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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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鸣又从昨天晚上那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语气温和了许多，但我认为那语气里藏着一个阴谋。他在门外一次又一次地喊我，要我开门，他甚至激将我：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你是想见曲靖对吧？要不要我去把他给你叫来？我想，你叫来也白叫，我不起床，不开门，谁也别想见到我。我突然觉得这间屋子非常安全，瘫痪在床上非常安全。
我听见门下有纸条推进来的簌簌声，那里已经有好几张纸条了，我拿不到它们，我也不想看它们，我什么都不想听，什么都不想看，我就这样浑身瘫软地躺在这里挺舒服的。
朱一鸣在外面喊：李默，你开门，我们好好谈谈，我可以不离婚，但你得出来跟我谈一谈。
他以为我是因为不想离婚而向他示威呢，他以为我是因为不想离婚而耍赖呢。我懒得向他解释，我什么都不想解释，我就觉得躺在这里挺好。
单位里的人也找上门来了，朱一鸣接待了他们，他们大声问，李默为什么不去上班？我听见朱一鸣说，不好意思，她昨天摔了一跤，我这里忙着跑来跑去，还没来得及去给她请假。
单位的人留下一些关心的话走了。我知道他们的关心都是言不由衷的，都是虚假的，他们就是这样，上次有个人病了，躺在医院里，他们在工会的带领下去看他，回来就说，什么病，无非是没有当上副行长，都喜欢这样，搞输了就装病。他们惯于这样，当着你这样说，背着你又那样说，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以为这样做，反而是一种坦诚，因为他们总算在某个地方说出自己想说的。我早把他们看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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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鸣到底不是个笨人，他没有透露我们吵架的事，这很好，我可以放心地躺在这里，不用上班了。如果我可以不依赖工资生活，我真的不想上班，我不喜欢那些人，我看得出来，他们也不喜欢我，我怎么做他们都不会喜欢我。有时我想，我根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我该属于哪个群体，在家里，在单位，无论在哪里，我永远都是那最不合拍的一个。
朱一鸣在外面说，李默，你不开门也不要紧，你就听着好了，我要走了，我不想在这里干了，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但我有我的理由，你知道吗？有段时间，学校里有意提拔我，不瞒你说，我被诱惑了，读研与提拔，对一个男人来说，两条路都一样，所以我不能在别人想要提拔我的时候，还自己打自己的如意算盘，那很没良心。没想到，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这也怨不得别人，是我自己的命。
这次我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我可能去北京，曲靖帮我联系了一个单位；也可能是深圳，那儿有个私立中学，我已经寄过了求职书。
家里就拜托你了，对蔓蔓要好一点，这孩子很聪明，如果你觉得你的童年有什么不足，现在就照单补给她吧，不要让她将来像你一样，一边回想从前，一边流泪。
离婚的事，先缓一缓吧，我们都需要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我会给蔓蔓寄生活费回来的，这样你就有了我的地址，哪天你想好了，再跟我联系。
李默，别以为我不懂得你，别看你表面上与世无争，其实你心比天高，骨子深处是个特别好强的人。但我天生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人，当初你说让我去考研，其实我并不是怕考不上，我相信考试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再拖延不去报考吗？我害怕变动，我患得患失，不敢冒险，研究生毕业了一样要找工作，现在情况不像前几年了，我担心读了三年书以后反而连现有的这份工作都找不到了，你也知道，我们家环境不太好，那种苦日子我从小就过怕了，好不容易有了现在这样的生活，我生怕再失去它，哪敢伸手去毁了它呢？
以前我就听曲靖说起过，有好多同学都是工作一两年以后，不太满意工作环境，又跑去读书，我非常羡慕他们，却又没有他们的胆量，我总是害怕丢了芝麻，西瓜也没捡着，一边犹豫一边观望，结果眼睁睁看着人家不但捡着了西瓜，甚至还捡着了比西瓜更大的东西，可我呢，我连芝麻都快保不住了。你知道吗？职高也快办不下去了，去年的生源就很糟糕，今年估计更不如去年，这样一来，肯定又要大裁员，说不定就会裁到我头上，因为我毕竟是刚刚调过去的，没什么资历。曲靖说得好，干吗等人家来赶我走，我自己不会很有尊严很有脸面地走吗？
