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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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丁路出了饭店，站在街边谈起王萍匆匆离去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王萍肯定是那个主编的情人。首先那个主编带着王萍，孤男寡女两个人出差，这就有点非同寻常了。其次是王萍请我们吃饭，那个主编凭什么要催她回宾馆休息，什么时间早不早的，跟他有个屁关系。他们两个要不是情人那才怪了。
也许是王萍的离去让丁路失望之极，此外他的酒也喝得确实太多了，反正突然间，我们还正说着话，他就支持不住了，蹲在地下大吐了起来。吐完了，站也站不稳了，整个人都歪在了我的身上。我叫了出租车，半拖半抱地把他弄上去。车一开他又吐了，把车里吐得臭气熏天，一塌糊涂，我忙不迭地向司机赔礼道歉，下车时还额外多付了十块钱洗车费。我把他送到家，扔到床上，他立刻又吐开了，我赶紧给他拿个盆子接着。他吐得昏天黑地，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最后还哐啷一声，把一口假牙也吐在了盆子里。我想这家伙真够倒霉的，难得吃上这么一顿好东西，还没福享用，全吐光了。
一个星期后，丁路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那男人操着怪腔怪调的普通话，再加上说的内容——据丁路事后对我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在跟他开玩笑，他说那怪腔怪调的普通话活脱脱就像是我憋着嗓子装出来的。而且因为那天晚上大醉一场，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缓过劲儿来，浑身上下都不舒服，情绪十分恶劣。所以当他以为是我在跟他开玩笑时，很不耐烦。
“喂，喂，你是丁路吗？”
“我是，怎么的？”
“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
“噢，噢，你他妈的跟我开什么玩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
“你以为你憋着嗓子，我就不知道你是谁了吗？”
“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
“好啦，你是主编就是主编吧，有什么话快说。”
“我们《×××》杂志社将要正式成立，准备邀请一些作家和诗人来参加成立大会。会议在太姥山风景区举行，为期五天，其间还有一些活动，现在我邀请你来参加，能赏光吗？”
“操，说的还蛮像那么回事。”
“嗯、嗯，你能赏光参加吗？”
“这么说，你真是那什么主编喽。”
“对，我是的。”
“你妈了个蛋，你要真是那个什么鸟主编的话，那请问你跟王萍搞得怎么样啦，你这老家伙能耐不小呀，搞起自己手下的女编辑了。”
“嗯嗯嗯，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
“知道你是主编。”
“你是丁路吗？我们邀请你参加《×××》杂志社的成立大会。”
“好啦，你个狗日的东西玩笑开够了没有，老子还有事呢。”
“我是《×××》文学月刊的主编，你是丁路吗……”
直到这时，丁路才突然意识到，对方可能真是《×××》文学月刊的主编了。因为如果是我在跟他开玩笑，不太可能这么固执地翻来覆去地就跟他说这几句话了，这不像我开玩笑的风格。此外他还想到，福建人说普通话好像就是有点这种怪腔怪调的味道，他以前听福建人说过。啊，天哪！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样……这样……”
“你能来参加吗？”
“哦……是这样，我很忙，抱歉……真的抱歉，不来了，不能来了。”
丁路急忙挂上了电话。
（责任编辑：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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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我见过伊沙朵拉·邓肯
姚鄂梅
星期天，母亲突然出现在我家里。当时我正在沙发上午睡，一觉醒来，发现母亲坐在厅里，跷着二郎腿，叼着一根烟，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我家住在顶楼，不到夜晚，我从不关门，我喜欢自然风哗啦哗啦吹进屋里的样子。见我醒来，母亲说，门也不关。又说，我还没吃饭呢！
我赶紧去给她下面条。尽管她一生爱吃又软又烂的食物，脾气却硬得像炮仗。在那个小镇上，她以百战百胜的吵架经历，赢得了“铁嘴芬”的称号。我很惊讶，她从没上过学，丰富的词汇和变幻莫测的句型却出神入化，有若神助，不管有理没理，她都能理直气壮，气吞山河，哪怕是她的亲姊妹，只要把她惹毛了，她照样眉毛一竖，祖宗八代都给她骂得恨不得从地底下跳出来。
