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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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她不得不依靠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阐述的一系列论点。具有那个时代精神的正统著作，完全证明了斯大林女儿世界观在未来的突然改变。不过，关于女儿，他比精神正常的父亲们了解的东西要少得多。　　　　
　　　　老年人都爱孙子。他们把没有耗尽的对子女的全部的爱都给予孙子们，给得是如此充满激情，就好像他们最宠爱的人的全部生活都取决于每一次的会见、谈话、活动。斯大林不愿意看到孙子们，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是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看来，对权力的爱，在他那里不仅胜过了父亲和祖父的感情，而且胜过了对母亲的眷恋。斯·阿利卢耶娃回忆说，斯大林的母亲没有过分地溺爱他，并且一直活到儿子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母亲对他说：　　　　
　　　　“真遗憾，你没有成为一个东正教神甫！”　　　　
　　　　很难不同意母亲说的。　　　　
　　　　到了晚年，斯大林变得更容易动怒和偏执。他周围的人们和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交谈者。我重说一遍，他老年时的智力已经完全不能表现普通人的感情。我再从他女儿的书《仅仅一年》中引用一段话。他的女儿正确地指出，他在把人们处死的时候，就马上不再与不幸的人来往了，好像把他们忘掉了。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要可怕得多……”紙紞矠　　　　
　　　　


第三部第十章　年迈的“领袖”（4）

　　　　是什么东西使他生气呢？最可能的是权力过多。他能做到一切。但是他也亲身体验过一切。在执行者们完全顺从的情况下，他也同时相信，甚至绝对权力也常常是无能为力的。例如，为了使农民“幸福起来”，他赞同了多少决定和法令，可是他经常得到的报告却是，农业产量没有增长，畜产品产量下降，许多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劳动日，由于削减宅旁园地而发牢骚。他是否明白，他的权力较之生活、经营管理、经济的客观规律来是无能为力的呢？很难说。这种无能为力只是使他生气。也许，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开始明白：历史不仅裁判失败者，但是有谁知道，历史也可以裁判胜利者呢？而也许，在最后的年代，老年人的生气所以没有离开过他，还因为他越来越相信创造一种伟大的永恒的东西是徒劳的？要知道，他是想永远成为一个伟人的。他一生都发誓忠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心里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自己的理想从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的文化中“净化出来”。他们过于经常地使用可疑的人道主义概念，把社会主义理想“接在了地上”。而他，斯大林，却是把决心创造革命奇迹、能够为了光辉灿烂的明天而牺牲今天几乎所有的一切这种精神灌输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去……　　　　
　　　　独裁者整个一生都认为，无数的牺牲，是为了忠于伟大的理想，为了决心最大限度使这种理想接近实现而必须付出的必要的、自然的代价。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注意到，人、群众对于他来说成了达到伟大目的的手段，而这种目的他已经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认为的目的完全不同了。目的、思想、理想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切。但是，目的都是极端变形的，都是被斯大林的幻觉歪曲了的。为了达到目的，一切也都是容许的。卓越的思想家布尔加科夫早在世纪之初就很好地谈到过这种轻率的革命的俄国激进主义：“它在自己的想象中作出历史的跳跃，而且很少对跳跃的方式感兴趣，把自己的视线只投到历史地平线的最边缘处的光明点上。这样的极端主义具有思想着迷、自我催眠的特征，它束缚思想并制造盲目迷信，对生活的呼声置若罔闻。”我想，布尔加科夫非常正确地看出了革命的、但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俄国激进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激进主义乃是为了伟大的思想而轻视一切的根源之一。斯大林成了这种一执行就应受到谴责的极端主义的彻底贯彻者。布尔加科夫关于这一点写得非常英明而又有预见性：“我实现自己的思想，而且为了自己的思想而使自己摆脱通常道德的束缚，我允许自己不仅拥有财产权，而且拥有对别人的生死权，如果这对我的思想是需要的话。在每一个极端主义者身上都深藏着这样一个来自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小拿破仑。”紙紟矠　　　　
　　　　但是，在斯大林身上深藏着的不是“小拿破仑”。这是最伟大的专制君主之一，对于这个专制君主来说，极端主义老早就成了他的思维和行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尽管如此，斯大林不能不明白，他所拥有的“对别人的生死权”并不能决定他心里想的许多事情。可怕的预感已经不知不觉地闯进他的心灵。他赶走这种预感，按照早已有之的习惯专心致志地处理数不清的日常事务。而这些日常事务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是不平常的。在那个时期的许多国际事件上，也都明显地打上了他个人参加的印记。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1）

