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04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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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1月，于美国《侨报》发表诗作《生命路上的歌》。3月，于《上海文学》发表《陈超的诗》，于《作家》发表组诗《诗艺与交谈（之一）》。6月，于《当代》发表《诗五首》，于《山花》发表组诗《诗艺与交谈（之二）》。7月，于《人民文学》发表《神奇的望远镜》。9月，于《山花》发表组诗《堆满废稿的房间》。11月，于《人民文学》发表文章《生命的现身和领悟》。12月，组诗《交谈》获《作家》杂志“2000年度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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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1月，于《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文章《对神秘之物的敬意》。3月6日，于《文艺报》发表《2000年的诗歌》。5月，于《诗潮》发表《陈超的诗》。6月，细读著作《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80万字）出版。10月，于《山花》发表长诗《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12月，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年于《星星》发表系列论文《向诗而生》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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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2月，于《莽原》发表诗、文小辑《未来的旧录像带》等。3月，于《长城》发表《文学的求真意志》，于《诗刊》发表《对有效性和活力的追寻》。4月16日，于《文艺报》发表个人诗歌创作谈《从天真之歌到经验之歌》，6月，于《扬子江》发表《回答四个问题》。12月，于《诗神》发表《诗四首》。4月，《山花》发表刘翔论文《让灾难化为平稳墨迹的阵痛——陈超诗歌综论》。6月，《诗选刊》发表西川、臧棣、于坚、唐晓渡评论小辑《笔谈陈超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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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1月，于《诗刊》发表《诗的困境与生机》。4月，于《山花》发表长诗《案头剧：室内荒原》。5月，主编《最新先锋诗论选》出版。6月，于《诗刊》发表组诗《无端泪涌》。7月，于《扬子江》发表组诗《赤红之夜》。8月，诗学论集《打开诗的漂流瓶》出版。9月，于《诗潮》发表《诗7首》，于《新诗界》发表《陈超的诗（13首）》。12月12日，于《文艺报》发表《文学的想象力与可信感》。个人诗集《热爱，是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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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4月，于《山花》发表组诗《是熟稔带来伤感》，于《星星诗刊》发表组诗《复信》，于《扬子江》发表《诗四首》及文章《我说与它说》。5月，于《红岩》发表《陈超的诗（10首）》。7月至8月，于《诗刊》连载论文《谈现代诗的结构意识》。9月，于《诗刊》发表组诗《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11月，河北作协、河北师大联合主办“陈超诗歌朗诵音乐会”。全年于《清明》发表系列论诗文章。12月，获国家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同年，《中国诗人》第二辑开设《领略陈超》专栏，发表诗人孙文波、臧棣、沈奇、西渡、陈仲义、霍俊明、李建周、沐之等人文章，评价梳理陈超诗学创作的特点和价值。诗作共16首被分别译为英、日、俄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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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1月，《关于当下诗歌的讲谈》被收入《在北大听讲座》（第十三辑），于《文艺报》发表《2004年诗坛：本土经验的吟述》，于《诗潮》发表组诗《雨夜修书》。4月，被聘为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8月，于《明天》发表《诗四首》。9月，于《诗刊》发表《热爱，是的（6首）》，于《山花》发表诗、文小辑《暖冬》。10月，赴新疆参加“帕米尔诗歌之旅”。4月，《当代作家评论》第二期发表霍俊明论文《历史记忆与生存现象的震悚与容留——论陈超诗歌》。9月，《诗探索》发表苗雨时论文《论陈超的现代诗学体系》。6月，接受深圳《晶报》访谈并发专版《打开漂流瓶是我的幸运——诗人、诗评家陈超访谈》。完成诗集《在这儿》写作。


心智澄明的诗人
