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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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很快便了解到利齐·黑兹尔迪安并不读书。连最新最时髦的奥维达的小说她也只是懒洋洋地翻了几页而已。我记得在她桌上的那本马洛克的“新共和国”几周也没有人碰它一下。这一发现并没有花费我太多的功夫。就在我随后一次去拜访她时，她见我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露出的一脸惊异便微笑着，脸有点儿泛红，坦诚地说道：“不，我不看书。我曾尝试过——也努力过——可是一看到印刷的字体就犯困，甚至连看小说也是这样——”“它们”是英国诗歌的瑰宝，是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的历史、评论以及书信精选——我知道她会讲这几种语言——这些书一看就是由一位聪明睿智，知识渊博的读书人所收集。当时没有别人在场。黑兹尔迪安夫人压低声音继续说：“我只留下了一部分他最喜欢的书——你明白吧，我的丈夫。查尔斯·黑兹尔迪安的名字第一次在我俩谈话中被提起，我当时一定惊得满脸通红。我原以为像她这样的女人总是避而不谈她们的丈夫。可是她仍旧充满希望，谦和地看着我，似乎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并且满心希望我能够理解。
“他是个了不起的读书人，是个好学者。他曾一再劝我读点书，想和我分享一切。我也的确喜欢诗——一些诗——当他大声给我朗诵时，他死后我想：“今后还有他那些书，我可以重新去读那些书——在书中我会找到他的。我曾经努力过——呕，非常用心地努力过，然而却毫无用处——它们都已失去了意义……像大多数事情那样。”她站起身，点燃一支香烟，把一根干柴又推回到壁炉边。我感到她在等我开口。假如生活已教给我如何回答，那么她的经历中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呢？可我当时真是年轻幼稚，怎么也搞不明白。多么奇怪哟！我一直在同情的这个遭遇了不幸婚姻，因而似乎可以名正言顺地四处寻求安慰的女人，竟然会用这样一下往情深的口气谈论她的丈夫！当时她一开口，我便发觉她的语气并非做作。人际关系竟如此复杂——或者说混乱，这真把我给弄糊涂了。我就像一个小学生面对突然提出的无法回答的难题那样，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那种想法还没有完全成形，她就已经看穿了我的内心世界。她的嘴角掠过一丝凄惨，但很快又高兴地继续说话了：“顺便问一句，你今晚有事吗？跟你堂兄休伯特或者其他一两个人去看《黑色手杖》怎么样？我有个包厢。”
她那次坦率直言之后不久，我不得不承认她对阅读不感兴趣，黑兹尔迪安夫人的魅力就在于她摆脱了女人们的矫柔造作。在她身上美的真谛在于她那份真诚，在于她能既谦虚而又大胆地评析自己的优缺点。我从未碰到有哪个女人具有她这样的真诚。她早早闯进我的视野，带着那样的容貌和语调。这使我在以后的年月里摆脱了俗艳女人的种种圈套。
然而在我明白这一切，或者想到爱上利齐·黑兹尔迪安对我将意味着什么之前，我已经不知不觉，糊里糊涂地坠入情网。从以后的年月来看，这段经历结果只是我们之间长期的友谊中的一段小插曲。如果我在这里提到它，也只能说明我那位可怜的朋友；的另一个才能。她读不懂书，但却能理解别人的心思。她开玩笑似的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而我当时思绪纷乱，竟全然不知。
这一幕幕的往事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俩正坐在她家的客厅里，在冬日的黄昏中烤着炉火。当我们俩真诚友好的交谈自然而然地陷入了相互默契理解的沉默之中时，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友谊——跟她在一起，这并不难。她拿起晚报，而我在一旁默默地凝视着余火。我注意到，在我和炉火之间，一只小巧玲珑的脚刚好从她的裙子下面露出来，不停地晃来晃去，似乎要将她的一切都包容在脚背的弹跳之中……
“呃，”她叫道，“可怜的亨利·普莱斯特——”她放下报纸说：“他妻子死了——可怜的人，”说得那么简简单单。
血流一下子冲上我的脑门，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她提到了他的名字——最终提到了他，那个胆小怯懦的情人，那个让她“蒙羞”的男人！我攥紧拳头，假如他走进这个屋子。我这双拳头一定会落到他的致命处……