　　　　站在过去几十年的高度，综观斯大林在胜利后度过的将近八年的时间，你会看到这八年是极其不平常的。在国内，是重新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人力来恢复和增强国家的威力。　　　　
　　　　在国际方面，这八年的特点是：冷风愈刮愈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经过这场战争，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当局独家垄断了具有最大杀伤力的武器，他们是不会放弃从这种局势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的。１９４６年２月，斯大林在竞选会上的演说，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是热爱和平的，但是西方却认为这几乎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对大洋彼岸的许多人来说，确实是很需要的。其实，美国是想“领导世界”。还有更强烈的说法，诸如“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和样子来改造世界”等等。　　　　
　　　　１９４６年３月６日夜，当斯大林正要动身回别墅的时候，波斯克列贝舍夫突然来到了办公室，他把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交给了大元帅。斯大林再次坐到桌旁，专心阅读起来。驻华盛顿的大使报告说：丘吉尔在富尔顿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说，当时有杜鲁门（总统是密苏里州生人）在场。这位前首相的演说充满了十足的火药味。同这位前首相会见过四次的斯大林，虽然从来就不相信丘吉尔，但是认为丘吉尔有一个智慧渊博的头脑，他这次演说的强硬态度，也使斯大林感到吃惊，尽管在开始演说时丘吉尔也给予了斯大林极好的评价，他说：“我衷心地钦佩和感谢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友斯大林元帅。”但是，丘吉尔又马上警告说：在西方民主制的上空笼罩着“红色的威胁”。不过，上帝保佑，美国已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巅”，因而我们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们的阴谋和强大民族的侵略意图”的希望。丘吉尔向世界宣布：“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欧洲大陆上空降下了一层铁幕。”这位前首相这里说的是接近真实情况的。战争一结束，斯大林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减少同另一世界即西方的一切接触。不管看到的是“铁”幕也罢，“意识形态”幕也罢，这个幕是确确实实降下来了。“三大国”中有一个成员是经常害怕那种“腐朽的民主制”的影响的。多年来，在苏联，人们关于西方只能知道苏斯洛夫式的人物认为需要知道的东西。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的信息方面的鸿沟，使得智慧日益贫乏，大大削弱了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精神上变得更加贫困了……　　　　
　　　　但是，丘吉尔在自己的演说中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警告说：“在远离俄国边界的地方……有一支共产主义者的第五纵队在活动……这个第五纵队对基督文明是个越来越大的威胁。”显然，这位伟大的英国人在这里有点夸大其词。他甚至患上了间谍恐怖症，迷上了“迫害异端”的运动。美国总统对上述思想是深有同感的，而他的客人则到处鼓吹，要在世界范围内捍卫“那些作为英语世界的共同历史遗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伟大原则”。　　　　
　　　　斯大林放下了密电，长久地凝视着窗外的３月漆黑的夜空。春天悄悄地降临人间，但很快又遭到了严寒的强烈袭击。丘吉尔的演说是一个信号，也是一次挑战。然后，“领袖”走到桌旁，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恰好就在那里。平常政治局的委员们只是在斯大林离开以后，才一个个地回家去的。　　　　
　　　　莫洛托夫来到以后，这两位国家对外政策的“设计师”又交谈了足足一个钟头。他们不知道，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美国驻莫斯科代办给华盛顿拍去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美国代办对斯大林在２月发表的演说作了歪曲的解释。凯南硬说，苏联领导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紙紡矠。而时刻处于斗争中的苏联领导人，也从西方这份公开的挑战书中看到了事物的自然进程。当时，无论是丘吉尔、杜鲁门，还是斯大林，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在以相互消灭对方相威胁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斯大林的处境非常困难。那时美国拥有原子弹，它的实力也远远大于苏联。