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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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让我发火，让我骂，然后走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不，别这样说。这不是真的，您跟杜拉斯决不会完。您知道这一点。”
我们没完。没有停止，不可能停止。一切都重新开始。从来没个够，还不够，要爱得更热烈。是的，是这样。故事，永远没个完。陈词滥调，类似“卡布里，完了”那样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疯狂大笑，架吵了又吵。
“扬，干吧！您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决不是。爱我吧！您只能这样做。我知道您应该怎么做。”
我照办了，服从了。最神奇、最出奇、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竟然能行。书写了，剧本和电影一切顺利，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她说：“杜拉斯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她没有笑。她回到了十五岁，已经在从事文学创作了。她在文学当中，她毕生都在创作，不惜一切代价。别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我也不重要，我在那个故事中一钱不值，因为是她创造了一切，从头到尾，一切。她说：“您知道，我什么都不编造，您知道我从不撒谎，从来不曾撒过一次谎。我不是在搞文学创作。我是在写书。您到底明不明白？”
我假装明白。我做爱，我在她的口述下做饭、写书、开车。我在那儿，我完全属于您。您呢？有时，我们跳舞，您很喜欢跳舞。您说：“我舞姿完美。没办法，就这么回事。不会跳舞的人，不动的人，总是让人担心。”
“写作，就是寻找适当的运动和速度。您相信吗，那也是一种跳舞方式？”
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不这样说话。
她珍惜生命，好像每时每刻都是捡来的一样。非常紧迫。似乎明天将不存在，似乎已没有未来，好像必须永远生活在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这种现在虽然短暂，但它战胜了一切，充满了一切，充满了空间和时间，充满了我和她以及全世界。这种现在就像永恒一样，每时每刻都可以产生。
您就是这样：没有计划，不知道干什么，处于一种野蛮的、原始的状态之中，和匪窟中的土匪差不多，接近否定之手，像那些甚至不知道上帝的名字却两手空空仰天祈祷的古人，像所有那些人。您独自跟他们在一起。而我也在那儿，跟他们跟您在一起。
我们在那儿，那些书在那儿。可以读读书，只需翻开书，只需读书，真正地读每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您和您的读者在一起，和读这些文字的我在一起。但您又是谁？现在轮到我这样问了。
《情人》（1）
4
她经常不想再写，经常想离开一切，离开文字和生命。然而，事实上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活着，在写作，在爱。爱一切，爱全世界，爱牡蛎。爱疯了。爱深夜沿着塞纳河散步，一直走到讷伊桥，然后回到圣母院。
“您看那堆石头，那壮丽的灰色，那条河，塞纳河，多美的名字。您再看呀！”
在一家小酒吧里，她看着所遇到的人的脸，她想看懂她面前的这张脸的什么东西。她看着，她看出了什么东西，但她什么都没说。我随她看，后来，总是那么突然，她不看了。必须马上回圣伯努瓦路。世界变得可怕起来，难以忍受，她再也不想在世界上露面了。她想藏起来，关在房间里，什么都不干。她开始骂我，讨厌我，说：“这个世界是这么不公平，这么可恶，我得躲得远远的，离开您的那副恶相。”就是这样。我无可奈何。
她走进房间，坐在书桌边。是的，也许她要写作。她拿过一张纸来，要找一个词，再找一个词，她要开始写作，她不能陷入如此巨大的痛苦中。不，她不会自杀，她要写作。
她写了。她叫我过去，说：“我给您口述点东西，我们看看怎么办好。”
于是，她停不下来了，她不会放弃，什么也不放弃。不放弃生命，不放弃爱情，不放弃我。“不，扬，留下来吧，您能到哪里去？”她又能到哪里去？我们只能呆在那儿，坐在桌边，听文字前来，来到声音中，来到纸上。她被自己写的东西惊呆了：“这是我写的吗？”“是您写的，”我说，“是您写的。”“对，这可是真的。太美了！”
我们坐在桌子的两边，不管是在巴黎、特鲁维尔还是在诺弗勒堡；不管是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什么东西都不会存在，除了显现在纸上的文字。
