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勒员嫡依矗硪环矫嫱舱员担窃俑液退堑呐赐幕埃前阉墓吠却蚨喜豢伞＞驼庋欢蚊篮玫陌槲藜捕樟恕！�
诗刊印出来了，那几个文学青年一看之下，差点给气疯了。里边有一大半是赵宝康自己的诗（几乎都是爱情诗，并且都是题献给亲爱的某某的），有一小半是那个患癫痫病的文学女青年的诗，只是在最后两页上，才有那几个出钱的文学青年以及三两个别的什么人的诗。况且，赵宝康的诗，那能叫诗吗？只是把一堆胡言乱语，按一句话一行或半句话一行，竖着排列了下来。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
。
。17：53
你
我
爱你
我
爱
你
他们去找赵宝康，可赵宝康早已不见了踪影。
后来，赵宝康大概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又跑到深圳去找张超。以后，有关赵宝康的消息，我们都是在张超偶尔回来省亲的时候，从他嘴里听说的。这时候张超的公司已经越办越红火了，养赵宝康这么一个闲人也不在话下。赵宝康依旧像从前一样，什么事也不干，成天喝酒，东游西逛。但是让张超越来越不能容忍的是，身为公司老板的他，竟然常常被赵宝康搞得颜面尽失，下不了台。赵宝康喝多了酒，当着张超手下员工的面，在张超的办公室里又是脱袜子又是打赤膊。还对公司员工说：“你们别给张超那么卖命地干，他是在剥削你们哪。”有时候他喝得醉醺醺的，在公司里乱转，到处找人陪他说话，叫人没法工作。张超气极了，曾给他路费让他立刻走。赵宝康接过张超给他的钱，从里边抽出一张十块的，说：“这不他妈的就是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说着他拿出打火机把这张钱点燃，然后又叼起一支烟，用这张点燃的钱去点烟。
张超结婚的时候（他在深圳又谈了一个女朋友），赵宝康在婚礼酒席上又喝醉了，他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你们都有家了，你们都有家了，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没人管我了，没人管我了啊……”哭得大家面面相觑，这时，一个张超在部队里当兵时最要好的战友（他叫丁大伟，专程从北京赶到深圳来参加张超婚礼的），实在看不下去了，抬手就扇了赵宝康一耳光。这丁大伟天生神力，在部队当的又是侦察兵，擒拿格斗样样会，这一耳光下去，就把赵宝康的一只耳朵给扇聋了。
参加完张超的婚礼，丁大伟要走了，他对张超说，赵宝康的耳朵被我扇聋了，也算是残废了，他在这里也是个累赘，你让我把他带走吧，以后我来负责这小子的生活。张超当然求之不得。这样，赵宝康就跟着丁大伟去了北京。
丁大伟在北京也办了家公司，赵宝康就住在公司里，照样不干任何事，丁大伟也不要求他干任何事。丁大伟给他的待遇是，有饭吃，有酒喝，别的就没有了。平时，丁大伟对赵宝康是好便骂，不好便打。比如说，喝醉了要打，胡说八道要打，上班进办公室要打，不讲卫生要打，对公司女员工贼眉鼠眼要打，到处乱跑要打。哪怕什么事也没有，仅仅因为丁大伟心情不好了，也要打赵宝康一顿。总之，丁大伟是隔三差五地就要打赵宝康。可怜赵宝康一个堂堂五尺男儿，成了丁大伟的一个肉沙包。赵宝康实在受不了了，逃跑过一次，可因为身上没钱，跑不了多远，被丁大伟手下的人在通县逮到了，嗬，那顿好打，三天没起来床。又让赵宝康立下毒誓，再不跑了，如果再跑，被逮回来的话，就要对他不客气了（天哪，什么时候对他客气过啊）。那以后赵宝康再没有跑过了，渐渐地他似乎也适应了这种有吃有喝有人打的生活，日子过得也有些怡然自得了。白天，他一个人到街上或是公园里去逛逛，到了吃饭的时候就自动回来了，如果看到饭桌上没酒，他就去找丁大伟要几块钱，买一瓶最便宜的白酒来（找头是要如实还给丁大伟的），自己喝。晚上是不准离开公司的，他在公司值班人员的房间里看看电视，然后就钻进楼梯拐角自己那间没窗户的小屋里睡觉去了。要是丁大伟叫他到办公室去，他就知道要挨打了，也没什么可啰嗦的，一副可怜相，乖乖地去让丁大伟打。丁大伟也嗜酒（所以他才大度地允许赵宝康喝酒，在这一点上他还是理解赵宝康的），顿顿要喝，如果他喝醉了——这种时候虽然不多，那赵宝康可就倒霉了，非被打得鼻青脸肿不可。
丁大伟在给张超的信中说，他现在对赵宝康已经完全习惯了，甚至还挺依赖他呢，如果隔上一阵子不打他一顿，浑身都有点不太舒服。我们分析，丁大伟这人大概天生就有很强的暴力倾向，正好碰上了赵宝康这么一个天生欠揍的，两人虽不能说是一拍即合，但也成了一对挺不错的搭档。
再往后，我们就没有听到什么赵宝康的消息了，逐渐地也就把他忘记了。
好些年过去了。去年秋天，我应北京的一个导演之邀，去北京写一部有关都市白领的电视连续剧。我住在什刹海旁边的一座旧王府改成的招待所里。剧本要得很急，我整天呆在招待所里拼命写，尽管是第一次来北京，可也抽不出时间到处玩玩。