她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我是最小的那个，却不是最受宠的那一个。从小她就嫌我笨手笨脚，笨嘴笨舌，预言我“长大了一定是个受气包”。我那时还小，不懂得受气包的真正含义，但我隐约意识到，受气包大概就是一个任人数落、垂着眼皮一言不发的人。
也许她的预言没错，我不大说话已经有两年了，尤其是在单位，我几乎一言不发。有时我想，如果哪个病人需要，我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声带活体捐献出去，我这么认为，既然哑巴都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么一个人不说话也没什么大不了。
母亲来找我有事。把我带到一个老婆婆那里。她对那人倒是恭敬得很，我从没见她这么客气过。她掩住嘴巴，对着老婆婆的耳朵嘀咕，但她天生是个大嗓门，尽管是悄悄话，我还是零星听见了一些：
……从那以后，她就成了这副吹不燃打不熄的样子，就算拿刀逼着她，她都不说一句话。不瞒你说，有一回我真的拿刀逼过她……
我明白了，母亲以为我的不说话是一种病，她要来给我“观花”，这个老婆婆会“观花”，就是由她暂时跑到阴间去，代母亲看一看，到底是哪些小鬼在那边使坏。
老婆婆逼近来盯着我，她有一双小小的三角眼，眼角堆满了皱纹，眼睛不大，却闪闪发亮，有点像乌龟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我给她看得心里一凉。
她看了一阵，满意地坐了回去，似乎已经从我脸上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隔了一会，她往头上顶了个帕子，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刚开始，我还能看见她肚子上的衣服一起一伏，后来，衣服完全静止了，好像她已经没有了呼吸。
屋里很安静，三炷香冒出三缕细烟，像是经过伪装的鬼魂，被老婆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招了过来。
老婆婆终于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她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另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她闭着眼睛说：你的嘴巴太厉害了，你把你姑娘的话都说完了。这声音似乎让母亲很害怕，她张嘴坐着，呆若木鸡。
老婆婆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她摘下帕子，不停地擦汗。母亲给她递上一杯茶，低声说：是她，真的是她，这么多年了，她的声音一点都没变。我不知道母亲在说谁，我也懒得问。
回来的路上，母亲的背似乎更驼了，她边走边嘀咕：哪能怪我呢？要是我没有这张嘴，早就被人家像捏臭虫一样，吧唧一声捏死了。我看见有人扭过头来，好奇地打量这个大声自言自语的老妇人。
我很遗憾没有得到她的真传，细胳膊细腿，声音也细得像头发丝。母亲不以为然：小孩子都这样，我小时候也像她一样，要么不说，要么说起来像蚊子。人家哈哈大笑，说好你个“铁嘴芬”，你敢说你像蚊子，你不怕蚊子嫌你污脏它。母亲脸一拉，说，你们以为我生来就是粗喉咙吧？你们知道个狗屁！
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体会到了不说话的妙处。
那是一次事故。那时我还在这家银行坐柜。当天扎账的时候，我所在的柜台短款了，通宵查账，也没有查出个眉目来，按照规定，我和另一个当班的人分着赔了。想来想去，我觉得事情很蹊跷，午饭前，我照例碰了一次库，分文不差，整个下午就发生过一笔业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交易情况，绝对不会有错，那么，错误出在哪里呢？会不会是……我突然想到，午饭后我上过一次洗手间，我的抽屉锁了，但钥匙就放在另一个抽屉的一只手套里，这是我的习惯，我害怕带钥匙上洗手间，我已经有过两次把钥匙掉进便池的记录。
会不会是那个人趁我上洗手间的机会，拿了钥匙，取了印章，在事先准备好的传票上让那个金额生效了呢？因为短款数目刚好是一笔传票上的数目。我大胆地作出了这个设想，却又拿不出证据。这件事让我深受打击，如果我的设想是成立的，那个人也就太坏了，我一门心思讨好她，每天给她带早点，给她爱流鼻血的儿子搜集偏方，隔几天向她供应一次口香糖，可她竟然在背后陷害我。但这仅仅是怀疑，我拿不出丝毫证据。
从此，一有空我就独自思索这件事，要不就是拿出一张空白传票来仔细端详，在虚拟中想象一个人做假传票的情景。
很快就有人把我的情况反映到领导那里去了，人家说我，上班精神不集中，不是一个人怔怔地发呆，就是拿笔写写画画，这种状态，难保不发生第二次业务差错。
过了不久，因为新开了一个业务窗口，我被分配到新柜台去了，心里正在庆幸，这回终于可以换一个新的当班对象了，终于可以摆脱了那个暗藏的嫌疑人了，却发现局面有点怪怪的，我的新搭档黑头黑脸站在头儿的办公室里，迟迟不肯就位。
我知道了，她不愿跟我当一个班，她从来没有过短款记录，她担心今后再发生短款。她怒气冲冲地说，我可赔不起。
