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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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史密斯这个意气相投的伙伴在一起时，他也显得挥洒自如。亨利·史密斯则是我所见到的最才华横溢、最幽默健谈的人。我经常陪他们一起谈话，而马歇尔则一直要陪他们到夜半之后。由于乔伊特的羞涩，5年之间我们才相处融洽，到了后来，我们的谈话就全凭意兴所至了。有些时候，我与他一起散步，他会不时地说上几句，不说话的时候，他就哼上几支小曲。”

　　这样，马歇尔夫妇就轻而易举地在巴里奥和牛津的社交圈中站稳了脚跟。伊夫林·阿博特、刘易斯·内特、希尔普、安德鲁·希拉德利、斯特罗恩·戴维森、艾伯特·迪西和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等人，都是当时巴里奥学院的研究员。“妇女学院最近设立，我十分荣幸地结识了沃兹沃思小姐，她是玛格丽特女子宿舍楼的第一位主管者。她既聪明又诙谐，经常口出妙语，与她一起漫步真是一件乐事。当时，拉斯金正在牛津讲授绘画课，听众很多，他经常鼓励本科生们锐意求新。汤因比楼正在建设中，巴尼特夫妇经常来巴里奥学院鼓动年轻人积极参与这项工程。慈善机构协会也刚刚设立，费尔普斯先生任主席，艾伯特·迪西先生和埃莉诺·史密斯女士（带着她的狗）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还有一个专为讨论社会问题而成立的协会，由悉尼·鲍尔先生领导。因此，我们在牛津度过的四个学期充满了乐趣和兴奋。”

　　除此之外，还有乔伊特的宴会：“他喜欢把朋友们聚集到一起，学期中的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邀请那些想要相互结识或相互帮助的人到他的寓所一聚。星期六，他还计划举行一次规模更大、安排周到的宴会。阿瑟·西奇威克把这称为‘诺亚方舟’宴会，因为有这么多陌生的动物成双成对地到来。罗斯伯里女士身材高大，而暹罗王子却身材短小，他们真是有趣的一对。其他客人还有戈申夫妇、赫胥黎夫妇、马修·阿诺德夫妇、罗伯特·布朗宁，经常说‘见鬼吧神学’的澳大利亚总理罗杰斯、罗伯特·莫里尔爵士、科妮莉亚·索拉比和艾尔弗雷德·格雷夫妇等。晚间，他喜欢与朋友们沉浸在静谧之中。他曾会见艾伯特·迪西和埃莉诺·史密斯，后者是亨利·史密斯的姐姐，她以谈吐锋利而为大家所熟知，正如她的弟弟以天生幽默为人熟知一样。还有一次他邀请了罗斯金，罗斯金讲了许多笑话，从他口中讲出的小猪都让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史密斯小姐跟他很熟悉，她说以前从未见他这样兴奋过。有一天，艾尔弗雷德偶然碰到了维诺格勒多夫教授，他喜出望外，邀请他到我家吃晚饭，并会一会晚上要如约而来的乔伊特。开始还有些拘束，因为乔伊特以前没见到维诺格勒多夫教授，而他对生人总是过于腼腆。渐渐地，谈话就越来越无拘无束了。晚餐之后，我们来到屋后的小花园，树影掩映，皓月当空，这样的良辰美景，正是乔伊特所说的谈论哲学与诗艺的‘好时光’。我从没有见过乔伊特像那天晚上那样海阔天空，那次谈话值得回忆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喜欢和艾尔弗雷德讨论经济学问题，每当听到他特别感兴趣的观点，他就掏出自己的小笔记本记下来。他曾经跟我说，艾尔弗雷德的谈话是他所听到的最精彩的谈话。还有一次，他说‘艾尔弗雷德是我所见过的最无私的人。’我们忠诚的老女仆‘萨拉’也引起了他的兴趣，萨拉只是和他才谈起了自己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困难。后来当他到剑桥拜访我们的时候，也总要到厨房里和她坐一会儿，谈论那些困难。”

　　关于他们1885年回到剑桥的情况，马歇尔夫人自己作了最好的记述：“四个学期之后，我们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牛津的生活。我们在伍德斯托克路的住宅和花园都很惬意。我教我的女学生，艾尔弗雷德也喜欢讲他的大课堂。尽管他总觉得剑桥才是他真正的家，但当时我们以为我们的未来是在牛津。然而，1884年福西特去世了，他留下的职位，另一位正式竞争者是英格利斯·帕尔格雷夫，最终艾尔弗雷德当选了。1885年1月，我们来到剑桥，先是在切斯特顿路租屋住了一年，1886年，巴尔奥·克罗夫特建成，我们就搬到那里一直居住下来。1885年，价格还很便宜，在合同上，建房只花900镑，虽然建筑师出了点错，也不过才花了1100镑。几年之中，马丁利路只有我们这一所房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主要是看上了那片树林。为了设计这所房子，节省空间，尤其是厨房，艾尔弗雷德大伤脑筋。他非要把书房建在几层楼上不可，因为他觉得在剑桥他应该住得离地面越高越好。不过，建筑师J．J．史蒂文森还是说服他把书房建在二层，并设一个阳台。”