一天临近黄昏，我写得实在是昏头涨脑了，就出了招待所，到外面去转转。我沿着什刹海边上的小路信步朝前逛着。天已经开始凉了，地下落满了红黄的枯树叶。一个老头坐在水边低矮的水泥栏杆上，面前是个小摊子，他用地道的老北京话吆喝着：“瓜子儿花生核桃仁儿。”声音起伏悠扬，透露着股空旷劲儿。
小路上人不多，远处拱桥上车来人往，倒是挺热闹。偶尔一辆脚踏黄包车从我身边经过，车夫一身旧式打扮，黄色对襟衫，扎着裤角的黑色灯笼裤，脚穿老头鞋，头上还有一顶瓜皮帽（这是一种旅游项目，让游客坐在这样的黄包车上，体验一下旧时北京的风情）。坐车人二郎腿翘得多高，大约感觉自己是个老爷了。前方路边一块空地上，有石桌石凳，几个老头老太围坐在石桌边打麻将，一旁还站着个中年汉子在看。我走到近前，猛然觉得那中年汉子挺眼熟，再一看那颗没长好的山芋脑袋，一下子想起来了，赵宝康。他依旧理着光头，人倒并不显老，只是长胖了，眼睛更小了，脸上皮肉松弛，呈一种不健康的酱红色，一看就是个满脸晦气的家伙。他两手在胸前捧着个大玻璃杯，里面泡着半杯茶叶。听到脚步声，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们俩目光相接，我心里一惊。他神情木讷，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我不能肯定他认出了我，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并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冷漠地冲他点了点头。他也机械地冲我点了点头。然后我就走过去了。
我越走越快，生怕他在后面喊住我，直到走出去老远，我才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想想也有点滑稽，两人多年没见，偶然在异地他乡碰上了，却像是天天见面的老邻居一样，随随便便点个头就过去了。
春节回家
春节回家，见到父亲，我心里总有点不太舒服。
父亲和母亲都早已经离休了，住在部队的干休所里（父亲是个军人）。母亲倒还好，每天买菜做饭，忙忙家务，闲了看看电视，要不找邻居的大妈大婶唠唠家常，日子过得还蛮充实。父亲就不行了，整天什么事也没有，吃过饭了，就像只瘟鸡似的歪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撑着下巴，眼睛半开半闭，也不知道是在睡觉呢，还是在想心事。（他能有什么心事可想？）顶多，晚饭后到楼下的院子里走一圈，十几二十几分钟吧，然后回到家里，洗一洗，坐到母亲身边的沙发上陪她看电视。父亲眼睛不好，电视画面看不太清楚，再加上他对母亲看的那些电视剧不感兴趣（他总是弄不太清里面的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看着看着，他就在母亲的身边打起了呼噜。
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中，父亲迅速衰老，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高血压，冠心病，白内障，听力也下降得厉害，跟他说一句话，他时常是啊啊啊的表示听不清楚。我跟母亲商量，父亲这样下去不行啊，应该让他有点事干才好。母亲说，老干部活动室里，打牌的下棋的什么都有，你爸就是不去，还有，这个院里的老干部有不少都在学写毛笔字，学画国画，你爸也不愿意学，我能有什么办法。是啊，母亲也确实没什么办法，父亲都到了这把年纪，再想改变他是不太可能了。
但我总希望父亲的生活不要这么沉闷，应该有点小乐子，那无论对于他的精神状态还是他的身体，肯定都会大有好处的。
年三十晚上，父亲一时兴起，在征得了母亲的同意之后，陪我喝了一点酒（以往都是我一个人喝，父母亲喝可乐）。喝了酒的父亲，显得颇为兴奋，跟我说了不少话，回忆了一些旧人旧事，还不时伴以笑声。我对父亲说的那些人和事，早已耳熟能详了，但我仍然兴致勃勃地听着，间或提出一两个问题，鼓励父亲继续说下去。整个晚上，父亲的情绪都很好，跟我说完话后，又看了挺长时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父亲才乐呵呵地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我找机会和母亲进行了一次认真的交谈。我对母亲说，应该让父亲每顿饭都喝上一点酒，那会活跃父亲的情绪，增加父亲生活的乐趣，对父亲无疑是极其有益的。母亲起初不同意，说父亲的高血压和冠心病都不能喝酒，会加重病情。我说会加重病情的是父亲那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你看爸每天坐在沙发上的那个样子，不吭不哈的一坐几个小时，让人看着都难受，一个健康人这么坐下去也要坐成一个病人的。再说了，报纸上也多次介绍，喝少量一点酒对人是没有害处的，可以舒筋活血，特别是葡萄酒，含有多种氨基酸，对身体尤其是心脏都是有好处的。法国人据说心脏病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葡萄酒喝得多。报纸的权威性对母亲是很有说服力的。母亲犹豫了一下又说，万一你爸喝酒上瘾了怎么办？我说爸都这把年纪了，还有多少年可活呢，就是上了酒瘾又能怎么样？重要的不是上不上酒瘾，重要的应该是有个愉快的生活。