稍过了一会儿，我又因为不能理解而感到恼火，失望；我太年轻，太没经验。这个女人谈起受她蒙蔽的丈夫时那么温柔，而说起她那三心二意的情人时竟然如此富有同情心！不论对谁她都表现得那么自然，这副不偏不倚的仁爱似乎不是她故作姿态而装出来的，而是生活教训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怒气冲冲的话。
她有点漫不经心，在思考着什么。“结婚？呃，是啊。是什么时候？那年……”她的声音又低了下去，“我丈夫死后，他就和一个性格文静的表妹结了婚。我想她一直深爱着他，后来生了两个男孩——你认识他吗？”她突然问我。
我用劲儿点了点头。
“人们一直认为他不会结婚——他自己也常这么说。”她还是那么漫不经心。
我大声叫道：“这个卑鄙小人！”
“哦，”她大声哼了一声。我突然站起身看着她，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含着责备又透着一份理解。我们坐下来默默地注视着对方。两颗泪珠挂在她的睫毛上，又慢慢地顺着面颊滑下，我仍然定定地望着她，感到有点羞愧。过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掏出手帕，好像触摸神像那样小心翼翼，抖抖索索地将她脸上的泪水拭去。
我这般努力却未奏效。又有一次，她故意努力使我们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她后来告诉我）她早已厌倦这种游戏，不想弄得一个孩子昏头昏脑。然而她的确渴望得到我的同情，心情非常急切。在她所唤起的纷繁复杂的情感之中，她使我明白了她一直渴望相互理解意义上的这种同情。“但那时”，她坦率地说：“我对此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给别人讲过我的往事。我只是认为这种调情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得不到同情，那是他们的错而不是我的错……”她半带勉强地笑了笑。我的胸脯剧烈地一起一伏，承认了爱情和同情的区别。“现在我想告诉你——”她开始说。
我曾说过我对黑兹尔迪安夫人的爱只是我们长久友谊中的一段小插曲。处于我这样的年龄，这一切不可避免。“更新鲜的面孔”很快出现了，在她的映衬下，我才发现我的老友已经人到中年，灰白的头发，呆板的笑容，还有一双着了魔似的眼睛。但就在我第一次迸发出激情时，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当这份激情渐渐地平息下来，在下午长时间的促膝交谈中，我仔细地聆听，揣摩判断着她的话语，发现每个细节都符合她先前的形象。
我的机会本来很多。因为她一旦向我讲述了她过去的那段经历之后，总渴望给我多讲几遍。她总是渴望卸掉过去的包袱，总是觉得有必要解释说明——她一旦沉迷于对这两种渴望的满足，这种满足便成了她空虚生活中的最大享受。从丈夫死的那天起，她在情感上就一直那么空虚，就好像一个破庙的守护人可能会不断地打扫，看管这个神灵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一样。这份责任尽到之后，她便没有其它事情可做了。她做了一件了不起的——或者说是件极糟糕的事，随你怎么说。她做得那么大胆，然而她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获得英雄的地位。她的品位，兴趣以及可以想象得出的职业，老实说都属于中等的家庭妇女水平。她不知道如何创造与那个前所未有的冲动相一致的内心世界。
丈夫死后不久，她的一个堂妹，就是我母亲提到过的那个塞西莉亚·温特也死了。给黑兹尔迪安夫人留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一两年后，八十年代的纽约不动产业发生的变化使查尔斯·黑兹尔迪安的那些小小产业价值倍增。他留给妻子的财产价值也在二倍，三倍地翻番。几年的寡居生活后，她发现，有了这笔收入，要过上她丈夫曾经卖命要为她创造的奢华生活真是绰绰有余。当一切诱惑的危险过去之后，她再也不会受到任何诱惑的威胁了，这真是对她命运的绝妙讽刺，因为我坚信，她绝不会为了得到这样的奢华供自己享用而再向任何男人伸出哪怕是一根指头，但如果她不是爱财如命，只为金钱本身活着的话，她就会得益于它——它的帮助远远超乎想象——它能给她减轻孤独，填补空虚，排遣心烦意乱的力量。如果不这样，她就越来越活不下去了。
