单所作的回答中。接下来，他在1887年3月号的《当代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总体价格水平波动的解决办法”的文章。之后不久，他又分别在1887年和1888年向金银委员会呈交了大量证词。1899年他又为印度通货委员会提供了证词。直至1923年，在《货币、信用与商业》中，他才对自己关于货币问题的思想做了系统阐述。而此时，几乎他的所有主要思想都已在其他著作中公之于众了。他已经八十有余，体力大不如前，所能做的只能是把以前分散的文章连缀成篇了。它的表述显得很枯燥，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各种繁难之处，总之与20年前或（更早一些）30年前写的著作相比，是大为逊色了。但是，马歇尔1871年前后写的现存最早的手稿，碰巧是讨论他的货币数量理论的。这是说明他的思想从1867年和1877年之间始终保持前后一贯的一个极好例证。他的《货币、信用与商业》的第一部分，第四章的全部内容就是由此而来，它论述得极为全面，在解释和说明方面精雕细刻，这是他在50年后所无法达到的。我并不清楚他在《当代评论》上所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在对金银委员会的证词中所体现出的主导思想是何时树立的。不过，在《工业经济学》中已经有了关于“商业危机”的段落，他在回答贸易萧条委员会的问题时也引用了这些段落，这表明，在1879年他就已经怀有同样的想法了。下面，我将一一列举马歇尔在货币理论方面所做出的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创见。

　　（1）把货币数量论当作一般价值理论的一部分而对它进行阐述。他总是强调，货币的价值一方面是货币供给量的函数，而一方面又是货币需求量的函数，而这种需求量是以“每个个人保证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量的平均储存量”来度量的。他进一步解释了个人如何在货币与其他财富形式之间进行比较、寻求平均，从而确定自己持有的货币量。“（他在前面提到的1871年手稿中写道）英国全部货币的交换价值与社会成员希望能够随时购买到的商品量的总额相等。这样，在银币通货制度下，如果我们已知流通中的全部银币的盎司数，就可以计算出每盎司的银所代表的其他商品的价值；这只须以前面所说的商品总量除以总的盎司数就可以了。假设平均说来，社会中的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占他的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时如果流通中只存在银币这一种通货，英国的货币价值就会等于全国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人们的习惯改变了，为了以其他方式获得财富，在购买力增加时并不急于购物，比如说，如果平均说来每个人希望能够随时购买的商品数量只占他的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么当流通中的银币数量不变时，它就不能保持原有价值，其价值会下降。这时，工业用银就会增加，而银矿的产银量将会有所减少……”

　　他指出，这种方法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避开了“流通速度”这一笨拙的概念（尽管他能够准确地说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试图在‘流通速度’和货币价值之间建立联系，那么问题就会错综复杂。穆勒先生对这个难处一清二楚（《政治经济学》第三部分、第八章、第三节的后半部），但他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有时，人们由于对货币缺乏信任，不愿意持有它，而造成价格上涨——这种现象由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备受人们关注——对于这种现象的前因后果，马歇尔也曾做过详细说明。他也清楚，价格水平与商业循环相伴相随，它与公众愿意持有的“即时支配”额的波动相关。

　　（2）“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区分，以及货币价值波动时，这一区分对于信用循环的意义。对此所作的明确说明，我认为最早是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六部分，第六章（结尾注释）中。

　　（3）现代信用制度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影响价格的因果顺序，以及贴现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引用以及中学生们可以参考的唯一的详细论述，是马歇尔1887年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尤其是证词的前半部分），再加上他1899年为印度通货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这些本来是货币理论最基础的内容，但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生们只能从呈交给那些对一时的实际问题感兴趣的政府委员会的问答式文字中找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4）阐明了“购买力平价”是决定不可兑换货币在国家间兑换比率的理论。实质上，这一理论应归功于李嘉图，卡斯尔教授以适于现代情况的方式对李嘉图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表述，但马歇尔的备忘录在此之前已经发表了。这份备忘录附于他为金银委员会所作的证词（1888年）之后。这个理论在他于1899年提交给印度通货委员会的结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下面是马歇尔对金银委员会发表的意见的一段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