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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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种狭隘的地理与政治视野相似的，是职业士兵们狭隘的科学眼光，他们在跟随新的机械观念方面出奇的迟缓——就如坦克史所昭示的那样。坦克一出现，我们的参谋部就反对；即使在对它的效果充满兴趣之后，军需部也从未在适当数量上对其提出需求。甚至在坦克存在之前，鲁登道夫就已被提前告知其秘密，但他从未在较大规模上对它进行仿效。过量的炮兵和不合时宜的骑兵，甚至在1918年占用了几乎与机械武器同等、几乎为坦克人员两倍的英国兵员；同在飞机、机械武器、坦克和毒气方面大规模集中人力的替代性政策相比较，这是脑瓜不适应的进一步的例证。除丘吉尔基于对1919年战役的远见而于1918年采纳之外，这些替代性政策从未被采用。
第三个论点大概构成丘吉尔先生著作中最新奇有趣的部分，它涉及这方面：根据现在已从双方资料中完全了解的结果来判断，在西部前线的大规模进攻的实际价值如何。就是在这里，存在着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之间最尖锐、最持久的分歧。除1917年劳埃德·乔治先生向着参谋部观点的暂时转变之外，职业政治家们一贯持这种意见：军人们低估防御的价值，而高估进攻的潜在收益；通过在西部前线猛攻敌军已加强的部位，绝不会达到决定性结果。战时内阁几乎总是不变地反对1915、1916和1917年的“推进”。既然连任的内阁从这些可怕的进攻之中期望甚少，就没有什么能减少残酷的与事无补的损失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到了1917年底，一种局势真的来到了，在这种局势下，劳埃德·乔治先生避免了有关部队被派渡海峡，然而他们确实需要被派驻在那里；劳埃德·乔治先生这样做，是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权力能阻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将他们送人曾发生于法国的大屠杀。“但因为帕钦德尔在首相和战时内阁头脑中引起的恐怖，”丘吉尔先生写道，“黑格无疑已经提供了非常的、更为强大的增援。”丘吉尔先生的证据逐渐表明，在从阿斯奎思先生持久、坚决地反对征兵开始，直到1917年冬天的这个插曲中，心肠软弱的是那些政治家们，不过以军事背景来看，总体上正确的也是他们。
在每次进攻之后，总参谋部都愿意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他们倾向于以这种考虑来安慰自己：敌军付出了重大损失，在消耗对手方面取得某些令人满意的进步。丘吉尔先生指出，当时他就不相信这些结论，而且现在能寻找到的来自双方的伤亡数字表明，几乎每次进攻的结果，都是使进攻一方在人力上比以前更加削弱。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给《时代》的一封信中，对于这种对统计数字的解释提出置疑。不过，即使丘吉尔先生在他的问题上走得太远，他毕竟从总体上似乎已使它成立了。不寻常的是，正是1918年鲁登道夫非常成功的进攻，真正为德国的最终瓦解铺平了道路，并的确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丘吉尔先生的书中，最有趣的是他对盛行于双方的最高司令部的人物类型的印象。他说：“总之，缺乏那种在历史上伟大征服者中显然存在的帝王…勇士…政治家的高度结合的人物。”除去约菲这个可能的例外，绝大多数最高司令官无疑在其职业上是有杰出才能的人。但在他们中占多数的是那种迟钝的笨蛋类型，是那种神经比想象力发达得多的人。兴登堡不是唯一的木头形象。约菲、基奇纳、黑格、罗伯逊、鲁登道夫——他们也可以同样被纪念。他们睡得酣，他们吃得香——什么事情也无法使他们。已烦意乱。由于他们很少能够自我解释而宁愿信赖他们的“直觉”，所以他们从来难以遭到反驳。丘吉尔先生引用了罗伯逊写给黑格的一封信，在信中，罗伯逊建议坚持在西部发动进攻，“更多地是因为我的天性促使我坚持这一点，而不是由于任何我可据以支持它的好意见。”丘吉尔先生评论说，“这些话，在其导致近40万人蒙受牺牲时，是可怕的。”这种人物类型，在丘吉尔先生关于皮埃尔·约菲的半喜剧性肖像画中，达到了极限，毫无疑问，敏感性较强的人是无法忍受最高司令部的耗损的。