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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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一遍，就在于个人专权。当“一贯正确和英明的领袖”这一形象已经确立之时，很难去责怪人民委员们和总军事委员会。凡是在基本上不同意他那个思想观点的人，都完全有可能被看作是“不理解”、“唱对台戏”、“政治上幼稚”，并遭到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大家对一些政治审判案都还记忆犹新，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什么都审：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所持的立场；假如认识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雅·彼得斯，那就意味着参与策划“宫廷政变”；在国外同官方人士会晤，那自然就是“传递情报”，如此等等。
从主观上说，虽然斯大林向党和国家提出了似乎是美好的目标，但是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和认识却没有经过集体智慧的深思熟虑，不是把各种观点加以对照的结果。由于“领袖”搞个人专权、“一贯正确”、作结论武断，就不自觉地堵塞了言路，没有人向他提供客观的报道、独到的建议和别具匠心的解决方案。人们通常只向他讲他愿意听的东西。经常是在揣摸他的想法。重大决定的制订和通过没有采用民主方式和经过真正的集体讨论，这就损害和限制了权力机构的才智。
为了迎合“领袖”，人们众口一词，说“红军是不可战胜的”，说“在德国无产阶级的意向在增强”，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困难“会从内部动摇这些国家”。报刊这样写，电台这样广播，理论家们这样反复宣传。例如，斯大林深为器重并不止一次地与之谈话的科学院院士叶·瓦尔加，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７日在列宁军政学院作报告时断言，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在这场战争中是否有战胜者和战败者？换言之，战争将长时期地拖下去，以致任何一个参战集团都无法战胜另一个参战集团”。瓦尔加断言，苏联的利益“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危机尚未成熟之前一直维护和平”。接着院士得出了一个纯属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但既然这不是托洛茨基说的，所以斯大林也就没有反驳）：“如果局势发展到在某些国家由于战争而发生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政权被削弱，无产阶级来夺取政权，那么苏联就应该帮助而且一定会帮助别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瞾矋矖矠
这些广泛流传的观点显然过高估计了苏联和红军的力量，使人“认得出来”是国内战争时期的情绪——希望引起世界革命的烈火。然而应当说，即使在个人迷信时期，也有头脑清醒、敢于讲话的人。例如１９４０年，列宁军政学院的一批学者起草了一篇报告《论军事思想体系》（斯大林也曾看过）。除那个时期的传统论点外，报告还大胆地阐述了一些“犯禁的”问题。报告的作者们尖锐地提出了苏芬战争失利的原因问题：军队干部的文化素质低下，虚假的宣传（如红军“不可战胜”的口号），以及“不正确地阐述红军的国际主义任务”。报告强调指出：“当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有害偏见，说什么同苏联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居民必然会而且几乎是人人都会起义，转向红军方面。”老讲“不可战胜使得人们变得自高自大、不求甚解和轻视军事科学；在技术方面则导致落后，在军事理论方面则导致只研究一种战斗形式而偏废了其他战斗形式”。报告的作者们接着写道：在涉及技术威力的问题上，我国的宣传走上了“盲目轻信胜利的歧途”。不能把国内战争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不应当把在一定条件下的退却视为耻辱，应当教会人们不仅懂得进攻的艺术，而且懂得在必要时有组织地退却。”应当“从当代现实使军事面临的新情况中更灵活更迅速地作出结论”。报告指出：“研究外国军事思想一事完全没有受到重视。”俄国军队的优秀传统没有得到发扬。“所有的俄国将军在不久之前统统被认为是笨蛋和盗窃国家财产的人。”红军在哈桑湖、哈拉哈河以及其他地方的战斗经验“不为指挥干部所知。有关这些战斗的材料弃置在总参谋部里不用”。３５页篇幅的报告不仅批判地分析了红军的状况和苏联军事思想的发展情况，而且还包含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的建设性思想。可是“领袖”的批示却相当简短：“存档。瞾矋矘矠”报告的作者们的命运我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未必会喜欢这个报告。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6）
凡是与“领袖”的观念不合拍的东西统统不予采纳。创造和天才思想爆发的火花，如果不符合独裁者的意向，就干脆弃置一边，不予重视，一笔勾销。影响到战争的整个进程，尤其是影响到战争初期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失误，其最深根源之一就在于人们在思想上一致地迷信个人。战争前夕政治领导人而首先是斯大林的最突出的失算是什么呢？它们表现在何处？
首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８日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一个月之前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看来是迫不得已的和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步骤（没有“秘密议定书”），当时本应到此为止。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法西斯主义被公正地认定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支最危险的队伍，是恐怖专政制度和军国主义制度。在苏联人的世界观中，法西斯主义乃是阶级敌人的集中的化身。可是突然要同法西斯主义讲“友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无原则地堕落到不自觉地为法西斯主义粉饰的地步，人们很难对它作出解释。期望通过贸易协定、业务往来、经济联系等等来巩固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采取实际上否定自己原来所有那些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观点的做法，这就太过分了！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他参加了同里宾特洛甫的谈判），德国的兼并计划没有受到苏联政府方面应有的评价。例如，就在同一天签署的《苏德政府声明》中说：苏联和德国“在双边协定中表示，结束目前这场以德国为一方同以英法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是会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瞾矋矙矠。但是人民有权提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容忍德国占领几乎整个欧洲吗？处于一片废墟的波兰会同意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双边协定吗？可以想象，斯大林在努力使苏联免遭战火方面走得太远了。何况这些原则性的让步并没有为条约增添什么内容。只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肆无忌惮而使苏联人民不知所措。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受到顽固坚持自己片面论断的莫洛托夫的极大影响。外交人民委员的一系列声明纯粹是给苏联人民和我们的国外朋友制造思想混乱。例如，对莫洛托夫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临时会议上所作的受到斯大林嘉许的报告的论点该如何评价呢？
德国目前成了一个企图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为反侵略而战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却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近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是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士，而且英国政府还宣称，对它来说，对德战争的目的恰恰就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进行一场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目的的战争，一场以争“民主”的骗人口号为幌子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犯罪……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这方面，情况正朝着巩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国的和平愿望的方向发展……瞾矋矚矠