■　沐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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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在一个“电讯语言”膨胀的时代，它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方便，但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语言方式。近年，诗人陈超在多篇文章中表达了这种忧虑。电讯语言是直捷而达意的语言，我们享受着它，但是内心总会有一种隐隐的不甘：在它这里，我们隐秘的生命体验，个人化的奇思异想得不到更准确而有趣的表达。电讯语言几乎取消了书信，甚至今后“情书”也将在劫难逃。但我宁引另一论，今天我们似乎更渴望和需要读到有劲道和魔力的诗歌，它会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别样的欢愉、警醒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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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集中读了陈超新近发表的一些诗和诗集《热爱，是的》，我沉浸在诗人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表达形式中。读这部诗集，仿佛在与一个满怀爱意、神情开朗的朋友对话，我感到成熟的智慧的启迪和温情的抚照，它让我劳瘁的心安顿下来，随诗人一道流连逝去年代的光景，细察当下生命的幽动，思索历史中不为人知的角角落落的隐秘纹理，和生活细枝末节的崭新奇迹。多年来，读陈超的诗在我就像是做一番精神体操，它让我的心跳加速，僵硬的身体恢复了“活力”和“体温”，使我对诗歌本身的力量充满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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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超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学文章和诗歌，在这两方面他均是出色的。正如诗人西川所说，“陈超既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批评家。在他身上，这两个杰出没有高下之分。无论在他进行诗歌创作，还是进行诗歌批评时，这两个杰出都互相借重。”诗评家们喜欢为陈超的诗歌创作做出前、中、后的分期，这当然言说有据。但对我来说，他的诗更像是从一个根茎上长成的大树，有着强劲而连贯的躯干，纷披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枝条和不变的叶绿素。这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严谨的态度和优异的语言才能，使其作品很少有闪失。能将“严谨”与“灵动”和谐地同时体现出来，这是否可以称得上不凡或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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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存和生命的深入吟述，是陈超诗歌一以贯之的姿势。但他并未因着对生存和生命的揭示，而在技艺上做出让步。他喜欢说，“诗就是诗，诗应揭示那些只能经由诗来揭示的东西”。在他看来，一个成熟的诗人应具备“双重想象力”，即美文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只有前者，会使诗歌缺乏重量；而只有后者，又会使诗缺少令人迷醉的劲道。而先锋诗歌群落中不同的诗人，时常会失手于其一端，令人遗憾。我认为，写作中所谓的“知行合一”，不仅取决于诗人的创作理念和意志，更取决于诗人的艺术才能。陈超恰好具备了其中诸种要素，成就了他诗歌的巨大承载力和纯粹度。在这方面，《博物馆或火焰》《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案头剧》《青铜墓地》《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爬卡车》《赤红之夜》《少年之忆：水仙镜像》《交谈》《劫后》《复信》……等长诗、组诗，都是令人信服的佳品。诗人对具体历史语境有着深入的洞察，并经由诗歌予以准确的命名。他的笔锋没有绕过真切的历史忧患意识，但在犀利的文化批判和语言批判中，却奇妙地融人了机智的反讽和人文主义的健康情怀。读他的这些诗，我们不会陷入简单化的阴郁的以恶抗恶的情绪中，而是感到一种既直面生存，又心怀理想远景的激励和震悚。他的诗歌起于心智的深刻体验，而终于审美的感动，令人获得了智慧和形式感的欢愉。在先锋诗人们似乎结起伙来书写生存的“无聊”和“阴晦”的写作语境中，我感到陈超的诗，别具一种深度个人化的历史意识，和丰富而有趣味的语义场域。这是纯粹的诗，有水晶般的形体和澄明朗照，亦有水晶般的锋利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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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陈超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纯诗”论者，有他卓有影响的诗学理论著述为证。在他看来，诗歌作为“语言中的语言”，在今天不是指诗歌自囿于文体和语型的限制，写出只有“业内人士”才能理解的含混的“妙语”，而是指它更能有效地吸收和转化（化合）其他话语方式，使诗歌拥有介入当下生活的强劲能力，并真正写出现代汉语的美质（而非翻译语体）。这种吸收和转化，不但不会减损诗意的丰盈和魅力，反而会以更为健壮的“形体”和意味，吸引新的阅读语境下的众多读者。正是这种异质混成的写作意识，使他的诗对日常语言和其他语言出而不离，入而不合，它们不但满足了同代人的阅读趣味，而且也赢得了更年轻一代读者的好评。我们看到，他的诗常常有着令人难忘的叙事性细节，戏拟和幽默，对人性的深入敞开和体谅，以及温润可人的个性化语调。其中《“所有的朋友都如此怪僻”》《除夕，特别小的徽帜》《夜烤烟草》《在这儿》《本学期述职书》《秋日郊外散步》《堆满废稿的房间》《未来的旧录像带》《美色折人》《早餐》《信：荒漠甘泉》《红黄绿黑花条围巾》《挥拍从兹去》《正午：嗡嗡作响的光斑》等，都是为诗歌读者熟悉，被批评家时常提及的优秀作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的真性情，他的爱心和诙谐；他与中国诗歌传统的秘响旁通，当然，还有他的骨子里的高傲、天真和“淘气”。他的诗几乎没有人格面具，读之，我们既面对着一个阅历丰富、令人信赖的有趣的诗人，又会有一种“照镜子”般的感受，在他的诗中我们发现了自己——似乎我们与诗人合作将诗“再写一遍”，直到它深深浸入不同的个人的心中。这种平等的磋商和嬉戏，乃至嘘寒问暖般的感受，是陈超诗歌最教我心动的地方。