然后，就像离开细细端详的那张脸一样突然，必须停止了。文字不见了，她停止了写作。她认为也许没必要写作了，认为自己做不到了，认为自己不会写作了，认为自己不会再写了。她什么都忘了。她沉默着，我什么都没说。我知道应该去开车了，我知道她得离开书桌，离开房间，离开她不想再写的东西。她糊涂了，她再也不想弄明白了，因为她太明白了，她看得太清楚了，以至于痛不欲生。不仅仅是痛苦，也许其中还有些事实，这些事实，她不能一下子说出来，不。她需要的是故事，也需要爱情的故事、残忍的凶杀故事、平庸的故事。必须写故事，否则就要自杀，就要死。
“走！我们去市场买点韭葱，我想喝汤。”
接着，她又说：“怎样才能写出‘不朽’这个词？怎样才能不写这个词？我没办法。您也同意我的看法。必须找找别的东西。”
这就是她所做的事。我们去市场，去买土豆、韭葱，四个就够了。她完全忘了一切，文字正在形成，所有的字正在组合。她在想晚上的汤。她看着标着价格的牌子，说：“东西真贵，让人难以置信。”她看着品名、价格，说这些东西她全想买。“拿三包咖啡，家里老是没有咖啡。”她忘了，她想享受生活了。
然后，她又回到书桌边，继续写。词句回来了，中间词跳开了，涌来的是别的词，并非要取而代之，不，不是为了占位，不，而是想说别的东西，想靠边站。从那个空荡荡的地方站到事实当中。什么事实？不知道。文中没说，也不会说。她从来不会让自己大讲真理，不，决不会。她写作。不做别的。她知道必须找一些别的词，重新创造一些十分古老的词。她说：“我们差不多都不会写东西了。我们能写出比《圣经》第一卷，比《创世纪》更好的东西吗？不，我不相信。那种简单的叙述法，一句顶一万句。”
还有第一个白天和第一天晚上。
“我希望已经写下来，那会使我很高兴的。怎样才能做到敢写呢？然而，我写了。您看吧！”
您写了。字写出来时，故事写出来时，我每次都很兴奋。我知道您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您不会死的。死神最早也要等到书写完以后才能来。您会把书写完的。您不会放弃的，既不会放弃书，也不会放弃我和您自己，不会放弃去市场买东西。
您正在口述那一幕，缺乏照片见证的那一幕：横渡湄公河，与那个将从漂亮的小卧车里出来的男人相遇，那个北方的中国人，您的第一个情人。我们在诺弗勒城堡，坐在那张大桌子边上，面对着花园。我等待着词汇，我用那台我很喜欢的打字机打着。那是一台黑色的打字机，很高。您对我说，那是战争时代的产品。我们写到了那个年轻女孩，戴着男帽，脚上穿着妓女常穿的那种嵌着箔片闪闪发光的鞋子。那就是您。您倚着舷墙，再过几秒钟他就要递烟给您了。而您呢，您说：“不，我不抽烟。”您看见了中国人手指上的戒指，戒指上的钻石，金钱，爱情和将来的故事。您母亲将感到很高兴，高兴而非痛苦。而您将写出这个风靡全球的故事，一个可怜的故事，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它总是那么崇高，总是写不完，六十年后还在写，不倦地写。而我呢，我在您身边，把您说的话用打字机打下来。我试图跟上您，不打错。有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比如说，您讲起您的小哥哥保尔，讲起那段爱，讲起小哥哥的死。保尔永远活着，完整无损。您讲不下去了，您的声音哽咽了，您哭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我停止了打字，等待着。会过去的。后来，事情过去了。您接着说，顺着故事的线索往下说。埃莱娜 · 拉戈奈尔出现了。拉戈奈尔，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您说：“我也是，我喜欢这个名字。您会喜欢埃莱娜的。她曾发疯似的爱上了我。为了我，她会放弃一切。她喜欢我。”
您我发疯似的爱上了这个故事。我们寻思，如果那个小女孩救家庭于苦难之中，如果那个中国人娶了年轻女孩，结果会怎么样。不，不可能的，那个中国人不会娶她，事先就知道了的。那辆黑色的“蓝旗亚”轿车开进了官邸的花园。我们越来越喜欢安娜…玛丽 · 斯特莱特，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那些文字我们都背得出来，我们熟知那个故事。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您向我口述着那个故事时，我们才发现那个故事。我们发出惊叹。我们说，是这样，接着写下去。我们都差点要鼓掌了，好像在剧场里那样。接着，当您说到“保尔”这个名字时，您的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您说：“这个孩子的死，我的小哥哥，我的爱人的死，我受不了。一点都受不了。永远受不了。死亡。那种爱，我受不了。”
书每天都在写。书写成了。这本书就是《情人》，1984年由子夜出版社出版，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在全世界取得了成功。用您的话来说是在“全球”取得了成功。小女孩的故事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受到了欢迎。全世界都喜欢这个故事。人们情不自禁。谁都不能不喜欢。