也许你是对的，按照你的安排，我现在研究生都快毕业了。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了。我也不知道我会混成个什么样，说实在的，我的信心并不是很足，我是别无选择，我跟曲靖不一样，他是在按部就班地爬台阶，我却是个在阶梯上弹跳的小乒乓球，我不知道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
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没有信心，至少，我会比现在勤奋得多，因为我没有退路了，我只能豁出去了。我不敢说你一定会在家里听到我的好消息，但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李默，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坐车了，为了蔓蔓，你一定得振作起来，否则，今天晚上蔓蔓就没人管了。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不知什么时候，窗外开始起风了，风把窗帘掀得老高，大风阵阵，扑面而来，像一股清泉，涤荡着这间小屋，还有躺在床上的我。乓的一声，桌上的一只小花瓶被掀起的窗帘带倒了，水流了出来，流到了那本《邓肯自传》上，我猛地坐起来，这书已经旧得不像样了，再一打湿就完了。
一阵眩晕，差点栽倒在地，我扶着墙，定了一会神，总算站稳了。天哪，我又能站起来了，我还以为我真的瘫痪了，再也起不了床了。看看穿衣镜里的自己，我的脸小了一大圈，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下巴尖尖的像个小锥子。
上班第一天，人事部门一个电话把我叫过去了。在我休息的这几天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上级酝酿了很久的人事改革方案终于出台了，各个单位的裁员任务都已明确下达。他们先让我看层层批转下来的冗长的文件，然后给我讲诸多方案，好像每个人在改革面前都有许多选择似的。我看了一阵，又听了一阵，最后发现，我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根据我的实际条件，适合我的最优方案就是买断工龄。他们飞快地计算了一阵，马上得出了结论，我的买断金额是五万多元，拿了这五万多元，我跟单位从此就没有关系了，生老病死都没有关系了。他们还告诉我，已经有几个人报名准备买断了。
听到这个消息，刚开始，我不禁一阵轻松，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个单位，离开这些人了，但紧接着，我猛地想起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朱一鸣已经走了，至少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如果我再买断，我便从此没了工资，仅仅五万多元，我和蔓蔓能支持多久呢？
后来我才知道，人事部门的人把我叫去，并不仅仅是向我宣讲改革方案，而是带有动员的意思，因为裁员任务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我们单位共有三个裁员任务，两个提前内退，如果再有一个人提出买断，他们就算顺利完成任务了。
直到最后，也没有人提出买断，他们只好想出了一个稍稍公平些的办法，他们在会上宣布，凡有过行政处分、业务差错以及顾客投诉的员工，将是这次裁员的优先考虑对象。而这样的裁员，将是没有任何补偿的。领导说到这里时，停顿了一下，会场上霎时一片寂静，我更是心里一震。他们还是要拿我开刀了。
我回想了一下，有过不良记录的员工似乎也不止我一个，但那些人显然比我有优势，他们不是已经得到提升，就是有着特别的家庭背景，要不就是后来又得到了一些优良记录，将功补过了，只有我，我的不良记录犹在眼前，每个人都记忆犹新，而且我也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我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羊羔。
我想跟朱一鸣商量一下对策，却无法联系，他刚走了没几天，别说没有生活费寄回来，连报平安的电话都没有一个。
我试探着对蔓蔓说，妈妈买断工龄怎么样？妈妈不在这里上班了，我们一起去找爸爸。
啊？你要下岗了吗？蔓蔓看上去似乎比我还紧张。
买断工龄怎么是下岗呢？买断工龄是主动离开单位，下岗是被动的，两码事。
一样的，我们班一个同学的妈妈也下岗了，现在天天在街上卖水果，我们同学可伤心了，她放学后都不敢走那条街。
为什么？卖水果不好吗？说不定比上班还赚得多呢。
多丢人哪，推着板车，晒得黑漆漆的，跟人讨价还价，还吵架。
第二天，我有点无法安心工作了。我抱着胳膊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再三盘算。我才三十三岁，如果买断工龄的话，重新开始另一个行当也还来得及，关键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该去干什么，我被迫投入一场没有准备的战斗中。也许我可以用这五万块钱去培训一下自己，比如去学缝纫，我觉得缝纫也许比较适合我，在一个小车间里闷头干活，无暇他顾。另外，学烹调也不错，学成了到大饭店当厨师，人家让炒点啥就炒点啥，不用去交流，去周旋。