如何使诗走向更广大的读者心中，如何在保持诗歌特殊的劲道的前提下，使之能对我们的精神或心灵发生某种有益影响，陈超的方式或许会给我们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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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很难忘陈超为其诗集起的名字——“热爱，是的”。我认为它代表了陈超心理的“完型”。在“热爱”后，加以肯定语气“是的”，似乎透露了诗人内心更为深远的消息。这里有信心，亦有一丝忧虑或迟疑，似乎诗人是在与什么人辩难着，又似乎是在自励和申说什么。是的，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信息匮乏”的时代。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对世界、对人性、对人与自然和诗歌写作说出“热爱，是的”，的确不是一件单纯和轻松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保持内心的敏感和完整，并不断为生活提供语言奇迹的诗人，就格外引起我的会心和敬意了。在争强斗狠的利润和效率年代，让我们也能像诗人一样挽留一段宁静而快乐的感受诗意的短暂时空，让我们彼此呵护，缓步而行，对世界和诗歌轻轻说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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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是的”。


朴素的先锋性
■　周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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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超除了他的诗本身与众不同，还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先锋诗评家或曰新潮诗评家。陈超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道以来，一直致力于所谓先锋诗和先锋诗论的研究。《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1989）、《生命诗学论稿》（1994）、《最新先锋诗论选》（2003）等著作大致勾画出陈超作为先锋诗歌评论家的轮廓。但我倾向于同意这样一种意见，陈超在本质上更像是一位诗人。陈超诗歌的先锋性比起他的诗论的先锋性有更多值得我们重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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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由于传统的滞重和生存的困难，先锋诗歌一度表现为一种姿态，即反叛的姿态。我把它称作是一种“夸张的先锋性”。事过境迁之后，人们会意识到，那不过是时代的不成熟导致的诗歌的不成熟。而陈超诗歌先锋性的特点恰恰在于，他的诗所具有的先锋性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那种晦涩和怪异的先锋性。它既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却又是朴素的和平易的，更重要的是，是一种能够深入内心的诗。实际上，陈超早期诗歌的先锋性追求与当年那些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并无不同，多是一些“宏大叙述”或尖锐的叩问，包括他80年代的诗歌和稍后的长诗《青铜墓地》（1989）、《博物馆或火焰》（1992）等。这种夸张的先锋性并非毫无价值，却难以持久，更难以深入人们的内心。因此，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陈超的诗歌写作在不放弃先锋姿态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1993年，陈超在《诗歌报月刊》上发表《深入当代》一文，预示着他诗歌创作的转向。1994年发表的诗作《大淀的清晨》和1998年发表的《本学期述职书》等则使这种朴素的先锋性有了清晰的诗歌文本展示。2000年，陈超在贵州的《山花》杂志上发表了《堆满废稿的房间》则可以看作是对此所作的一篇以诗论诗的小结。概括地说，在陈超近期诗作中，现实生活中许多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场景和回忆大量进入作品，表面的特立独行让位于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朴素的抒情与叙述的手法非常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所说的朴素的先锋性，并由此展示出一种醇和动人的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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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秋天深了，柳条转黄是那么匆忙，／凤仙花和草勾子也发出干燥的金光……／雾幔安详缭绕徐徐合上四野，／大自然的筵宴依依惜别地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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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日郊外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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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是需要先锋性的。这正如陈超在一篇《诗歌随谈》（2000年）中所说，时代的分裂是由一个个血肉之躯负荷着的，诗人先行一步敞露了时代总的性格状态。但诗歌的先锋性不能徒有外表，更不是以语言的艰涩和怪异作为徽记的。正因为如此，陈超诗歌中那种朴素的先锋性才显得既难得，又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