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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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少有人在其一生中，完成过比洛德·奥克斯福德更多的艰难工作。他能以学者的敏捷，对付印刷或书写事务。他从不屈服于速记这种现代灾祸以及它所造成的冗长。洛德·奥克斯福德属于伟大人们的族系，我祈祷他们永续不绝，他们能够提起笔亲手以简短笔记的方式做那些必要的事情。洛德·奥克斯福德的缺点，与其工作相联系，大概存在于：在工作被临时推开后，他情愿将注意力由此分开；当工作日的事务完成后，就不再把它装在脑子里、挂在嘴边上。有时候，这无疑是力量的源泉，但某些时候也是弱点的发源地。这种思想习惯，也能为各种借口提供便利，特别是关于私人事务的借口。内阁运转所必需的、对忠诚的朋友们和不太忠诚的对手们之类人的纪律和严格的苛刻，对他来讲，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所以，当酝酿中的重大事情是纯政治性的、丝毫不带私人性时，当他身后的那位支持者和副手与他同心同德，仅在激励程度上存在差别时，洛德·奥克斯福德处于最佳的、最幸福的状态。在这种场合，他能够运用所有那些在重大政治集会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并直接踏上智慧之途。为自由贸易而战、为国会法案而战，战争开局之年提供了这类机会；这个时候，阿斯奎思先生能够作为一位领导人站起来，思想充满力量，精神镇定自若。

　　应当被记住的一点是，洛德·奥克斯福德热爱学习，他是一位真正的读者；他能以爱心对待图书馆中的书籍。当古典的和文学的嗜好——他在这方面的资质，曾使他在人生阶梯上迈出了最初的一步——不再有用时，并未被他丢弃。我想，他之所以比较喜爱这些东西，正如他喜欢宪法的和政治的重大论战一样，是因为它们同个人事务的污泥搀合不多。

　　除了在独特的家庭环境中，那些与洛德·奥克斯福德亲密相知的人不会想起他。他是那灿烂圆环旋转围绕的坚实中心——最欢乐、最光明的天地的核心，现代英格兰最慷慨而最简朴的殷勤主人。无与伦比的女舞伴与他面对，智慧、丰富、直率和所有那些最粗鲁、最厚颜的东西绕着他飞翔；置身于如此充足的辉煌中，洛德·奥克斯福德喜欢表现得最为迟钝和沉闷，以使自己放松，欣赏这理性和非理性之流；他摸着下巴，耸着肩膀，真是一位睿智而宽容的仲裁人。

　　　　　　　　　　　　　　　　　　　　　　　1928年2月


　　






精英的聚会第六章　埃德温·蒙塔古






第六章　埃德温·蒙塔古

　　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报纸报道，对埃德温·蒙塔古的人格写得太少了。他属于这类人中的一员，他们承受着剧烈的情绪波动，迅速地经过鲁莽的勇敢和自我辩护而到达可悲的惊恐与沮丧——他们总是把生活和自己的角色搞得戏剧化；他们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本性时，不是从最有利的视角，就是从最不利的视角，却很少持一种冷静和稳定的观点。在某个时刻，他会是东方的帝王，骑着一头大象，穿着华丽的衣饰；可是下个时刻，他又成了路边的乞丐，将富丽与光荣插入肮脏的灰尘之中。

　　他是一位东方人，却赋有智慧技巧；西方气氛自然地将他拉进了印度政治问题，并容许在他和它的人民之间存在一种本能的彼此同情。但他感兴趣的是所有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的个人方面；他是一位最热忱的政治家。几乎别的任何事情都使他厌烦。一些传记作者曾猜想他实际上是位科学家，因为从本性上看，他有时能从这种演员似的职业中找到消遣。其他的人，根据他的出身来判断，设想他天然地是一位资本家。这也是远离真实的。

　　当然，劳埃德·乔治是他政治生涯毁灭的原因，他无法离开那支明亮的蜡烛，但这可怜的飞蛾知道，火焰将烧着其翅膀。就是从他的口中，我，还有其他很多人，曾听到有关那位（在其主要方面）讨厌鬼的最辉煌、最真实、最机智的描述。但同时，在这场景后面，蒙塔古的舌头是主宰；他的弱点，使他在实践中成为自然而然的工具和牺牲品；这是因为，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易于利用并抛在一边的人之一。

　　我从未了解到像他那样雄心壮志的男人中，有比埃德温·蒙塔古更沉溺于闲聊的。或许，这就是他无法忍受处于局外的主要原因。在部长和官员们的公务大厅里，他是一位闲聊客。他的乐趣是，在内阁里争论国家事务，然后出来向一个小群体提供一首借助于模仿的、美妙的揭露性讽刺诗——关于每一位大人物，包括他自己，说过的话。但是，当他能将闲谈推至亲密气氛时，他更为欢喜。他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表白自己甚至暴露自己，以从他的知己那里挤出一点——可能是勉强的──亲爱之情。