　　马歇尔夫人去世之后，巴尔奥·克罗夫特将近60年的租约到期了，它以2500镑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位从巴里奥移居剑桥的教授。货币价值变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这笔钱成为马歇尔夫人小小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她的遗产继承了副主教的大量稿费，18世纪祖上长期担任吉格莱斯威克中学校长的积蓄以及更远的时候作为约克郡自耕农的一些家产，这些遗产先是投资于建这所房子，现在已经转入剑桥大学的马歇尔图书馆。这笔遗赠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在1944年6月购买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的原稿。

　　其后的40年间，“年复一年，年年相似。”马歇尔夫妇住在一所小住宅里，有一位忠诚的女仆，热情地款待着涉世不深的本科生或声名卓著的采访者。关于“一位忠诚的女仆”，值得提一下。生前，人们叫她萨拉，死后，则是佛洛伦斯·萨拉，她（马歇尔夫人写道）“几乎每到11月，她就总说要离开，但我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知道她不会走”。她是普利茅斯教友会的成员，这是最阴郁的教派中最阴郁的一支。“她成了一名出色的厨师，并且乐于承担重任。尽管她认为贪图快乐是错误的，但她还是常常说，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星期，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剑桥召开会议的那个星期，那时，每顿饭有将近十二个人用餐，全部由她料理，夜里也睡不着，想着第二天的菜谱。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世上没有多大用处，后来她想到，自己可以做好饭菜，使艾尔弗雷德身体健康并能写出重要的书来，这时她又感到了欣慰。”

　　马歇尔夫人懂得如何赢得爱戴。她记得那位杰希女士，“这位美国寡妇在70年代来到英格兰，一出现就使人们神魂颠倒，一个又一个的导师为她所倾倒。”正是这位女士，在一次谈及仆人之时说道，她很相信赞扬的作用，最后她说：“连万能的上帝都需要大家赞颂呢”。

　　在劳工运动的最初日子里，马歇尔经常邀请一些工人阶级领袖来家里作客。“本·蒂利特、汤姆曼和伯内特都是我们的座上客，还有一位特别令人愉快的托马斯·伯特。”埃奇沃思也经常到访。“我们当然有许多来访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我们很喜欢皮尔逊教授夫妇，他们来我家住过多次，另外我们还很欢迎陶西格教授及夫人。”当然，只要有有趣的人物到访，午餐会上就一定少不了我们这些学生。或者我们在书房里独自品茶，这对我们的心灵与头脑大有裨益。

　　但除了来访的客人之外，那时的剑桥自己也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团体：“我成了女士聚餐会的成员，我们有大约10到12人，一个学期内一次或两次由每个人在家里轮流做东。这时丈夫们就在各自的学院用餐或在书房里独自吃饭。女主人不仅要备办一顿美餐（但不准喝香槟），还要提出一个适宜的谈话题目。如果必要，还可以介绍一位外面的女士参与进来。但这仍然是一个排他性的团体，只要一个否决票就可以把拟议中的新成员拒之门外。我们的成员有克赖夫人、阿瑟·维罗尔夫人、阿瑟·利特尔顿夫人、西奇威克夫人、詹姆斯·沃德夫人、弗朗西斯·达尔文夫人、巴罗尼斯·冯·休格尔、霍勒斯·达尔文女士、乔治·达尔文女士、普罗瑟罗夫人和杰布女士。”马歇尔夫人暮年之时回忆道（恐怕这很中肯）：“看来，如今的‘人物’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马歇尔夫妇的长假期大多是在南蒂罗尔山区度过的。他们尤其常常到费洛梅纳在阿希泰托尔的斯特恩开设的路边小旅店去住。“有一年，我们发现邻村汇集着一群‘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其中有冯·维塞尔夫妇、庞巴维克夫妇、米克坎多尔夫妇和其他几位。我们鼓足勇气邀请他们全体到我们宽敞的卧室里来参加茶会，这里已经是这所小店最大、最舒适的房间了。然后我们又到在附近田野搭起的帐篷中稍事休息。费洛梅纳为有这么多杰出的客人而感到自豪，他清晨四点就起床，为宴会准备新鲜的黄油和精美的菜肴。庞巴维克身材瘦小，结实而敏捷，热衷于爬山，几乎每天都要爬一座白云石山。这多少也消耗了他的精力，因而无心谈论利率理论。我一碰到这个题目就感到害怕，因为最近他和艾尔弗雷德曾就这个题目不厌其烦地进行通信。维塞尔教授相貌不凡，是一位令人愉快的朋友，他的夫人和女儿也都很有风度。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消夏之地，一位老农的漂亮的房间里为我们举行了答谢茶会，我感到非常快乐。”

