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约 作者:陈鲁豫-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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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同事在光怪陆离的商业社会中呆得时间长了，对任何事都见怪不怪：“璩美凤啊，好啊，新闻人物呀。”
台湾同事的反应比较复杂。虽然璩美凤极具争议，可怎么说她都是宝岛同乡，所以他们只是一再强调：“你要当心。”
我其实非常犹豫。
璩美凤是个可怜的女人，闺房中最隐私的生活被无数人看过、评论过甚至嘲骂过。可光碟事件后她的所作所为又让人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出书大爆自己和8位男士的情感纠葛呢？她的解释是：我要生活。
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采访璩美凤。
我跑去大众书局买了本《璩美凤忏情录》，准备好好研究她。不时有朋友打来电话，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问我：“我那有光碟，要不要看？”
我拒绝了。
第二天开始是香港复活节的长周末，我和老公、高雁、郭志成一块去了三亚。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在泳装、防晒油的上面塞进了《璩美凤忏情录》。
在天域酒店美丽的沙滩上，我躺在大大的太阳伞下，逼着自己看完了这本书。
在三亚呆了3天，我晒得通红地回到了香港。眼里还晃着碧海蓝天的景色，心里却塞满了书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采访地点就在香港凤凰卫视的一间会客室里，整整一面墙的落地玻璃窗，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湾。因为每天都看，我并不觉得特别。倒是璩美凤，一进来就不住地赞叹：“好漂亮喔！能看到大海耶！好幸福喔！”
璩美凤是个典型的台湾女孩，说起话来娇娇柔柔的。她穿着很普通的夹克衫，短发上别着枚卡子，有些乡土气，却反而显出了她的可爱。
“哎呀，你的头发剪得真好。”赞扬完海景，璩美凤又赞扬起我的发型。
“谢谢。如果你去北京，我把我的发型师介绍给你。”
4月份的香港已经很热了，屋里又有两盏高瓦数的灯烤着，璩美凤的额头微微地渗出汗来。
“你好吗？”这是我的开场白，也是我真心想知道的。
“还好吧，每天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璩美凤的脸上现出了无助与无奈。
那一阵，有关璩美凤的报道铺天盖地，我不希望自己的节目充满那些令人难堪的细节，那是纯私人的生活。我只想知道，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在经历了这样的创痛之后，短短的时间就可以生活得如此高调，她的秘诀是什么？
“美凤，有一点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没看过那些光碟。否则，我不可能这样直视你的眼睛。”我迎着她的目光说。
“我能了解，你是比较有爱心和包容的。”她的声音越发的轻柔。
“你怎么能表现得这么平静？”
“你要我哭给你看吗？”璩美凤无辜地看着我，但语气里满是挑战。
“哭与不哭并不代表什么，真实的流露才最重要。”为了配合她，我也放慢了讲话的节奏。
璩美凤对于所有的话题都用很感性很抽象的语言来回答，我不知道这是她一贯的表达方式，还是在偷拍事件以后，她的自我保护方法。
我最困惑的一点是她为什么不选择更能保护自己的方式复出社会，出一本忏情录、穿着性感地到新加坡去登台演唱，只能给她增加新闻而不能给她清静、平和的生活。
璩美凤不这么看：“反正不管我做什么，大家都觉得璩美凤有问题。如果我永远去想别人的看法，我就为别人而活了。如果我要去想这一点的话，我今天就不可能来这边在镜头之下谈话了。担忧的事情太多，这个大千世界，你何时担忧得完呢？”
这也许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对于爱情，她说：“我不会抱幻想，有幻想也不会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我要学会一个人过日子。”
在采访璩美凤之前，我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比如，她可能会流泪、会发火，但是，她一直表现得非常平静。而在平静的背后，我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她的戒备和一丝敌意。
采访结束前，她好像终于放下了防备，说了一段令我感动的话：“我不希望自己倒下，为我自己，为我的家人。如果我倒下，他们一定会很痛的，我怎么忍心让他们看到我很伤感、很痛苦呢。我会尽我的能力让我自己过得更好。”
告别的时候，我们握了握手，她的手很柔软。
杨钰莹
杨钰莹很勇敢，她主动提到了赖文峰的名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3年经历。她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得知杨钰莹答应上《鲁豫有约》，我既高兴又有些吃惊。
自从远华案曝光以来，有关“三年婚姻合同”和红色保时捷跑车的说法不断地见诸报端。虽然没有一篇文章指名道姓，但“歌坛玉女”一类的词汇却让老百姓早就猜到了谜底。在众说纷纭之中，杨钰莹选择了复出歌坛。于是人们更加相信了坊间的传言：靠山已倒，所以不得不自力更生，再战江湖。