　　　　　　　　　　　　　　　　　　　　　　　1924年11月


　　






精英的聚会第七章　阿瑟·鲍尔佛






第七章　阿瑟·鲍尔佛

　　鲍尔佛伯爵暮年辞世，使皇家经济学会失去了那些非凡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40年前我们创立学会之时，他们是最早的副会长；不过，在我们最初的委员会成员中，有不少于6位的成员如今仍在为学会服务。

　　阿瑟·詹姆斯·鲍尔佛大概比任何人的天赋都高，他曾是现代大不列颠的首相，在我们的团体中担任高级职务。他初次接触这个主题，是在剑桥的大学时代，作为他内兄亨利·西奇威克的学生和朋友时。他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主题是关于复本位制。他的《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无疑是一位首相曾向其内阁所散发的最具“学术性”的文件。

　　他对上一代的两次经济大论战——复本位制论战和关税改革论战，在这两次论战中他都承担最重要的角色，很好地显示出他最显著的智力特征，表现出结合着谨慎和平衡的保守主义的非凡的开放性头脑。除那些太“热情洋溢”、太草率以致无法将观念化为行动的人之外，在英格兰的智力世界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位最博闻的、出色辩证的、开放思维的保守人士，更能凭魅力与完美而引人注目；他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了完美的均衡。

　　自然，首先要谈及他无畏的政策飞跃。对于鲍尔佛先生1892年10月27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讲，《经济学杂志》当时评论为，“标志着英国货币讨论史的新纪元。”他对金本位制在其90年代早期运作形式上的拒绝是无条件的。“你们实际拥有的这种交易工具，”他说（意指金单金属主义），“是一种坏工具，出于你们的赞同，我向你们提供一种工具，它如果不是完善的，也是在所有情况下可行的，同你们用任何其他我所了解的方法可能会得到的任何工具相比，它更好。”如今，从任何在国会中领导着自己的党的政治家那里，都不容易找到同等的勇敢——像鲍尔佛1892年具有的那样。

　　《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是一位在任首相曾经发表的最杰出的、科学的意见之一。它写得很出色，值得反复读。我想，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将以怀疑、犹豫、模糊的感觉来对待鲍尔佛的著作，L。L。普赖斯先生，在《经济杂志》（第13卷，第567页）上回顾这个小册子，评论说这本小册子出版次日，一种鲁莽的批评（A．C．庇古先生在写给《时代》的信中）宣称，鲍尔佛先生只不过表述了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在这种抽象形式上都会赞同的提议，在某些论点上他们还会比他走得更远；但是，他补充说，首相尚未作出努力来将这些未受异议的、无可置疑的、假定的推理，带入与当今英国环境的实际事实的联系中；这种联系在判明一项实际政策时是需要的，但这样一种企图注定要失败。

　　今天，在重读这个小册子时，这种感觉并不太明显。但谈及大不列颠情形的事实，就如后来的事件所证实的，人们一定因作者的预见和灵敏而产生一种尊敬之情。在剑桥的马歇尔图书馆，可以找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评论》复制件，上面用铅笔在空白边缘处作了很多评论。请看看鲍尔佛的句子，“我们现在必须接受这种事实：我们的商业竞争者中最先进的那些人，如今不仅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且从动态角度看将继续保持如此。”马歇尔的评论是，“不一定”——在此人们再次感觉到，这位政治家对于商业与工业政策此后进程的预见，已被证明为更加正确。

　　我们已经失去了阿瑟·鲍尔佛，他是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增光者之一，他是一位处在科学、艺术和正确学识的高级位置的可靠朋友，大学及其所代表之事物的热爱者，一个在任何礼貌或鉴赏场合都敏锐、雅致的人。


　　






