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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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我们是最先摆脱边沁主义的人。但我们却是18世纪另一项异端邪说的坚定的继承者和拥护者。我们是最后的乌托邦论者，或者是人们有时称作的社会向善论者。我们相信，人类的道德水准将会不断进步，因为人类已经拥有了一批值得信赖的、理性的和正直的人们，他们在真理和客观标准的引导下，能够摆脱那些传统的、保守的观念和陈腐的行为准则，并且自此以后，形成他们自己的信念、纯洁的动机以及关于善的可以信赖的直觉。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在1903年之后就绵延不绝。它存在于自私自利——这被称为合理的自私——的伦理学之中，正像它存在于康德和边沁的指向普遍的善的一般伦理学中一样。正是由于自私自利是合理的，才可认为个人主义体系和利他主义体系在现实中的结果是相同的。

　　简言之，我们反对原罪说的各种版本，我们对人的内心存在罪恶之源的愚蠢说法嗤之以鼻。我们也并不认为文明是建立在个人和少数人意志之上的摇摇欲坠的大厦，而只能以苛条酷律和阴谋诡计来维持下去。我们对传统的智慧和习俗的桎梏心存大不敬。正如劳伦斯和路德维希所说，我们不尊敬任何事和任何人。我们也不准备尊重那些为制定生活秩序（正如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做出杰出贡献以及精心保护这一秩序的前辈们。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说道，最好的一套法律就是禁止年轻人询问法律的是非，而老年人却可以在年轻人不在场的时候把他们发现的法律中的缺陷通报给统治者或其他老年人。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名言。作为我们的普遍的精神状态的原因和结果，我们大大地误解了人性，包括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性往往流于肤浅，不仅仅在判断上是这样，在情感上也同样如此。我们不仅仅在精神上是前弗洛伊德主义者，而且丧失了前人具有的某些东西。我现在仍然无可救药地相信别人的感情与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也相信自己）。有一个微小但却鲜明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正常”思想的荒谬性，那就是抗议的冲动——给《泰晤士报》写一封信，在吉尔德大厅召集一次会议，或者当我预想为“正常”的事情未能实现时捐助某个基金。我大喊大叫，就像真的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权威或标准一样，这可能是相信祈祷的功效的遗迹。

　　我曾说过，人是理性的这一虚假观点往往会使我们的判断和情感流于浅薄。在我看来，摩尔关于“理想”的那一章罗列了有价值的各种感情。人是理性的这一看法，不仅没有促进理性，反而破坏了理性。它忽视了某些强有力而有价值的情感源泉。人性中某些自发的、不理性的冲动往往具有某种价值，因而我们的完美的体系出现了缺口。甚至某些与罪恶相关的情感都有一定的价值。除了那些自发喷涌的、甚至是邪恶的冲动之外，还有一些不为我们所了解的有价值的思索与交流的对象。我们所了解的是仅限于那些从生活秩序或生活模式的一致性以及情感中激发出来的对象。我们一定还记得佩利的名言：“虽然我们常常谈及知觉存在的一致性，并把幸福、苦难、欲望、利益和情感都归结于此，但实际上，除了个体之外别无他物存在”。不过，我们使个人主义走得太远了。

　　当时间指向1914年的时候，我们的人性论的浅薄或者说是错误就愈加明显了，而这也正偏离了人性本善的论点。如今，一对情人的短暂相会与快乐完全纠缠在一起，而这正是曾经被拒绝的，生活的模式有时不过是一系列短暂而浅尝辄止的“私通”。我们对于生活和各种事务的评论是睿智而有趣的，但又是极易击破的——正像罗素、我和劳伦斯之间的谈话一样——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关于人的本性的确切诊断。伯蒂把各种根本不可能相容的观点兼收并蓄起来。他一方面认为人类事务的发展进程是不理性的，一方面又认为解决办法是既简单又容易的，因为我们只需遵循心中的理性就够了。讨论这方面的实际事务是件令人厌烦透顶的事。而如果把那些隐含的、暗藏的、无论是好是坏的情感抛开，讨论人的本性也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在时间过程中考察生活模式，并且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系列独立的、不连续的闪烁，那么唯一起作用的就是人的精神状态，然而，精神状态体现价值的方式，以及其对象都是各种各样、丰富多彩，超乎我们的想象的。我想起，在过去，我们处理这种经验的多样性的办法是不合理地扩大了审美经验的范围（比如说，在悲剧情绪这一名义下，我们会研究它的各种分支）。并且把那些人类经验归为审美经验，通过这种错误的归类来消灭多样性。

　　如果我就此忽略我们的优点——我们的魅力、智力、超凡脱俗和热情——我可以把我们看作水蜘蛛，它在水面上优雅地掠过，像空气一样轻盈适意，没有激起任何的漩涡，也没有触动水下的潜流。但在劳伦斯那无知、嫉妒、暴躁而恶意的眼光注视下，我们这些人的品质又是多么令人生厌啊：在薄薄的熔岩表面上跳跃的理性主义；对粗俗感情的存在与价值的忽视；既放荡不羁又大逆不道；与邦尼的朴实相比显得故作聪明；把奥特兰的高雅看作是糖衣的毒药。这些，对我们这群可怜又愚蠢、还满怀好意的人来说是多么不公平啊。但这就是当劳伦斯1914年说我们已经“不中用了”的时候还不无道理之处。

　　　　　　　　　　　　　　　　　　　　　　　　1938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