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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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姑娘何冰的个子矮矮的，有点罗圈腿，长着圆脸，歪鼻梁，鼻头是红的。我后来才知道她以前是塌鼻子，到医院做了隆鼻手术，结果不太成功，把鼻梁垫歪了，鼻头也始终像害了冻疮一样红。她跟人说起话来不喜欢以正面示人，总是侧过脸去，还时不时地伸手摸摸自己的红鼻头，以期稍微遮挡一下别人对这只红鼻头的视线。
潘丽皮肤苍白、眉毛漆黑，长着一副狐狸面孔，她不太爱说话，上班时喜欢抱着本时尚杂志看。
那时我和谁都不熟悉，加之无事可干，上班时颇感无聊，因此便急于找个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很快，我就对常来我们办公室玩的姜占国产生了兴趣，不知为什么，这个吊儿郎当的大个子让我很有亲切感。
中午，姜占国特别爱到我们办公室来吃饭。他端着从公司厨房打来的饭菜，在一张空着的办公桌前坐下，打开一瓶泗洪特酿白酒，自斟自饮，通常喝个二三两就不喝了。那瓶泗洪特酿白酒总放在一张办公桌上，而且好像总也喝不完，似乎是一眼永不干涸的水井，任何时候姜占国都能倒出酒来。时间稍长我才发现其中的秘密，原来每当一瓶酒喝完了，我们办公室里那个叫潘丽的姑娘就会再买一瓶放在桌上，等姜占国来喝。潘丽虽然不太爱说话，但只要姜占国中午来吃饭，她就会坐到他的对面，陪他一起吃（各吃各的饭菜），话也多了起来。我猜出了他俩的关系，公司里的人好像也都知道他俩是一对隐蔽的情人，但从没有人说起，更没有人敢拿他俩的关系开玩笑了。
有时姜占国除了从公司厨房里打来的饭菜，还会另外从街上买点卤菜来吃，也就是一包猪耳朵或是一包盐水鸭，这种时候他就会多喝一点酒，酒一多，话也就多了，说着说着，潘丽就不耐烦了（她大概考虑到这毕竟是办公室），冲他：“好了吧你，别喝了。”
姜占国露出镶金的门牙笑嘻嘻的：“你也喝一口。”
“谁喝你的臭酒。”潘丽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
姜占国继续吃喝，跟人说话，别人对他的饶舌也不感兴趣，敷衍他几句，或是趴在桌上午睡了，或是借故走出办公室。这种时候，只有我既不午睡也不走，心甘情愿地听他说话。这让姜占国很高兴，以后每次他一喝多就拉着我喋喋不休。渐渐地我俩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对我几乎无话不说了，我对公司很多情况的了解，基本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他尤其喜欢跟我说老板周亚振的轶事趣闻，我听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每当他提起周亚振的时候，总爱用“鬼屌”这个词来特指他。以前我从没听过这么骂人的，这好像是姜占国自己发明的一个骂人的词，并且他也只用在周亚振一个人身上，仿佛在他看来，也只有周亚振才配得上这个词。鬼屌，鬼的生殖器，那是个什么玩艺儿。
“鬼屌去上海出差的时候，住在锦江饭店，有一天他喝醉了，在房间里拿大顶，雪白的墙上被他踩了两个大黑脚印……”
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姜占国的酒也喝到位了，他把玻璃小酒杯往酒瓶口上一扣完事。每次他喝过酒都是这样，从不洗杯子，就这么扣在酒瓶口上，下次拿起来接着喝，那只玻璃小酒杯上全是淡淡的油印子。我问过他：“你怎么从不洗杯子，也不嫌脏？”
他说：“酒是消毒的，脏什么。”
我注意到，凡是姜占国喝多酒的时候，下午一上班，他就会找机会朝潘丽使个眼色，而潘丽则假装没看到，接着姜占国就走了，过上一会儿，潘丽肯定也要走了。然后这一下午就再不会看到他俩的影子。估计他们是上街玩去了，或是找地方睡觉去了。吃饱喝足了去风流快活，这班上得真没有话说。
姜占国的老婆来公司找过他，那是个又矮又胖的姑娘，岁数比姜占国小得多，像是只有二十三四岁，而个子大约只有一米五多点（跟何冰差不多高），两人站在一起非常不般配。她来找姜占国是要钱的，姜占国把钱给了她，她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以后我听姜占国说，他老婆是下岗工人，没有再找工作，整天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打麻将。姜占国只要每月按时给她钱，她从不管姜占国干什么，家里也很少看到她的影子，她白天黑夜地泡在邻居那里打麻将。有时她输多了，就会缠着姜占国要钱，不给她就又哭又闹。姜占国提起她就像提起一个无知的孩子，她也的确像一个孩子，不但什么事也不干，连她自己的衣服，包括裤头袜子都是姜占国洗。姜占国这是二婚，他和前妻还有一个女儿，八岁了，跟姜占国的父母过。