然而，1984年春您在诺弗勒城堡向我口述那本书时的声音消失了。那种声音，那声音中的激情，那些文字是怎么出来的？从何而来？为什么来得这么自如？为什么跟我讲述那个故事，那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的故事？您问我：“您喜欢吗？我敢肯定您喜欢。您也喜欢那汽车。说吧！说您喜欢！”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在打字书机前等待。我知道会继续下去，您会重新顺着故事的线索讲下去。我不想开小差，怕错过了第一个字，怕跟不上您口述的速度，怕不得不让您重复某个词，结果使您忘了下文。后面究竟是什么句子您还不知道，但快要讲出来了，快要打在我面前的纸上了。我不想错过。有时，节奏加快了，您说得更快了，我也打得越来越快，打错了一些字。“书写没关系，我以后会改的。”我们就这样一直把书写完。天天如此。直至故事结束。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几年以后，又出现了一本书，写的是同一个故事：您，情人和我。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情人》（2）
您说：“我们再不写那个故事了，然而，大家都喜欢书中的人。不，您不喜欢。但我喜欢。我母亲您会喜欢她的，我敢肯定。”
我们露出了微笑，我们笑了，继续写这个故事。故事正在写，我现在就在写，在继续。我可以重读那些文字，试图找回那种声音，看见那张脸。她正在写作，没有看我，什么都不看。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我身边的那个身躯，它不存在了，再也不存在了。那个身躯消失了，那双眼睛再也不张望了，不看树，不看大西洋，不看深夜的电视，不看湄公河，不看一望无际的稻田。那双眼睛再也不看了，什么都不看。
然而，怎么能相信，怎么能相信这是真的：您不在那儿看着我了。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因为从此以后是我在写您，给您写信。所以，什么都没变，您还在，跟我在一起，保持着同样的距离。
我听到您在笑，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是的，一起笑。那笑话让我们捧腹大笑。这一切，我们当时就看见了。我们还在笑。
所以，这没完。没完。我仍然在那儿。您看见了，我在写作，我在巴黎。是1999年的春天。我在想您，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样才能不想您。像傻瓜一样想，严格地说，没有思想。我敲打着“奥利维蒂”牌打字机的键盘，白色的外壳，黑色的键盘，从事您毕生从事的工作，把某些事情继续下去，对您说：“这并没完。没完。因为我还在，因为我仍然和您在一起。我永远永远也不会把您忘记。”
您说：“行了，别来那些陈词滥调了。您知道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自己写些什么东西，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如果我们相爱，如果您爱我，那就再跟我说一遍。您爱我吗？回答我！”
我回答说：“我爱您胜过爱世上的一切。”
还要更爱。
是的。我想像您一样，成为您，第一次来到这群岛。我还想呆在那里，等词汇从您嘴里出来，从您头脑中出来。等待从那里出来的词汇，等待已经写下来的词汇，已经印成书的词汇，我可以读了又读。等待美妙的词汇，我和世界各地的读者可以第一次读到。您在那儿，所有年轻的读者都在那儿，他们独自或和您一道阅读那一个故事的全文，那也是我们的故事。从我读到《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的第一天起，从我第一次往圣伯努瓦路给您写信起，从您第一次给我开门起，从“80年夏”的第一个吻开始，从第一个晚上开始，从早晨的第一个吻开始，从第一次咒骂和第一本书起，那个故事就不会结束了。一辈子都不会结束，天天如此，直至厌倦，直至一钱不值。
而您也精疲力竭了：“结束了。我要死了。跟我走吧！没有我，您一个人怎么办？回来吧！”
我没有回来。您于1996年3月3日上午8点15分去世，死在圣伯努瓦路寓所的床上。我没有回来。我扔下了您。您死了。我没死。我仍活着，我在这里给您写信。
您发笑了：“瞧他把自己当作什么了，当作一个作家了。”您笑了，说：“除了写作，您没有什么可做的。写吧，不管写什么。您有一个极好的题材，一个珍贵的题材。是我这样跟您说的。别装作行家里手了，写吧！没必要自杀。别干蠢事。”
这个题材是什么呢？
这时，您露出了微笑。您的脸变得跟孩子一般，他对神奇的知识浑然不知，却又无所不知。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