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是为了取悦男人，叫他们痴迷的。然而丈夫却死了，该做的牺牲也完成了。我肯定她一定更愿意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的世界里，大部分的时间以沉思默想，做做日常事务来打发消磨……然而她打算做些什么呢？以前除了她举止优雅外，从来也没有学到其它的谋生手段。除了打牌，聊天，听歌剧外，她再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填补空虚的生活。亲近她的男人中间没有一个敢越雷池一步，超越她曾为我设置的那条友谊的界限。对此我深信不疑。她并没因为要让别人替代亨利·普莱斯特而把他关在门外。一想到这儿，她的脸就变得煞白。但是她问我还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什么？日子总还得过，她郁郁寡欢，已经不可救药了。
她就这样孤孤单单地过着冷冷清清的生活，她就这样过着远离我们大家的生活。她尽管非常需要我们，内心里忠实于她的那一崇高冲动，然而却无力调整自己的日常行为！因而，自从她不再值得社会谴责的那一刻起，她发现自己就被社会所抛弃，成了一个仅仅以丰盛晚餐而出名的“放荡”的寡妇。
她所遭遇的种种苦境使我大惑不解。我常常纳闷，在她的一生中，她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周围这些渐渐长大的年轻女人当中，谁也想象不出这位七十年代的漂亮女人的无助、无能。她没有钱，没有工作，似乎只为取悦别人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对于自己如何去努力谋生她一窍不通，没有一个能理解这些。只有婚姻才能使这样的女孩摆脱饥饿，要不然除非是偶遇一位老太太要她遛狗或是让她大声朗诵经文给她听。甚至连在扇子上画野玫瑰，给像片涂色变成小画像，或者给幸运的朋友做灯罩，装饰帽子这样一些女性开始独立时常做的零活也从来没有过。令我母亲那代人不可思议的是，得不到财产的女人只有嫁一个丈夫后，才能接受亲戚的资助；而且有了丈夫，她就应该帮他挣钱谋生，这就更加令她不可思议了。过去纽约的这些自给自足的小圈子虽然没有创造过什么财富，却对贫穷厌恶之极，连想都不想一下。
尽管在肤浅的观察者眼里，她的日常生活似乎与人们对她的评价不符，但这一切都对可怜的利齐·黑兹尔迪安有利。她除了用对丈夫不忠的办法让丈夫平安地度过余生之外，别无他法。但是一旦他死了，使用规行矩步的生活来抵偿背叛丈夫的罪责。她这样做，无需任何回报，只求内心的满足。随着她年事渐高，朋友们天各一方，结婚的结婚，或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渐渐疏远，她那空荡荡的圈子里补充了一些下等人。在她的客厅里，可以见到愚蠢的男人、普通的男人以及一些很明显是因为无处可去才上她家并希望借她向社会上层爬的男人。她意识到这种不同之处——无论什么时候当我发现新来的客人坐在她的摇椅里，她的眼睛就这样告诉我。然而却从未用语言、手势承认过这一点。她曾经对我说：“你也看得出这儿比过去无聊多了，也许这是我的错。我更清楚如何让老友出来。”又有一天，她对我说：“你在这儿碰到的人都是出于友善而来的。我这么大年纪，其它的什么事也都不在乎了。”她就说了这些。
她比以前更加频繁地出入剧院，并尽可能地给朋友慷慨的帮助。为了使自己整天忙忙碌碌，她又生出了一些额外的事给自己做，提供一些别人并不需要的帮助，反而使人们感到烦恼。尽管她机智非凡，但却常常陷于一种异常孤独的殷勤状态。在小型的晚餐会上她摆出精美的花朵，端上新奇美味的食物，常常叫我们大吃一惊。客人们的身份越来越低下，而香烟和香模的档次却起来越高，有时候当最后一批无聊的客人纷纷走散，我常常见她坐在一片狼籍之中，周围满是乱扔的烟灰缸和空酒瓶，转身偷眼望着自己在镜中的模样，憔悴的双眼似乎在问：“即使是这样的场景明天还会有吗？”
我不愿意就此搁笔。最后一次见她的情景更令人满意。我出外远行了一年，回来的那天，我在俱乐部碰到休伯特·韦森。他一副自高自大并且老于世故的样子。他把我拉到一边，脸一下子变得通红，谨慎地回头向四处看了看说。“你见过我们的老朋友黑兹尔迪安夫人了吗？听人说她病了。”
我正准备接受“听说”这样的措辞，可随后，我想起在我离家出外的这段日子里休伯特结了婚。他这么小心谨慎或许是一个新的进步吧。我赶快到黑兹尔迪安家，令我吃惊的是，在门前的台阶上我碰到了一位天主教教士，他神情严肃地看了看我，鞠了一躬便走出去了。
我没有想到竟碰到了他，因为我的老朋友从来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宗教方面的话题。尽管她常对我说，在她小时候，也像许许多多成人那样被温特先生的雄辩口才所深深吸引，但人们猜想她父亲的一生经历早已动摇了她心中早先留下的任何信仰。此时，我一看到她，就立即明白了。她病得厉害，很明显已在弥留之际。在生命的尽头，并不总是善待过她的命运之神，给了她所需要的安慰。是不是她身上遗传下来的朦胧的宗教感情被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