平心而论，重新亮相在歌迷面前，杨钰莹的表现不过不失。也许没能带来惊喜，但也决不令人失望。而观众和传媒则表现出了有保留的宽容，一方面，她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因为不利新闻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人们的态度又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同以往了。”
自始至终，杨钰莹一直保持着沉默。
对于沉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这是默认，有人却感叹，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依然能够春风满面地在舞台上唱着情歌，这女孩子真不容易。
可是，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鼓足勇气把积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是一种解脱。
我想，这也是杨钰莹决定接受《鲁豫有约》访问的原因。
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
我的同事樊庆元和吴穷第一次同杨钰莹联系是在2002年5月初，杨钰莹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我们俩的档期老合不上，专访就拖到了7月中旬。
策划会上，大家意见一致，那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刻意避开，节目不如不做。但是，我有我的担心，如果她不想说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怎么办？
樊庆元说：“有这种可能，但我觉得可能性极低。我想，她是有话要说。”
我同意樊庆元的看法，可心里还是有些不安：“我该保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立场都会激怒一部分观众。表现出同情，有人会说这是没有正义感；表现出批评者的姿态，观众更不会接受。而百分之百的中立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策划会的结论是，让杨钰莹着重就成长历程、成名前后、情感经历和复出心态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不回避关键问题，但也不会直奔“隐私”。如果，访谈只围绕跑车、婚姻合同一类的话，节目就显得太功利、太八卦了。
采访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进行的。北京的酒吧白天客人不多，安安静静的适合拍摄。
平时拍《鲁豫有约》，现场除我之外，只有制片人、导演、两个摄像和一位负责宣传的同事共6个人。但采访杨钰莹这天，酒吧里显得格外热闹，樊庆元悄悄告诉我：“今天剧组人数破了纪录，一共来了13个人。”
当杨钰莹的车子开到酒吧门口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车上。杨钰莹乘坐的是一辆深绿色的奔驰，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红色跑车。和出道时相比，杨钰莹的外形没什么变化，举手投足还像个小女孩一样。也许是头天晚上通宵拍摄MTV的原因，她看起来略显疲惫。
“我才知道你原来叫杨岗丽，我一直以为杨钰莹就是你的本名呢，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很适合你。不过，杨岗丽也很好听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对我来说，每次采访的开场白至关重要。
“你不觉得杨岗丽是个带点男孩子气的名字吗？我的很多歌迷都叫我岗岗，这是我的小名。一听到岗岗，我就觉得这太不寻常了。因为只有我的亲人、我最好的朋友才这么叫我。这个名字就是藏在内心深处的我。”
我们的谈话很顺利，但两个人之间似乎还隔着一层薄纱，我知道，那个问题不谈，这层纱就捅不破。于是，我相当委婉地问她：“当初你淡出歌坛是否和一段感情有关？”
杨钰莹很勇敢，她主动提到了赖文峰的名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3年经历。她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杨钰莹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正在香港，没感受到它在内地观众中引起的巨大反响。一周后，我回到北京，才发现几乎所有网站、报纸都转载或报道了访谈的内容。观众的反应大致有两种，有人认为“你给了这个孩子一个说话的机会”，也有人发来E…mail大声疾呼“不许利用《鲁豫有约》。”
观众的热烈回应让我想了很多。
这就是我做《鲁豫有约》的初衷吧：我们静静地聆听一段人生故事，然后思考、讨论。结论迫不及待寻找，似乎并不重要。
蒯大富
我无法把眼前这个温和的人和蒯大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联系在一起。
麦当娜拍过一部不知所云的电影“Desperately Seeking Susan”（迫不及待找苏珊），除了片名，一无是处，Desperately其实我更想翻成气急败坏，像极了我寻找蒯大富的心情，所以拿来一用。