想来想去，我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因为我不知道开始另一个行当会不会顺利，我的处境决定了，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万一不顺，我还得有一套备用方案。
有几个人在门口探头探脑，我不想被他们打扰，就来到走廊尽头，这里有个小阳台。站了一会，觉得这里还不如在办公室隐蔽，人家站在走廊里，一眼就能看见我，而我需要安静，需要一个人好好想想今后到底该怎么活下去的问题。我看见阳台外面有一个小平台，是放空调主机用的，后来这个房间换成了柜式空调，小平台就空着了。我觉得这倒是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想也没想，手脚并用翻了过去，果然很舒服，我坐在上面，身体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继续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想，其实缝纫和厨师两个职业都不算太好，因为这两个职业都是全天候的，这样一来，我就无法照顾蔓蔓了，最近，在我的督促之下，蔓蔓的成绩终于有了些起色，如果因为工作的原因，荒废了蔓蔓，那才是得不偿失的蠢事。
正想着，突然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我们的头儿，他站在我刚才站过的小阳台上，关切而紧张地看着我，他的身后，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脑袋。
李默，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多危险哪，快上来，来，拉住我的手，快。
我没动，我说我在想事情，我在想买断了以后去干什么。
想好了吗？
我老老实实地说，还没有，太突然，一时间我真不知道该去干什么。
那就不要买断呗，谁让你买断了？你自己不提出买断，谁敢强迫你买断？
不是在会上说，有不良记录的人是优先考虑对象吗？
没那回事，开会你还不知道吗？会上尽管说，会下嘛，能做到多少算多少。
我摇头，我不相信领导在会上的义正词严会是应付差事的虚词，他们肯定会拿我开刀的，不是我还会有谁？所以我对头儿说，他们在会上的讲话就是针对我来的，我总是运气不好，我从来没有顺利过。
李默，你想多了，这是一次面向全国的改革，绝对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头儿还是向我伸着手，催着我：快点，拉住我的手，先上来再说。
说虽这么说，但我感觉他们就想让我买断，快点完成任务。
瞎讲，你放心，我保证不让你买断，你在事后监督干得挺好的，你要走我还舍不得放呢，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一把年纪了，能跟你开这个玩笑吗？来，听话，拉住我的手。
我只好拉住他的手，他一用劲，就把我带了上去。他推着我来到办公室，关上门说，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差点把我吓死了，你怎么这么傻呀，为了这么点子虚乌有的事，你就想到轻生，你怎么会有这么愚蠢？你就没想想你家人想想你女儿？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我在心里哑然失笑，原来，他以为我想自杀！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呢，但看他严肃的样子，我又不好说什么，只能继续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任凭他说个不休。这可是我来到事后监督部门后，他第一次跟我单独谈话。
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跟我提买断的事了。但与此同时，大家看我的目光又有了些不同，以前，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昂首挺胸，视我如无物，现在，他们倒是看见我了，但他们看得小心翼翼，就像看一个玻璃器皿，生怕一不小心玻璃会掉到地上，摔个粉碎。这种感觉比以前更令人不舒服，我宁肯他们像以前一样看我。
有一天，我去洗手间，在门口跟另一个人撞在一起，她马上摆手，客气地说：你先你先。不等我回话，她就头一缩不见了。我不禁想起以前，同样是跟她，同样是这个场面，明明她在我稍后一点，但她毫不客气地一拧身，抢前一步站在我前面，砰地关上了那扇小门。就连送传票的师傅也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不再重重地摔在地上，大声大气地跟我说话，而是轻轻地放下，写好张条，放在我面前，临走前还跟我微笑一下。
我知道他们做得并不情愿，他们肯定一边这样做，一边在心里鄙视我，嘲笑我：动不动就寻死的人，算你狠，服了你，行了吧？
为了避免类似的场面，我只好深深地低着头，不去看任何一双眼睛，我不想成为别人的精神负担。
我发现，一旦低下头颅，身体也跟着沉重起来，一大早，我就开始感到疲惫不堪。
有一天，等蔓蔓睡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