姜占国经常去父母家看女儿，有时还会一连在父母家住个好几天，可他却从不让女儿到他自己家来，我问过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怕女儿被欺负，“我那屌老婆一点不懂事。”姜占国跟他老婆的关系挺奇怪，他总是深更半夜才回家（那时他老婆已经睡下了），然后料理一下家务事，再弄一两个小菜，独自喝半斤八两的老酒，喝得迷迷乎乎上床睡觉。凌晨，他老婆还没起床，他就已经又离开了，每天跟他老婆连话都说不上一句。这我就不懂了，感情寄托他有女儿，风流快活他有潘丽，那他还要这么个老婆干什么呢？可他也从没有说过不喜欢他老婆的话，真是有点莫名其妙。
跟姜占国接触得多了，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我发现他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无所事事（当然在公司上班他是不干事的，也无事可干），其实在外面他不停地找私活儿干。他很能干，懂钳工和水电工，还会工程核算，又吃得苦，常在外面自己接一些小工程来干，挣了不少钱。每次接到工程后，他会几天不来上班，或者是来点个卯就走了，反正也没人敢管他。他曾问过我：“你想不想挣点钱？下次我接到工程后，你跟我去干。”我说我没一样会的，能干什么。他说：“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没什么难的。”我还是不肯，主要是懒，还有就是不愿意占他的便宜。他还主动对我提出过：“你要是缺钱用，跟我说一声，我给你。”他显然不是随便说说的，当然我即使缺钱也不会向他开这个口。我这人从不愿轻易欠人家的情，那会让我惴惴不安。我的看法，人与人相交心意到了也就是了，落到实处反而不美。
姜占国对我真是挺不错，可其实我并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顶多也就是他喝多了听他说话，闲来无事找他聊天，而且从内心来说，我并没有把他看成和我是同一路人，充其量不过是上班时一个解闷的伴儿，所以下班后他约我吃饭喝酒什么的，我从来都推托，他也毫不介意。
还有一点，姜占国与公司里的绝大多数人不同，他不是靠关系进这个公司的，他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他是跟随周亚振打天下的元老之一，还在周亚振成立公司前做鸭子生意的时候，他就跟随周亚振干了。但他之所以能在公司里混到今天，肯定不是因为周亚振念旧，因为当初跟他打天下的其他元老早就被他开除了，只剩下了姜占国一个人。那么周亚振是怎么能够容忍姜占国的呢？说是“容忍”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公司里最不尊重周亚振的就是姜占国了（自然，当面姜占国还是尊重周亚振的，周亚振骂他他也不吭声），他在谁面前都敢骂周亚振，骂他“鬼屌”，不仅如此，周亚振过去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也都是从姜占国这里传出去的。比如，周亚振去农村贩鸭子的时候，硬塞给一个农妇五块钱，想要干那事，结果让人打了一顿。周亚振晚上喝醉了酒，爬他小姨子的窗户……所有这些，无疑会有人向周亚振汇报的吧（拍老板马屁的永远都是大有人在），可并没见周亚振拿姜占国怎么样（虽然周亚振肯定也不喜欢姜占国，平时见了姜占国爱理不理），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拆房子的时候，我终于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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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
一天中午姜占国又喝多了，那天不知为什么潘丽不在，下午一上班，姜占国就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出去洗个桑拿澡，我同意了。
浴室离公司不远，走个十几分钟就到了。里面没几个人，我们脱了衣服，先在大池里泡了泡，又去桑拿间里蒸，我蒸了没几分钟就吃不消跑出来了，姜占国比我蒸的时间长得多，他出来的时候浑身通红，大汗淋漓，我们冲了淋浴，擦干身体，就到外面的休息室去休息。姜占国要了两杯龙井，我们躺在相邻的两张沙发床上，喝着茶，抽着烟。休息室里除了我俩之外，还有一个老头，他肚子上搭条毛巾被，已经睡着了，轻轻地打着鼾。
午后的阳光透过上方的玻璃窗照进来，明晃晃暖洋洋，室内很安静，只有那老头轻微的鼾声和一只飞舞的苍蝇发出的嗡嗡声。这会儿，姜占国的酒劲已经过去了，脸色微红，看上去神清气爽，他仰面朝天躺着，嘴撮成喇叭形，向上吐着烟圈，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我问他：“姜占国，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他看了我一眼，欠起身喝了口茶，说，“我也没什么打算，就是以后还想要个孩子。”
“你不是有个女儿了吗？”
“我还想要个男孩。”
我想起了他那又矮又胖又不懂事的老婆，他养着她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为什么现在不要，还等以后？”
“我现在喝酒太凶，这样生出的孩子不健康。我想等什么时候戒一阵子酒再要孩子。”
噢，没想到他还这么细心呢。
本来我还想跟他谈下去，可他却伸了个懒腰，闭上了眼睛，片刻工夫就睡着了。