精英的聚会第八章　温斯顿·丘吉尔






第八章　温斯顿·丘吉尔

　　一、战时的丘吉尔先生

　　这部光辉著作并非是对史实的叙述。它是系列的插曲、连续的鸟瞰；设计它，是为了照亮这一伟大角逐的特定侧面，证实作者关于现代战争行为——带着广阔的战略观点。这种构思有极大的好处。丘吉尔先生告诉了我们很多极其有趣的细节，这些细节我们大多数人以前是不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在细节中迷失自我。他从战略角度，看待关于战争行为的高层思想的基本问题。如大多数有价值的书一样，这部书为一种目的而写。他不像那些沉闷作家一样假装空洞的中立；在那些作家的头脑中，最伟大、最令人激动的历史事件不会不产生任何清晰的印象之痕而逝去。丘吉尔先生的著作，大概包含着最敏锐、最凝炼的智慧——他凭借对内幕事实和事件主要发动者内在思想的了解，自始至终近距离地看到了这场战争。关于真理与错误存在于何处，他得出了清楚的结论——不仅仅是借助于以后发生的事件。在这里，他以修辞的、但不过分华丽的语言，把这些告诉了我们。这自然意味着，有关他离得最切近的地方，他告诉我们的最多；有关他认为自己最明智的地方，他提出的批评最多。但在这样做时，他试图避免不适当的自我吹嘘。他不追求报复，不展示敌意。即使是舰队司令们和将军们——他的分析的牺牲品，也没有被太深地追究。阿斯奎思先生、劳埃德·乔治先生、鲍尔佛先生、博纳·劳先生、爱德华·卡森爵士——他公正友好地谈及他们，承认他们的一些品质，不去打击那些因他们处在同一战壕而的确提供过服务的人。丘吉尔先生比狄斯雷利以来的任何政治家写得都出色。这部书，无论它的成见对错与否，都将提高他的声誉。

　　丘吉尔先生的主要论点，等于这样一种看法：从总的方面看，在每个国家，职业军人、“黄铜帽们”（指高级军官——译者注）在有关军事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一般是错误的——从事前争论的标准来衡量，是错误的；从事后证据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错误的——然而职业政治家，那些“僧袍”们，像亨利·威尔逊先生对他们的称呼那样（他自己也有一点“僧袍气”），一般是正确的。这个问题，那时对一位局外观察家来说，不可能对它作出判断；这是因为，虽然问题似乎是，在战争的每个转折点上每一方都犯了基本错误，但无人能在内阁和总参谋部之间划分责任。在英格兰，流行的意见是嘲笑那些将军们——那些比我们的老滑稽剧朋友即“僧袍们”更生动、更光荣的人物，那些享受着从来无须公开作自我解释的重大好处的人们。丘吉尔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借助于如今从各方面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料，来说服我们，使我们相信：从总体上看，智慧在阿斯奎思、劳埃德·乔治和他自己以及布赖恩德、潘勒韦和克里孟梭，以及贝思曼…霍勒韦甚至克朗王子那里，而面临危险或丧失战争的是黑格和罗伯逊，约菲和尼韦尔，法尔肯海恩和鲁登道夫。

　　让我概述一下丘吉尔先生对总参谋部的诉状吧。显然，每一方都缺乏一个丘恩特·马克西姆斯。未出现费毕阿斯来观望、撤退、怂恿。“黄铜帽们”总是急不可待，急于展示他们拥有新型的攻击武器——德国毒气、德国U形舰艇、英国坦克——在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储备来产生决定性结果之前；他们奔忙于他们致命的“推进”所导致的无济于事的杀戮。战略放弃，有意撤退，引诱敌人进入能够被包抄的口袋内，所有这些属于战争的更高超想象的有利计划，几乎未被尝试。1918年7月曼金面对福什的反向攻击，是这类努力中为数不多的例子之一，然而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都倾向于反对和不信任。参谋部的观点自始至终基本上都是极端的——在攻击方面，寻找敌军最精锐的部分，猛冲过去；在防御方面，英雄般地死在第一道战壕里。对于这条规则，只有两个例外：1917年德国人向兴登堡一线的撤退，和约翰·杰利科先生不变的态度。在门外汉看来，丘吉尔先生对日德兰战役的精彩分析表明，杰利科错过了机会——他本来应该抓住的机会。不过，像丘吉尔先生承认的那样，杰利科肩负着比其他任何人都重大的风险与责任的担子，他是唯一属于任何一方的人，是一个可以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人；他的确像一位成功的丘恩特那样坚定不移，尽管他可能错过了机会，但他自始至终未犯丝毫灾难性错误。即使从丘吉尔先生有能力作出的尖锐批评的角度看，我也不认为人们希望这场战争会推出任何国家的任何其他人来负责北海战事。

　　丘吉尔先生的下一个观点，涉及总参谋部狭隘的地理眼界，双方在覆盖战争全部潜在领域的战略和政治想象力的广阔视野方面的无能。军队犹如磁铁一般被彼此吸在一起。士兵们总是忙着辨清何处的敌人最精锐，然后就要求相当的或更多的兵力去迎击他们，却从不探察它何处最薄弱而向那儿推进。这是一个老的争论话题，在这方面，我们久已了解丘吉尔先生持何种立场，劳埃德·乔治先生也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