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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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赫鲁晓夫还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刽子手、虐待狂者、毫无起码道德的人。在谈到柯秀尔、丘巴尔、波斯特舍夫、科萨列夫、埃赫和其他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命运时，报告人强调指出，斯大林“本人就是所有这些案件的总检察官。斯大林不仅同意逮捕他们，而且是他本人主动发布逮捕令的”。而获得作为犯罪主要证据的“口供”，则是“技术”问题。赫鲁晓夫宣称，审判员竭力获得这些“口供”，但是怎么才能使一个人招认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采取作用于肉体的手段，亦即严刑拷打，使人失去知觉，失去判断力，失去人的尊严，从而取得假“口供”。赫鲁晓夫列举了大量具体事例。这些事例牵涉到的受害者有基洛夫、波斯特舍夫、鲁祖塔克、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罗森布吕姆等多人，他们是“明格列利亚案件”及其他案件的牺牲品，于是“领袖”的新形象就塑造好了：血腥的、残忍的独裁者和暴君。
最后，第一书记的“秘密”报告还对斯大林的作风和领导方法提出了极大的疑问。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指出，党的高层缺乏集体领导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直接后果。报告人指出，例如，“在整个卫国战争年代，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实际上在１９４４年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本书作者注。）不错，１９４１年１０月，曾打算召开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召集到莫斯科。他们等待全会开幕，等了两天，但是他们白等了。斯大林甚至不想与中央委员见面，也不想和他们谈话”。赫鲁晓夫的整个报告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斯大林经常滥用自己的无限权力，盗用党中央的名义，不仅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也不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他经常擅自决定有关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要的问题，根本不对他们作通报。个人专权造成危害的例子之一，就是对同南斯拉夫冲突所作的分析。赫鲁晓夫直接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斯大林起了“可耻的作用”。
于是，赫鲁晓夫通过自己的报告达到了几个目的：揭穿“领袖”的伟大是虚构的，他既不称职，也不英明，更无远见。报告人同时还确认，暴行、犯罪和恐怖行为的主要责任都在斯大林身上。赫鲁晓夫还坚决地谴责了“领袖”的个人专权，认为这是给党和人民带来许多灾难的根源。这在公共意识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对专横暴虐、目无法纪以及极权统治的一次极为勇敢的、出其不意的进攻。
赫鲁晓夫不愧为时代的骄子。他本人在坚决揭露个人崇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仅此一点，他的英名也将在历史上万世流芳。不过，斯大林宫廷的原理论家所准备的报告却不是深刻的。报告罗列的只是表面现象和事实，并未触及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以及社会主义变质的原因，更有甚者，这些歪曲甚至没有坦白地说出来。斯大林的“功绩”并没有被完全否定，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对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很大功绩的……斯大林确信，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对付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这一切都是必要的。”斯大林一方面受到严厉的批判，同时却又在历史面前获得了赦罪符。
赫鲁晓夫希望，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在党内讨论一下就足以清除斯大林所造成的反常现象。对于这点，报告人实际上在代表大会作了坦率的声明，他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因此，我们只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报告。我们得有个界限，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我想，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这位革新者作出了决定性的突破，但却未能理解：“秘密思维”，这恰恰就是斯大林式的思维，是从那个幽灵身上继承下来的。赫鲁晓夫所说的“得有个界限”就是说不要把这些异端告诉人民，特别是不能让世界公众知道。他在六年前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作《斯大林的各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祖国不可战胜的保障》，这样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几十年来在他身上早已成熟、生长并定型的一切。赫鲁晓夫在“领袖”活动的时候从来没有违抗过“领袖”的意志，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行为，正如斯大林其他战友的行为一样，完全取决于独裁者。他们都只习惯于执行，而不习惯于思索。赫鲁晓夫自己就记得，那些并不重要的、纯属经济业务方面的问题，如不直接向斯大林请示，他也无法作出决定。那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来个粗暴的拒绝或者嘲笑的反问。怎么办？还是请示为妙……
呈 联共（布）中央
约·维·斯大林同志
目前正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作战的歼击营请求国家拨给以下物资。计
制皮靴用粗呢 １０４３００分米
制靴面用油性软革 ７７４分米
制靴底用皮革 ２０３８０分米
…………
制内衣用棉布 １９６０００米
线 ５２５筒
尼·赫鲁晓夫
Ｃ·克鲁格洛夫
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８日瞾矈矚矠
不难想象，如果领几筒线还必须向“领袖”打报告，那么，在政治问题上战友们恐怕什么都得经过批准。很自然，对斯大林主义首次进行了强有力打击的赫鲁晓夫，不可能立即去掉自己身上所有可耻的东西。
赫鲁晓夫的全部不彻底性，模棱两可，吞吞吐吐，在１９５６年６月３０日苏共中央通过的一项“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瞾矈矝矠中得到了反映。这份文件不同于赫鲁晓夫的报告，虽然也想揭露产生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原因，但却更明显地暴露了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妥协。决议中还断定说，只是“在斯大林的晚年”，才犯了“严重错误”。在揭露形成反列宁路线现象的“客观条件”时，决议在很多地方引用的都是斯大林本人的论点：“在列宁逝世后，党内一些敌对派别就活动起来了，这些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们站在拒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的立场上，实际上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接下去又说：“当时不得不对民主作出某些限制，而我们人民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逻辑证明这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在对个人崇拜这一丑恶现象进行说明，不如说是在对它进行辩解，赫鲁晓夫复活了“列宁主义的核心”的思想，好像这个核心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知道，情况远非如此。