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工业潜力增长了５０％，美国的装备增长了３倍，运输工具增长了６倍，农业生产增长了３６％，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而苏联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成千上万个居民点变成了废墟。１９４６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几乎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都弥漫着游击战争的战火。但是，这种战火有点像泥炭沼泽地发生的大火，在浓烟滚滚的下面，隐藏在深处的大火正在等待着适宜的空气吹来，伺机喷出火舌，吞噬掉周围的一切。目前，在苏联的历史上，这还是一个很少得到阐明的题目。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部，在立陶宛已经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些武装队伍在赶走德军以后继续在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斯大林曾数次指示贝利亚“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消灭“这伙匪徒”。但是，他还不知道，这种斗争在战后，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将延续几乎整整五年之久。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很快地就上报了这种斗争在３月份（也就是丘吉尔发表演说的那个月份）的结果。现摘引上报给斯大林的这份冗长文件中的几段话如下：　　　　
　　　　约·维·斯大林同志：　　　　
　　　　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　　　　
　　　　１９４６年３月，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共歼灭了匪徒８３６０人（击毙、被俘、自首的），缴获了迫击炮８门、机关枪２０挺、自动步枪７１２支、步枪２００２支、手枪６００支、手榴弹１７６６枚、印刷机４台、打字机３３台……被俘的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区向导费多鲁克，无神论联盟分区顾问乔尔内伊、戈林，副区长瓦尔瓦里切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地方交通长官克拉夫楚克等人。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和红军的官兵有２００多人牺牲。　　　　
　　　　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消灭匪徒１４５人，自首的有７５人，逮捕的有１５００人，缴获机关枪４４挺、步枪２８９支、手枪１２２支、手榴弹１８２枚、复印机１２台。约德普斯基、诺列依基斯等匪帮均被消灭。一个月内，共和国中有案可查的匪情１２２起。积极分子和内务部、国家安全部以及红军的战士牺牲２１５人……紙紣矠　　　　
　　　　随后报告中还报道了在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内发生的武装冲突。斯大林在报告上签字后对贝利亚和克鲁格洛夫说，正规部队和歼击营的无效行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困难重重，而且还有这次西方的露骨挑衅。在联合国里，苏联是非常孤立的。幸好它在安理会内享有“否决”权。斯大林感到一种严峻的、不平衡的对抗局面开始了。但是，他也不想让步。他把国家变成了一座堡垒。斯大林认为，大肆宣扬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使得“马歇尔计划”也不可能接受了。苏联特别需要经济援助，而且只有按照这一计划用对苏联经济实行实际监督的代价才能换取这种经济援助。在巴黎会议（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２日）上，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嘴说：“我们不要这种经济援助。”看来，“领袖”真的猜中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因为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直言不讳地写道：“马歇尔用自己的一套观点提出了使欧洲摆脱俄国共产主义的奴役威胁的目标。”紙紤矠总之，持久的“冷战”开始了。曾和我在莫斯科相识的法国政治学家马尔库在他的《冷战》一书中公正地写道：从１９４６年起，几乎１０年来，“冷战”一直在不断地“升级，紧张空气使人窒息，它像惊涛骇浪一样，难以抑制，它服从于自己的内部逻辑，不承认健全的理性”紙紥矠。而这种逻辑也就是斯大林认为的只有消除美国的核垄断才有出路的逻辑。经过巨大的努力，到１９５２年，苏联的钢铁、煤炭、水泥的生产同战前水平相比，几乎增长了一倍；石油、电力的生产也有了迅猛的增长。斯大林不停地强调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永恒规律”。在重工业、科学方面的过分努力也为在核领域内猛冲狠打创造了前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斯大林委托贝利亚负责所有这些绝密工作，并要求他每天都要把这方面的情况向他汇报。　　　　
　　　　这里有个很好的经验。早在战前，约飞、库尔恰托夫、弗列罗夫、兰道、塔姆等人的思想就使我们有可能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