2001年11月，我着手筹备新节目《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始挖空心思寻找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又几乎被时间淡忘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我们都想到了蒯大富，那个叱咤风云的清华学生，文革结束后，一直了无踪影。
Will Smith未成名时，拍过“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六度空间），影片中的一段话让我颇受震动：“你想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中间环节不会超过6个人。”
看这部电影时，克林顿正因为莱温斯基事件而焦头烂额，我很想采访他。记得我当时坐在沙发上算了算，如果要找克林顿，从外交部或大使馆入手，中间顶多也就6个人，那样一想让我兴奋不已。
我知道我能找到蒯大富，果然，同事阿忆表示和蒯相识，可以代为联络。我大喜，再一次印证六度空间理论。
一天，阿忆神秘兮兮地问我，是否曾在深圳出席过一个网络公司的开幕典礼。我想了又想，隐约有记忆。阿忆才说，蒯的太太就在那间公司，蒯本人当时也在现场，还充当摄影师为我和他太太拍了不少照片。我一听，少不了一阵感慨，又再逼阿忆，要蒯答应上节目。
11月15日，凤凰在深圳举办演示会，演示会现场，我已打扮完毕，穿着曳地长裙正走向后台。阿忆拦住我，说刚和蒯通过电话，蒯要在深圳和我见一面。由于我当晚必须赶回香港，于是再逼阿忆打电话，让蒯过来。阿忆拨通电话，一边和他寒暄，一边抽空对我说：“他不过来，你和他说吧！”我接过电话，自报了家门，再请蒯来参加演示会，蒯答应了。
一小时后，蒯到了。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子，微胖，戴大框眼镜，脸上有着谦和的笑容。我无法把眼前这个温和的人和蒯大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革命、造反、激情联系在一起。蒯带来几本旧相册，里面有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合影，照片上的蒯瘦削、意气风发，我觉得自己是在翻看当年的人民画报。
演示会要开始了，周围乱哄哄的。我对蒯说：“上我的节目吧！”
他犹豫着：“我现在开着一家公司，每年交不少的税，我很怕受到关注。”
时间紧迫，我和蒯相约再通电话详谈。
几天后，我在北京，蒯打来长途，语气诚恳，但态度坚定：“再等等吧！”
我是个执著的人，面对蒯，我却无法执著。那次通话，时间挺长，最后我说：“什么时候你想说了，告诉我！”
2002年1月5日，我在北京华彬大厦参加中央电视台《旋转舞台》新年音乐会的录制工作。晚会现场，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女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鲁豫，我一定要和你打个招呼，我就是你一直在找的张玉凤。”
张玉凤已年过半百，但气质高贵，美丽依旧。我看人就信直觉，匆匆一面已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她。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她语调温柔，让人如沐春风。
“玉凤大姐，我的节目随时等着你。”我握着她的手，由衷地说。
寻找蒯大富和张玉凤的过程，我是迫不及待的。而等待他们，我却是耐心的。我知道，等待也许是漫长的。
观众来信措辞激烈：“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不停地追问人家？”我因此而踟蹰。
《南方周末》的向阳曾经问我：“你在采访中会像美国的麦克·华莱士那样咄咄逼人地提问吗？”
我当时拼命摇头：“不可以，在中国绝对不可以。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西方人比较直接，对于太尖锐的问题，中国观众会觉得不舒服，认为太不留情面了。所以我做《鲁豫有约》，一方面要保持个性，一方面又不能走得太远，要顾及观众的情绪。有些尖锐的问题该问还是要问，但我会说得比较婉转。”这是我做《鲁豫有约》以来最深切的感受。
向阳对我的访问是在2002年5月，那一阵我正在家闭门思过，平生第一次对做电视有些意兴阑珊，甚至萌生了退休的念头。
那时《鲁豫有约》播出才5个月，却已在观众和传媒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每一期节目的文字都有不少报纸和网站全文转载，观众在网上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嘉宾，至于我采访过的有争议的人物，各方的评论和报道更是铺天盖地。有这么多的关注着实令我兴奋，也令我惶恐。我有些不知所措。
作为一个追问者（这是向阳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为我起的名字，我很喜欢），我的任务是让被访者讲出他从未对人提起的一段生活，一个故事。有时，我会好奇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我会善意地接受一个也许并不真实的回答（观众讨厌虚假，可有时真实并不美丽，他们未必能接受。至于被访者，如果不愿回答某个问题，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我完全理解。）而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