用丘吉尔先生的话说，多亏了那些能将其处变不惊风度蕴藏于灾难性袭击之中“几乎到了无法同麻木不仁相区别的程度”的人，他们才被必要地淘汰了。此外，总司令大概几乎是最后一个听取事实真相的人。“一位军事参谋的整个思维习惯，是以意见之附庸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政治家的不那么重要的思想，对于达到正确结论不是可有可无的。德国的最终失败，实际上归因于她的总参谋部的最高权威。假如德国政治家具有像我国或法国、美国政治家那样同等的影响力，她绝不会遭受类似的失败。依丘吉尔先生之见，她的三个关键性错误——对比利时的侵犯、无限制使用U型舰艇、1918年3月的进攻——都是总参谋部特殊的和独有的责任。鲁登道夫是总参谋部影响力和它的最高才能的最终化身——那总参谋部的成员们，被职业同志关系和普通教义的最紧紧地束缚在了一起。他们对于军中的其他人，犹如耶稣会教士们在其最辉煌时期对于罗马教会。他们在每位司令官身边的、在每个总部的代表，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保持着他们自己的自信。在这个善人团体眼中，德国特种部队和陆军的将军们，陆军军团司令官们，还有兴登堡本人，被视为傀儡，仅此而已。就是这非同寻常的善人团体，将德国军队大概推到了恐怖的境地，激发和组织了残忍的行动，也将自己推向了惨败。
丘吉尔先生没有掩饰在宏大规模上指挥战争的强烈体验所带给他的快乐；这种宏大规模，是决策者所欣赏的。另一方面，他也不隐瞒对那些为其快乐提供原材料的人而言，这种宏大规模的可怕。此书强调的重心偏于重大决策和高层争论。但是，他的著作并不因此在对读者产生的最终印象上，削弱一种反战性质——实际上，它比一部反战主义者的著作能达到的效果更强。这是来自一个热爱这场角逐的人的一种揭示，不仅揭示了这场战争之目标与方法的愚蠢，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愚蠢不是特定角逐者偶然的品质，而是存在着固有的精神与规则。
1927年3月
二、和平时期的丘吉尔先生
丘吉尔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无疑是并且远远是对战争史最重大的贡献，一部将史学家与天才作家的禀赋同事件主要推进者之一的深刻体验与实践相结合的仅有的著作。最后这一卷，我认为不及前两卷出色——一次滑坡，可能是有关作者在政府中的失望经历的书。这是由于，写作是一种全日制工作；财政大臣也是如此。不过，它比那些读过《时代》发表的实在平庸华丽的文摘的人所猜想的，要好得多。因为，那些文摘失去了综揽整体的印象。
在他的序言中，丘吉尔先生记载了他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如何经过他的头脑的。他补充说，这对大多数主要参与者而言大概是一种很普通的经验——“一个印象埋掉另一个。”对任何生活于行政变迁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就我而言，麦基斯蒂克饭店提供的米德兰铁路早餐中苦味柑桔酱的质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迅速地刺入我的心中。我能准确了解那种体验像什么。只有对那些月复一月生活在战壕中，或经受着反复的军事常规活动，印象一次比一次强烈的人而言，战争才能在记忆中复生。然而丘吉尔先生设法传达一种当时的动机与气氛的印象——尽管使人好奇的是，他极少通过引述同时代的文件来传达这些印象；对文件引述，读者是会本能地略过不读的。这本书也含有一些奇特的生动段落，带着深深的情感印迹；对此，我可以特别拿关于英国军人退役和关于爱尔兰条约的描述作例子。而且，它以令人关注的效果将我们最易忘却的每件事情重新带回我们面前──暴力、喋血，以及战后岁月的纷扰，即丘吉尔先生的标题《余澜》。
这本书主要由四个不同的主题组成，有关这些主题的各章是相当分散和相互混杂的——和平会议、俄国革命、爱尔兰叛乱，以及希腊－土耳其纠纷。在这些内容之中——如人们可能预期的那样——关于俄国事务的描述最令人不能满意。丘吉尔先生没有想为俄国内战之惨败中他自己所担当的角色作不适当地辩护。但他没能从长远角度看到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没能将本质同偶然的插曲分开。他吞吞吐吐地承认了他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的最终无效；他使人们看到了他曾如此理想化的俄国白军的邪恶性格和衰弱无能（“不是对物质财富的需求，而是对同志关系、意志力量和坎坷中的坚定性的需求，导致了斗争的失败。”）；在评论“有较强辨别力”时，他引用了福什这个强硬地拒绝承认与此事有关的人的话，“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这些军队难以持久，是因为他们后面没有国内政府”。而在他看来，除去他对列宁之伟大性的赞辞之外，布尔什维克们只是一种低能的暴力而已。他的想象力使他无法将他们视为鹰隼，无法将白军军官视为更像是在电影中被雇佣的演员。不过他竟能相信他美妙的结尾——“俄国，这个自我放逐的国家，在她寒冷的北极之夜，磨锐了她的刺刀，通过自我致饿的双唇，机械地宣告着他的憎恨与死亡之哲学”——这真是事实的全部吗？