决议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出来反对斯大林，把他赶下领导岗位？”接下去就是断语，这个断语也可能是客观的，只是令人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切反对他的行动都不可能为人民所理解，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缺乏个人的勇气。很明显，在那种情况下，每一个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都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不想说，早在列宁向党提出建议的时候，就应该站出来反对他。决议对此根本不提，认为在造成个人独裁方面，党并无责任，还认为必须指出：“苏联人了解斯大林，他总是为保卫苏联而和敌人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有时（？！——本书作者注）采取了不合适的方法，破坏了列宁的原则和党内生活的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此（？！——本书作者注）。”原来，这不是人民的悲剧，而只是斯大林的悲剧……决议接着指出：“如果由于过去存在过个人崇拜这一事实，就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社会制度应作某些改变，或者，认为应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性中来寻找个人崇拜的根源，那就大错特错了。两者都是绝对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实际，与事实相矛盾。”
第三部第十一章 历史性的失败（3）
人们在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赫鲁晓夫在同斯大林的幽灵进行决斗，他作了首次打击，但这一打击却是致命的，偶像已被打倒，但自己却被获得的胜利吓坏了！难怪中央委员会和官方刊物对“秘密”报告要保持完全缄默，似乎其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使之免受一场思想意识上的震荡。但是，各兄弟党代表团的领导人以及党的舆论界在这次秘密会议上了解到报告的内容，就难免会“走漏风声”。１９５６年６月初，报告的全文就在美、法、英各国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刊登出来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就在最后承认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文件之后，官方和党的机关刊物３０多年来都仍然装着这个问题根本不是现实问题的样子。直到１９８９年春天，《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才发表了这个报告。多年对人民封锁该文件这件事证明斯大林主义可惜还活着，只是改变了面貌。可是，正是党首先揭穿和暴露斯大林主义的，事情既然开了头，就应该进行到底。革新已经开始，总该有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通过一项深入分析的文件，全面地反映一下共产党员对待这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的态度，目前已是１９８９年中期，可是这样的文件尚未出现。
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发动了“第二次进攻”，那已经是不加掩饰、公开进行的了，但它只是把极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逼了一下。逼了一下，但并未消灭。接着，就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延误。勃列日涅夫虽然不敢完全复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却接受苏斯洛夫和其他战友的劝告，走了另一条道路：给历史造一个缺口，留一段空白。斯大林这个人似乎没有存在过，也没有发生过斯大林现象下的暴行，不存在千百万人遭到折磨并被枪决的事，也不存在什么劳改营管理总局。在那些年月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根本找不到有关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许多革命活动家的资料。
波斯佩洛夫这类人（他们过去乐于写文章为斯大林吹嘘，也乐于为他写历史性的悼念文章）所编写的历史大纲是极为简单的：似乎并不存在斯大林这个人。是党在领导一切（即使不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就算提到斯大林的话，那也是夹在其他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领袖之中，他是众人之一而已，只不过是犯了“一些错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许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在思想领域却长期受到了冷落。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已在悄悄地进行反攻。
这一切并非是偶然的。斯大林死了，但制度还存在。新人起来了，他们却仍在利用这个制度的机制。浪漫主义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勇敢地进行了两次值得怀念的历史性进攻，使斯大林主义的巨轮已被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但他的接班人却悄悄地在用政治的、思想的和社会的“堵漏板”修补船身。索尔仁尼琴以及别的几位作家和历史学家在“解冻时期”所写的书籍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这几年官方对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及５０年代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歪曲形象的“哈哈镜”。
但是，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是起了作用的。各国共产党都在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价值、纲领和观点，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这是一项特殊的课题。某些党的关系曾经建筑在这样一个原则上，即重要的不在于解释真理，而在于谁在解释真理。由于苏共中央的决议中着重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发动了一场广泛的污蔑苏联的活动，苏联共产党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揭露的某些事实正在被反动派用来作为反苏活动的借口”，许多正统思想的领导人也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另一种情况是，例如，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尤其是陶里亚蒂本人，就不满足于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解释，还提出了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法国共产党对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这些深刻的问题的评价态度则比较谨慎。
中国共产党起初同意赫鲁晓夫报告的结论，但随着党与党的分歧的日益强化，后来对“二十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就由支持转成为谴责。两种中国党的机关报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的文章也许正好集中地反映了对斯大林的态度。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３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事前不同兄弟党商量，事后又要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接着，文章作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生的功绩和错误，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每一个正直的、尊重历史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