诸如此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改变方向的做法使人们莫名其妙，使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中的阶级观点变形。此外这些论题再充分不过地表现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外交上的近视和他们在思想上的无原则性。仅仅因为怀疑思想“不纯”就毫不犹豫地将成千上万的人送去见死神或关进劳改营的独裁者，在同法西斯主义“握手言欢”时却表现出惊人地界限不清。尽管共产国际中的许多人不明白斯大林思想迅速演变的原因，但是他们在客观上也无法影响共产国际的正式立场。１９４１年６月以前，共产国际一直不同意欧洲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他们国家的斗争具有反法西斯性质的评价。批评的锋芒仍然不是指向法西斯分子，而是指向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帮凶”。“结束战争”的口号也是无的放矢。不明白怎样才能“结束”，是在实际上同意希特勒占领足足半个欧洲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释。
“法西斯主义”一词曾一度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政治用语中消失。柏林方面想必是满意的。难怪在互不侵犯条约刚一批准后，元首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就在国会中宣称：“条约在柏林和莫斯科都已得到批准……我（希特勒。——本书作者注）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就此所说的每一个词。”瞾矋矝矠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失算是显而易见的。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火的愿望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在思想上所作的原则性让步却不只是给我们的国外朋友造成了思想混乱。更重要的是，苏联不断表示中立，无意中使苏联人民迷失了方向。国家和军队中的鼓动员处于很难工作的境地。
例如，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集团军一级政委梅赫利斯在他的第０２４６号训令中向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年轻战士政治学习的基本读物是《普遍义务兵役法》、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军人誓言、叛国惩治法、条令和教范……莫洛托夫同志‘关于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报告。”瞾矋矞矠最后一句话是梅赫利斯亲笔加进去的。当他前一天在斯大林那里的时候，斯大林听完了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之后，顺口说道：
“别刺激德国人……”然后他解释说，“《红星报》上经常谈论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不要再写了。情况正在变化。不要大声嚷嚷这些东西了。什么事情都要看时候。不应当给希特勒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除了准备同他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干。”
斯大林看了看梅赫利斯。梅赫利斯便迅速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了些什么，同时把忠君保皇的目光投向“领袖”，就跟十几年前梅赫利斯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那里工作时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斯大林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就在此刻他深信：梅赫利斯“会停止”在报上公开斥责法西斯分子，同时会下令在军队的政治学习中小心谨慎地培植对希特勒分子的不信任。但是弯子转得太急，战士和指挥员、千百万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思维上的惰性克服起来可不容易。
在苏德协议之后总政治宣传部收到的一些报告中，尽管一些看法和结论都非常谨慎，还是有不少曲解政治现实、曲解如何具体对待阶级敌人的具体例子。现在我来举几段报告中的看法。
二级军事工程师涅恰耶夫：“鉴于互不侵犯条约已经批准，现在进行射击训练时就不能再用‘向法西斯射击’的术语。不能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因为我国政府不认为同法西斯主义有任何分歧。”
军事工程学院教员卡拉通：“现在一般来说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和怎样写，过去我们受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而现在则相反。”
哈尔科夫军区格罗莫夫上尉（５３６５部队）：“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德国欺骗了所有的人。德国现在要把一些小国据为己有，而互不侵犯条约又摆在那儿，结果你什么事也干不成。”瞾矋矟矠
我只举了几个军人的看法，它们证明普遍存在着思想上的迷惘和阶级标准的紊乱。现在很难查明，是谁倡议把“友好”一词“安装”到苏德条约中去的。假如这是苏联方面干的，那么至多不过证明在政治上考虑不周。如果这是德国方面所为，那就是精心策划的破坏整个民族的社会意识的行为。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斯大林的水平都不高。尽管莫洛托夫后来说，斯大林“及时地识破了希特勒主义的阴谋诡计”，不过在上述情况下，却很难相信这一点。
另一个巨大失算已属战役战略方面，它同我们通过的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的计划有关。按照斯大林的个人指示，１９３９年秋，在同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总参谋部就着手制订这个文件。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领导下，主要的制订人是后来声名显赫的苏联元帅、当时的上校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证做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在远东对日本——的准备工作。预计“西部战区将是主战场”。认为敌人正是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集中其兵力。因此认为红军的主力也要相应地集中在这些地方瞾矌矓矠。然而人民委员在审阅计划之后没有批准它，认为计划没有详细拟定我们可以采取的粉碎敌人的军事行动。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7）
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对一份更加详尽的防御计划重新作了审查。这一次计划的准备工作由新任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领导。制订人仍然是华西列夫斯基。他还是认为，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西线是适当的，因为敌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布列斯特地区。１０月５日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国家防御计划。他仔细听了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的说明，几次走到地图前，长久地沉默不语，在桌子旁边踱来踱去，最后斯大林说：
“我不完全明白总参谋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线的方针。你们说希特勒企图通过最短的路线向莫斯科发起主要突击……然而我想，德国人特别看重的是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现在，希特勒在巴尔干地区已站稳脚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准备主要突击。请总参谋部再考虑一下，过１０天再向我报告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