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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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如此——美国人的欢迎。在那里，有亲笔记录的胡佛先生为他们的事情辩护；对总统来说，他们是“一群小人物”，因而宜于纳为宠物；并且，首要之处是，既然比利时的要求同美国无任何关系，这儿就有了一种机会，可以使美国人以他国人民的代价，实践他们强烈的利他主义嗜好。
这就是那种氛围——在此氛围中，1919年4月29日的三个委员会会议，因听到比利时人的委屈而搁置。委员会听到了比利时人对赔偿支付之优先权的要求；还听到了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情形，德国应该对全部“战争费用”承担责任，而不是仅仅承担补偿之责，其理由是，入侵比利时是破坏国际法的突破口，总统“十四点”之类的要求限制了赔偿的一般范围，不适用于他们。
汉基上校——委员会秘书，据我的记忆，那一天不在场，担负秘书之职编写正式备忘录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下面的内容，以当时同时作的一些非正式记录为基础。
三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处于一种盛怒状态。他们已经被意大利的恫吓所困扰，现在又被比利时的恫吓加倍困挠着。他们也被惹烦了。因为，在外交中存在着利益；比利时人可能打算在听众中说的话，并非对任何人都仅有微弱的利害关系。对于所谓比利时的重大牺牲和英勇忠诚之类的华丽辞藻，他们真是太熟悉了。
然而对M．海曼、范·德·赫维尔和M．范·德·维尔德来说，这是他们外出的日子，他们都不想使他们的固定发言被延迟。这一场景，正像我曾在别处描写过的那样。总统坐在壁炉较远一侧的沙发上，然后是比利时人；中间是克里孟梭；总统的对面，是劳埃德·乔治先生，我跟一两名别的秘书坐在他旁边和后面的低椅上。M．海曼以读一些信件为开端，开始提出比利时问题，对此无人理睬。克里孟梭煞有介事地闭着双目，将双手叠放在肚子上，以使自己镇静。总统坐在沙发一侧，浏览着一张报纸。唯有劳埃德·乔治先生显出参加议程的模样，但也仅仅是对他身边的我们这些人悄声低语，以维持一簇批评之火焰；他的低语大意是说，M．海曼正处于最佳形象，他在外交方面是一个老式的装腔作势者，正试图进行敲诈。然后是范·德·赫维尔先生以一种说谎似的声音发言，这使英国首相感到非常有趣。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说，无论如何，范·德·赫维尔先生是极其孤芳自赏的。
第三位是社会学家，M．范·德·维尔德。在开始发言后不久，他说的什么话惊醒了克里孟梭先生；在三人中，克里孟梭第一个开始在议程中发挥作用。可是，他几乎刚刚张嘴说话，被他中途打断的M．范·德·维尔德又不识时务地阐述起来，这位老绅士显出耍脾气孩童的脸色，耸着肩膀气急败坏地说，——“那好”，他说，“你如果不愿听我必须说的话，我就没必要说了。”M．范·德·维尔德继续发言，同其他人相比，他更称得上是演说家。劳埃德·乔治先生指出，这家伙确实很不简单，可同与比利时的战斗相比，他对比利时的权利讲得太多。实际上，比利时人丝毫没有战斗，他们拒绝战斗。然而如今，他们企图恃强凌弱。劳埃德·乔治先生无法容忍被欺凌。同澳大利亚相比，比利时有多少人曾浴血沙场呢？
这些准备好的发言，此时结束了。总统撂下他的报纸，提醒大家：他的良心无法应允比利时对战争费用提出要求，这将同“十四点”相抵触。
现在，比利时人带着一些官员撤出去了，看他们是否能起草一份实际议案。会议间歇被一份电报的到来占据了，这份电报提供了西格纳·奥兰多抵达罗马时对公众的讲话。当奥兰多谈及他与威尔逊总统达成一项安排时，——“你可以打赌他做过，”总统评论道。当奥兰多的意大利式夸张升至更高级别时，“看哪！”克里孟梭用一种惊异的声音喊道，一面指着他面前精致的壁炉台上雕刻的特米尼，“这些像已失去耐心听奥兰多的鼓噪”。
最后，克里孟梭先生询问比利时人是否已经跑了，从而使关于奥兰多的话题就此结束。克里孟梭说，他将杀死M．海曼，因为他的糟糕的举止、糟糕的法语和糟糕的外交手腕；并劝每个人也都这么做。这时，M．海曼回来了，拒绝承认这期间已同官员们的妥协，并作进一步发言，大体意思是说比利时坚持其要求。“混蛋！混蛋！”克里孟梭先生嚷道。劳埃德·乔治先生感觉出，摆出狂怒面孔的时刻已经到来。“M．海曼是建议制造一种分裂的和平吗？”——他用一种恐吓的语调问道。M．海曼吃了一惊，威尔逊总统对他建议，最好花5分钟时间好好想一想。美国人方面的这种尖锐，对比利时人是一个很大障碍；——它超乎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那种算计之外，并且——的确——也超乎最终所发生的事情。
M．克劳茨企图乘混乱之机，填塞将有利于法国的各种内容。这引起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异议，导致了房间中央的大骚乱。最后，劳埃德·乔治先生迈着怒气冲冲的步伐离开会议，声言他寸步不让，于是会议结束。当聚会解散，我们出来走向汽车时，我觉得臂上被克里孟梭先生捏了一下，只见他愉快地咧嘴而笑，又一次喃喃低语道——“比利时的混蛋们……”