除了俄国的情况外，丘吉尔先生表现为一位绥靖政策的热情而持久的倡导者——在德国、在爱尔兰、在土耳其的绥靖。例如他于1920年给劳埃德·乔治先生的信中写到——“休战以来，我的政策应当是，‘与德国人民保持和平，对布尔什维克暴政发动战争。’”贯穿于整个和会期间，像他所具有的这种影响力施加到了温和派一方。
同这本书其他任何部分相比，他对和平会议本身的描述中个人色彩较少。这是因为，他的确仅与它有很少的直接关系。他访问过巴黎一两次，但主要还是在伦敦缠身于其他事务。因此，就像很多置身于谈判主流之外的英国内阁人士那样，他对之持有的是一种一般性看法。他的态度是为之痛惜——但只是耸耸肩而已。在那时以及在此后，已经有太多的人耸肩了。他从两个方面为他的耸肩作了说明：第一，是因为政治家确实很怯懦，他们的怯懦实际上是一种无能的体现；第二，是因为金融和经济上的错误自然会产生其结果，反之，未被会议处理的麻烦的边界问题，却是唯一的长期现实。关于战争本身之悲惨——现在它们全部结束了；关于此后进程中的大多数事情——它们仍在持续，但一般也会湮没在时光之河中；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当不如此做就会丧失他们的职位时，政治家们必须悖其信念行事，这种教条暗含着他们不像现实中那样容易替代。我那时相信，并且现在也相信：在一种环境下，对政治勇气的投资，最终将得到奇妙的报偿。
丘吉尔先生对会议的描写，缺乏对一个当时被困扰的人而言很自然的感受的强烈性。然而同时，它又是描写实际发生的一般人物活动的最好手册。在这方面，有一两点值得挑出来。丘吉尔先生很出色地将1919年上半年对德国封锁的延长，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予以强调。关于停战协定更新和德国粮食供应的持续谈判的不平凡的历史，尚未出版过。他意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但他对它们的描写（第66－67页）一点也不详尽准确，并且指出他对那些细节不谙熟或已忘却了。应该被责备的不是“官员们”。如果要挑出任何人来对致命的中欧贫困的延续负责，他必定就是有口皆碑的蒙斯若·克劳茨。我认为他这样说是正确的：劳埃德·乔治先生对于绞死德皇是非常真诚的，并且将这种情绪隐藏了很长时间，直到别人已冷淡下去之后；但他从未在任何时候存在关于赔款的幻想，或说过任何琢磨起来不包含足以弥补的条款的话。
关于1919年6月1日劳埃德·乔治先生在巴黎召集的研究德国对和约草案之答复的英帝国代表团会议，他比以前出版的文献给了世人更多的描写，这也是很出色的。首相曾称这次会议“促使他努力争取和平条件的缓和。”丘吉尔先生自己散发了一份备忘录，被帝国总参谋部长官所赞同，力主我们应至少到中途去迎接德国人。这些观点，实际上被整个代表团和整个内阁，包括奥斯汀·张伯伦先生，那时他是财政大臣，洛德·伯肯黑德、洛德·米尔纳和鲍尔佛先生，所接受了。这次会议决定，应当做出许多重要妥协；并附加了一个决议，授权首相“运用整个英帝国的全部权力以拒绝英国陆军兵力推至德国境内，拒绝英国海军加强对德国的封锁。”这是劳埃德·乔治先生第二次作出天才的然而失败的努力来争取“好的”和平，但事情将并非如此。作为一次几乎唯一的让步，上西里西亚的公民投票被获得了。至于其他的，是威尔逊总统——如我已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描写过的——在这个阶段“毫无所获”。
关于威尔逊总统，丘吉尔先生所言甚多。他不仅有个人记忆的有利条件，而且有豪斯上校最新书籍的有利条件；豪斯上校的书已为这一场景投下了如此明亮的侧光。随着证据的逐渐积累，这种印象被强化了：一位盲人，令人难以置信地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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