我想冲过去跟她理论，刚刚迈出一只脚，又缩了回来，我有什么理由去跟人家吵呢？我的确有过短款记录呀，换了是我，我也会这样想的。
但她终究拗不过头儿的命令，她在新的岗位上咚的一声坐下来，耷拉着眼皮，看都不看我一眼，好像我还没开口就已经得罪了她似的。我当然不会主动去讨好她。我暗暗告诫自己，在她向我开口之前，我绝不跟她说话，哪怕仅仅说出一个字，否则，等于承认我就是那个令人鄙视的嫌疑人。
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上班了。幸好，我们的工作无须语言交流，也能照常运转。有时她实在憋不住，外面又没有顾客的时候，就跑到另外的柜台去，跟人家狠狠地谈笑几句。这种情景越发让我坚信，沉默才是我唯一的选择。
一晃一个多月就过去了。有一天，头儿经过我身边，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哎，你总不说话是不行的，现在正是优质服务月，你要小心上级的暗访队。到时有什么事，别怪我没提醒你。
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来，我真的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
头儿的警告也没能让我改掉不说话的毛病，没多久，我从一线调到二线去了。我知道我的调动有他的功劳，如果我被暗访队抓住了，他也是要负一点连带责任的，而他正忙于竞争一个中层管理职位。
对于很多人来说，从一线到二线，也许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毕竟到机关去了。但我不这样看，刚刚出了短款的事，我就被剥夺了上柜的权利，这不明摆着认定我是直接嫌疑人吗？
我想去跟领导说一说，我在那次短款中是清白的。我从来没有找过领导，从来没有跟领导单独谈过话，好几次，我忐忑不安地在领导办公室门前徘徊，都无缘碰上领导。只有一次，差一点就碰上了，当我赶到的时候，领导正拿着公文包往外走，可我有点近视，远看着有点像，又不敢肯定，等我终于认出是他的时候，领导已匆匆忙忙擦身而过了。我想喊，又觉得不太礼貌，想追过去，发现已经有几个人向领导簇拥过去了。
望着长长的铺着地毯的走廊，我突然没有了给自己洗去冤屈的力量。我想，不如算了，领导也不见得就是福尔摩斯。
我的新工作是事后监督，尽管繁忙，却也简单，就是把柜台上的业务收拢来，重新做一遍，看看有没有差错，有没有违规。全城共有30多个营业网点，每五个网点配备一名复核员，我一个人却配了八个。虽然工作量与工资之间没有比例关系，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失公平，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认可。我喜欢被认可，虽然我一直与先进个人之类的荣誉无缘。
我还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单间办公室，只有五平米大，原来是开水房。
刚报到那天，我抱着自己的办公用具站在事后监督办公室门口，等待领导给我安排个座位。那些人护住各自的地盘说，我这里放不下了。我这里已经挤得转不开身了。我当然不敢自作主张，偏偏领导又不在，我只好抱着个小纸箱在走廊里站着，站了好半天，领导终于过来了，他去办公室调停了一会，没有结果，就把我领到开水房，让人抬走大电炉，放进一张桌子。我就这样待了下来。我知道，事后监督办公室里有两扇窗户，有柜式空调，有简易沙发，有茶几，有报夹，像个小家一样舒服，而我这里既没窗户，也没空调，仅有一张满是划痕的旧桌子，一台嘎嘎作响的电风扇。但我没说什么，我可以不在乎这些。
我觉得很滑稽，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实现的目标，我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从一线混进了机关，单间办公室，而我的武器不过是紧闭双唇，不发一言。
独处久了，我渐渐习惯了一个人无声地自言自语，习惯了跟自己的幻觉在一起，除此以外，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场面都让我不知所措。
一天当中，只有两个时段会有人出现在这间小屋里。一线的人来送传票，他们知道我是不会说话的，他们蹲在地上一五一十地数，然后抬起头来，大声说，哎，看好了，二十一本，没错吧？我点头。机关的人来取传票，他们早知道我形同哑人，他们一进门就大声说，哎，昨天的传票你复核完了吗？我摇头。怎么还没弄完呢？快点，下班前我要用。我又点头。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来到社区小诊所，医生二话不说，拉过一张处方单，垂着眼皮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在喉咙里吭哧了半天，好不容易可以开口了，却望着医生瞠目结舌。
我竟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我看出了医生眼里的怀疑与不屑，她肯定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