我相信备忘录记入了这一内容，比利时对协约国的债务应被解除，这笔债务应添入德国人的义务之中。不过，最终解决方案的其余部分——通过它，比利时人最终真的优先得到了他们的1亿英镑。
霍斯角，1925年4月15日
几天前，我使劳埃德·乔治先生忆起了这一事件。它使他的记忆转回到克里孟梭先生同M．海曼之间的另一个小插曲。一天，这位年迈的老虎把它亲切的手爪搭在M．海曼的肩头——“M．海曼，你是否想为你的国家，”他说，“做出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位老外交家自豪地挺起腰板——“克里孟梭先生，为了我的国家，我可以赴汤蹈火。”“那好，”老虎咆哮道，“去自杀吧。”“是的，”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道，“当克里孟梭伸出手臂拥抱一个人时，这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你的格拉德斯通如何？’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回答说；站在旁边的博纳·劳插言道，‘他是个很了不起的骗子’。克里孟梭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一切伟大人物都是伟大的骗子。’”
1925年6月20日
精英的聚会第四章 安德鲁·博纳·劳
第四章 安德鲁·博纳·劳
博纳·劳先生的下台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对他的政敌们来说，这种不幸并不比对他自己的拥护者而言更差。我们将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如此没有偏见的保守党领导人。博纳·劳先生首先不是别的，而一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党员；他为党殚精竭虑，并且在每一次危机时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在两个关键性问题，即关税改革和支持阿尔斯特方面，他采纳了党的极端观点。可是真实情况是，他几乎没有丝毫的保守党的原则。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长老会会员，对于昔日的传统和象征，没有充满想象的敬畏之心，没有对既得利益的特殊关照，没有对上流阶级、城市、军队或教会的任何依附。他总是根据每一个问题本身性质之好坏来加以看待。
博纳·劳先生的保守主义，不是基于教条、成见或维护英国生活之特定方面的一种激情。博纳·劳先生在论战——既包括私人交谈，也包括公开辩论中的高超技巧，不仅归因于他思维的敏锐和记忆的持久——这给所有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归因于他将争论限于真正属于正题和能确切预见超前步骤的实践。在论辩中，博纳·劳先生难以被回击，是由于他几乎总能给出聪明绝顶的答案。假设棋盘上可见的棋子构成了争论的整个前提；做遥远预见的任何企图，都因假想性太强、困难性太大而毫不值得，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博纳·劳先生：他正在排除一切思想杂念地玩着辩论游戏，除了在那特定对局中走出正确的招数之外，有时候，他正如同别的政客一样狡诈；像他有一次曾指出的，他绝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在任何既定场合，由他来毫无保留地表述他的整个思想内容，比由其他人来表述要容易得多。博纳·劳的对手，总会发现在同博纳·劳先生争论时，自己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镇静、他的推理能力，使他能将任何从相反态度看来是歇斯底里或过分夸张的东西，变为牢固的信仰。
在那些为这个国家而战的人们中，没有任何人的头脑在对事物表面的反应方面比他更敏捷；没有人能比他更迅速地获得必要的资料，并在会议前短暂而紧急的时刻将迫在眉睫的问题理出头绪；没有人能从与该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中记取这么多。然而，这种理解上的敏捷——不仅是关于事实和争论的，而且是关于个人及其素质的。那些大约四年前参加三一节纪念会的人，记得那次宴会后对大学生们所作的迷人的短暂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蔑视一所大学所代表的一切。博纳·劳先生一向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认为凭自己对市场而非长期趋势的判断，如果选择工商业的话，肯定已经赚了一大笔钱。他认为自己能正确把握短期的重大变化，能凭借冷静的头脑和一位一流工商业巨子的有限目标而支配战争、帝国与革命。这是贯穿于他战时和战后政策的一个特点。例如，他认为，防止法国进入鲁尔，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提议，但这样做的后果尽管很糟，却未必像一些人所预料的那么糟。