时间一长，我和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搞熟了。这里的同事关系极易相处，大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可言，都是混嘛，谁也碍不着谁，说是同事，哪有什么事可同，还不如叫伙伴更确切。甚至除了孔科长有一张固定的办公桌之外，别人连固定的办公桌都没有，上班就是聚在一起玩玩、聊聊天嘛，要固定的办公桌干什么？你爱坐哪儿坐哪儿，坐别的办公室也没人管你。
张辉知道了我父亲也是军人、我也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之后，有点把我引为同道的意思，跟我谈话动不动就是“咱们干部子弟”如何如何，还曾跟我说过：“咱们干部子弟到哪儿都跟别人不一样。”我问他：“怎么不一样呢？”他想了想说：“气质，气质不一样。”我本来还想问他：“气质又算个什么东西呢？”想想这么问不太友好，另外对于他那可怜的脑瓜也过于深奥了，就没有再问下去。我想他下巴上的脓疮之所以老是不好，大概是因为他脑瓜里装的全是脓吧。
相比较而言，跟何冰谈话多少还有点内容。她大概是觉得我挺有文化，很喜欢跟我谈话，尤其喜欢跟我谈点抽象的，比如，人活着是为什么，人为什么要结婚，你相信感情吗，等等。这种谈话一多，我对她就有些理解了，显然她的生活有点空虚，她的身体也有所渴望。对此我还是同情的，不仅长篇大论地跟她谈道理，试图开导她，同时，渐渐地我也开始考虑是否要实实在在地帮她一把了。我这么说并非是我自作多情。她的确是对我颇有好感，不仅仅是喜欢跟我谈话，还单独约过我到她家去吃饭（她一个人住）。另外，像别人给她介绍对象这种事（最后都没成），她也要请我给她参谋参谋，好像我是她什么密友一样。有天上班，她脸色不太好，人也显得委靡不振的，我随口问了她一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没有立刻回答我。过了一会儿，当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她悄悄对我说，她痛经，还让我打饭的时候帮她打一下。一个女人，想必是不会对一个男人随随便便说痛经这种事吧。
当然，帮她一把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她的模样并不难看，她那歪鼻梁和红鼻头在看惯了之后，甚至还给她那张圆脸增添了某种魅力呢。问题在于，如果我帮了她的话，她粘上我怎么办，想要跟我谈情说爱怎么办？你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她的理解力上，那样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又是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无事可干，就像俗话说的“饱暖思淫欲”嘛。因而想要帮她一把的念头对我也还是有点诱惑力的，结果，好比“活着还是去死”困扰着哈姆雷特一样，帮她还是不帮她，也始终困扰着我（这种困扰一直伴随到我离开公司），使我在和她的交往中，态度也总是飘乎不定，忽远忽近。近了吧，有点害怕，远了吧，有点不甘心。像她单独约我去她家吃饭那次，我就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刚吃完，天一擦黑，我就不顾她的挽留，找个借口溜了。
或许是我的态度也让她焦虑吧，她也想帮我一把，帮我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她曾这样跟我说起，现在她对婚姻已经看得很淡了，那不就是一张纸吗，算什么呢？其实只要两人彼此有感觉，怎么样都是无所谓的。她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怕她给我下套子，所以也就越是畏缩不前。一想到跟这么一个岁数比我大的歪鼻子老姑娘谈情说爱，就把我给吓坏了。假如她能这么跟我说：咱俩就只管睡觉，完了谁也不欠谁的，随时都可以一拍两散。那我就没问题了。但我怀疑一个女的，哪怕她的鼻子有点歪，是否会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话。总之我是过分小心了。
她对我的不满是肯定的。以后那个姓孙的中年妇女私下里告诉我（自从我和姓孙的中年妇女有一次在给公司买东西时，共同贪污过一回后，我俩之间就有了一种同谋犯般的友谊），她听见何冰在老板的情人鲁科长面前说过我的坏话，说我用公司的电话打私人长途。我想起鲁科长确实跟我提起过，说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尽量不要用公司的电话打长途。当时我还纳闷鲁科长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我怀疑过孔科长，可看看又不像，那家伙除了画表格和去劳动局，别的什么也不问。现在事情终于清楚了。但尽管如此，我并不怪何冰，相反，我的心里对她怀有一种深深的自责，我知道她这是因爱生恨哪。
当我离开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