　　1920年，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国外旅行的尝试，这也是一次相当危险的尝试。在这之后，离他们甜蜜的伙伴关系结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接下来的三个夏天，我们是在多塞特郡美丽而幽僻的小海湾里什·梅尔度过的。在那里他继续致力于第三卷的写作。但在《工业与贸易》于1919年完成之后，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差了，之后不久，医生就悄悄告诉我，‘他再也不能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了’。情况的确如此，幸运的是，他自己并不知晓。”在过去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从书房上走下来，说“多么幸福啊这段时光，没有什么能与建设性工作带来的快乐相提并论了。”

　　不过，在艾尔弗雷德逝世之后的20年里，玛丽·马歇尔依然展现着她那恬静的美，并且与艾尔弗雷德的那些老学生和他们夫人的友情愈见深笃。

　　40年前，专为学生们设立的、能够出借图书的图书馆是很少见的。马歇尔的教学方法的核心部分就是让学生们在本学科内广泛阅读，并学会如何使用图书馆。为了回答一个价格指数方面的问题，一个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生只查阅那些最新的权威著作是不行的。他必须向前追溯，即便追溯不到毕晓普·弗利特伍德，起码要追溯到杰文斯和吉芬。他还必须参看最近20年间《经济学杂志》上所刊载的这方面的所有文章。如果浏览一下中世纪以来的价格史，或是比较一下梭仑和查尔斯2世时期按工资计算的小麦价格，也将是有益而无害的。如果一个学生还没有翻阅10到12本书，就匆匆忙忙给出答案，那么他就称不上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既有负于经济学家这一伟大使命，又无法承袭崇高的说教者的传统）。为了做到这一点，马歇尔采用了三种方法。首先，他在教室里建立一个浅显读物的书库，规模虽小，但比起任何本科生自己的藏书来则都要大得多了。在他辞去教授职务的时候，他把这个书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我想我是这个书库的第一个正式的管理员，我为它编制了第一份目录。除此之外，就是他自己那些更丰富的藏书了，他希望学生们在巴里奥·克罗夫特喝过茶之后，都尽可能地多拿些书，只要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能背得动。最后，他就采取了把学术期刊拆开，按论题挑选、装订论文的做法，因此他有时要增购一套用以保存。许多这样的论文集如今都收在马歇尔图书馆中，这些资料连同其脚注，能使刚入门的学生按图索骥，从一本参考书找到另一本参考书，不出一周，他就可以成为这个论题的活文献。不要忘记，准备这些论文集，把它们按作者和课题编好目录，并放在那些“棕色盒子里”，这些都是马歇尔夫人的特别任务。

　　所有这些，作为教育，建立个人联系和激励学生的手段，她都是热烈赞同的。背负书籍的来访者离开之前，总要在楼下与她道别，而她也总要目送他出门，沿着车道远去，眼中露出无限满足的神情。因此，在艾尔弗雷德离开之后，把这一传统保持下去，让他的这些书籍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手中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了她倍加珍视的目标。

　　首先，把他的藏书全部移交给剑桥大学，供学生们使用，并把它与上述提到的教室学生书库合并，组成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进而，她以根据协定条款所得的款项建立了一笔可观的留本基金，并以马歇尔著作的版税每年交付一定数额，来补充这笔基金。马歇尔死后，他的著作的销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她的遗嘱中，她还留给图书馆10000英镑以及她丈夫的全部版权）。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还决定使自己成为马歇尔著作以及新一代学生的保护人。因此，在75岁之时，她还被任命为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荣誉助理管理员，她担任此职将近20年。这一举动是违背大学规章的，规章规定，每个人65岁必须退休，现在看来，这一规定是合理的。每天早晨，她骑着自行车，穿过从马丁利路到图书馆（1935年迁到一所精致而宽敞的楼里，这里原来是乡绅法律图书馆，紧挨唐宁街的地质博物馆）那段不近的路程，穿着一双便鞋，这是她在60年前的前拉斐尔时期留下的习惯。将近90岁时，尽管她很不满意，医生还是阻止了她继续骑自行车（部分是由于朋友们的鼓动，这主要是考虑到连最强壮的人都可能遭遇危险的剑桥的交通状况，对她自己的体力的考虑倒在其次）。上午，她就在图书馆做些管理工作，开始是由一些本科生协助，随着工作量加大，从1933年开始，改由一名专职的图书馆管理员米森先生协助。马歇尔图书馆的历任馆员，丹尼斯·罗伯逊、赖尔·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