博纳·劳先生对成功的过度崇拜，是值得注意的。他崇拜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对于被别人所使用而达到成功的方法，他不太容易感到震惊。从前他对劳埃德·乔治先生的极度崇拜，主要是基于他的成功；随着劳埃德·乔治先生成功的衰减，他的崇拜也成相应地衰减了。
谦逊、优雅、无私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所有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的爱戴。然而，公众的感觉大概取决于他们对关于他的一件更重大、更关键的事情的理解，而不是取决于这些简单的品质。他们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他严肃的、忠于职守的生活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有很多政客，太沉醉于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刀光剑影，他们欣赏着他们的地位和职业，捧着这些甜蜜的开心果，仅仅是为了自我娱悦而已。
1923年5月
精英的聚会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那些仅仅在洛德·奥克斯福德后期生涯中认识他的人，一定会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有关他30年或更多年头之前的形象或名声的报道。才干和沉默寡言，是会被认可的；但某些容易惹起麻烦的特征，这位来自贝列尔学院的雄心勃勃的律师，在战时和战后岁月里，他看起来就是首相的角色，自格拉德斯通先生以来尚无人如此，他慈祥的表情和使人肃然起敬的威严，在后来的岁月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察觉到。
除却对别人的无情和对自己的麻木之外，洛德·奥克斯福德拥有一位伟大政治家所具备的绝大部分天赋。人们可能想知道，在当代条件下，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是否还会有足够的活力使自己暴露于公共生活之中。洛德·奥克斯福德通过缄默以及对于反击或抱怨的克制，来保护他的敏感性，他拒绝帮助，拒绝利用为金钱而奔走的新闻界。他可以当一个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他甘愿为保护一位朋友或一位同僚而奔走；但是，他不屑于保护自己，甚至到了几乎难以适应生活的程度。然而大概正是这种为人、这种性格，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为地塑造出高尚的形象、和蔼而镇定的风度，以及优雅而粗犷的面孔；那些在他离开政府之后才认识他的人，将把这些当作他的特征而牢记。
此时谈论他的品质，是很自然的。在他生涯的结束阶段，从他为国家提供的建设性服务来看，这个阶段极少或者说没有增添什么贡献，可是大大增添了世人对他本人之个性的印象。不过，将他推向国家重要机构的，当然是他的智慧力量和勤奋。洛德·奥克斯福德的智慧，把理解的敏捷、头脑的清醒。判断的敏锐、丰富而准确的记忆和辨别、对偏见和错觉的超脱，同独特性与创造力结合在一起。我不能断言，这种对独创性的需要是形成成功个性的最必要的成分之一。他的头脑，是为了对付外部世界之既定事实的目的而建造的；它是一座工厂或者说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矿区或者说一片涌泉之地。洛德·奥克斯福德没有会将他引入迷途的智力幻想，没有会将他双足提离地面的自我奋斗的气球。倾听和判断就是他的事务；他所占据的职位——内务大臣、财政大臣、首相──是那种最好被职业政客所占据的职位。对他来讲，透彻理解他人的意图，只需要寥寥数语和极少的时间；他能毫无偏见和熟练地在这些事务上运用适宜的知识和经验。
他的性格天然就是保守的，再添上一点愚笨和少许偏见，他就会在政治上也显得保守的了。回顾战前八年的自由党立法，可以非常奇怪地看出，它是何等丰富然而又何等有选择性，它在总体上多么完整地形成了各种事件的准绳。我们应当归功于洛德·奥克斯福德的，不是对那种计划的任何部分的发明，而是选择和执行它的智慧。在关于如何处理战争——它在1916年底首届联合政府垮台时达到顶点，我那时候相信，现在也是如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极少有人在其一生中，完成过比洛德·奥克斯福德更多的艰难工作。他能以学者的敏捷，对付印刷或书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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