母亲终于被我说服了，同意每顿饭让父亲喝一点葡萄酒，对此父亲当然也没什么意见。父亲年轻的时候是爱喝上两口酒的，我听父亲说过，当年他打小日本和国民党的时候，要是情况许可，他会先灌上半斤用山芋秆酿的那种劣质白酒，然后上战场猛冲猛打。父亲在战争年代三次负伤，多次因作战勇敢而受到嘉奖。以后父亲因母亲的反对以及身体方面的原因（父亲得过一次肝炎），才极少喝酒了。
这样，父亲开始每顿饭都喝上一两杯葡萄酒了，整个春节期间都是如此，照我看来，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至少在吃饭的时候，父亲总是有说有笑。我对母亲说，你看，爸现在跟以前就是不太一样了吧，以后记住了，顿顿饭都让他喝上一点。
春节过完我就走了。
一天，我接到了母亲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父亲出事了，因为喝酒。
干休所组织老干部到浙江的一个古镇旅游，晚上在饭店吃饭时，父亲多喝了两杯酒，起身上厕所的时候，身子不稳，被饭店的舞台绊了一跤，头磕在了一个花盆上，额角被磕开了一个大口子，流了不少血。父亲被送到医院后，额角缝了十几针，又做了CT，颅内没发现问题，当时母亲还以为没事了，谁想到二十几天后，也就是昨天，父亲的两腿突然不能动了，送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脑血管破裂，颅内已经积了不少血，然后积血压迫神经，使得两腿不能动了。现在情况非常不好，需要尽快动手术，而且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手术的危险性很大。
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后，立刻坐上火车往回赶。
我到达父亲所住的医院已是傍晚，母亲，还有从北京赶来的姐姐坐在父亲的床头，父亲睁着两眼躺在病床上，头部垫得很高，母亲对父亲说，儿子回来了，你看看。父亲毫无反应，他两眼浑浊，直愣愣地看着前方。我把脸凑到父亲的眼前，他对我依然视而不见，父亲的样子让我大吃一惊。母亲难过地说，他已经认不出你了，他现在谁也不认识了。姐姐向我介绍情况，其实父亲那一跤已经把脑血管摔破裂了，只是当时检查不出来，以后破裂的脑血管慢慢渗血，终于导致颅内积血压迫神经，现在病情日益恶化，不但两条腿不能动了，身体也半瘫痪了，意识也模糊了，病危通知书一到医院就发下来了。手术定在明天上午，具体的做法是在头上钻几个洞，把颅内的积血排出来。
当天晚上，母亲和姐姐回家去了，留下我一人陪夜。我在父亲的床边坐了整宿，父亲一会儿昏睡，一会儿睁着浑浊的两眼动来动去，问他话他从不回答，只能猜测他想要干什么，有时是要小便，有时什么也不干，动上一会儿又闭上了眼睛。偶尔，昏睡中的父亲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不知说些什么。我凝视着父亲，觉得父亲好像突然间变得陌生了，让我一时很难适应。
早上，母亲和姐姐来了，我到医院外边吃了点东西。护士拿来了病号穿的白衣白裤，我和母亲给父亲换上了，然后一辆推车来了，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和母亲还有姐姐，坐在手术室外边走廊的长椅上等待，母亲眼睛红红的，不停地对我和姐姐说，父亲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从没有享过福什么的，像是在给父亲的一生做总结，我们都明白母亲的意思，母亲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手术台上的父亲确实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姐姐安慰着母亲，我则起身到走廊拐角的水池去抽烟。
手术动了将近三个小时，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闭着眼睛，头上缠着绷带，几根塑料管子从绷带里伸出来，连接在头边的塑料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