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约 作者:陈鲁豫-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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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纪言是凤凰卫视的副总裁，中文台台长，我在校时是广院的副院长。他对学生的管理风格就是外松内紧型，属于不留痕迹，聊着聊着就把你管得服服帖帖的。他为人极随和，可是再吊儿郎当的男生在他面前都是挺胸收腹的。
　　有一年夏天，广院校园里男生流行光膀子穿一件衬衫，从领口到前胸全都敞着，只在肚脐上方勉勉强强地系个扣子。
　　一天，一大帮人就这么晃着肩膀在学校里走，自我感觉很好。晃着晃着，迎面碰上了院长。
　　院长脸上笑笑的，指指其中一个男生，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语气说：“哎，一点胸毛都没有，就别敞着了。”
　　男生们立刻无言以对，从此，天再热，喉结下的钮扣都扣得严严实实的。
　　我上学时，广院的名气不像现在这么大。
　　我的同事梁冬考上广院后兴奋地带上录取通知书去看望小学时候的班主任。听说自己当年最得意的学生要离开广州到北京读大学，老师非常欣慰，欣慰之余也不忘谆谆教导：
　　“要好好学习啊，去北京念书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北大吧？”
　　“不，是北京广播学院。”
　　老师不说话了，沉吟半晌，才语重心长地说：“有个学上总是好的，就算是电大也不要紧。”
　　这两年，不少高校改了名字，凡是叫学院的都改做大学，为的是跟国际接轨。我听说广院也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名字。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台的一个节目里看到广院毕业生在唱校歌，那熟悉的旋律立即让我热泪盈眶。
　　“校园里道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
　　啊，年轻的白杨，吸取着大地的营养
　　啊，年轻的白杨，树叶沙沙响。
　　年轻的白杨，你好像对我讲，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
　　谢谢母校，给了我五年美好难忘的大学时光。
　　　　　　　　　　实习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精彩
　　　　　　不过，实习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精彩。
　　因为是学生，我不可能出图像，每天的工作就是翻译、编辑和配音。按理说，能在中央台实习，对任何一个尚未走出大学校门的人来说，都是幸运的。可我那时刚涉足电视圈，最热衷于跟着剧组到外地出差。人呢，见了些小小的世面，心浮得不得了，每天下午要我安安静静地坐着翻译稿子，我已无法忍受。
　　实习生的工作量特别小，每天的任务就是从《新闻联播》中选一条国内新闻，翻成英文，自己配音就可以了。配音是我喜欢干的事。实习的两个月当中，每天晚上不管多晚，我都坚持收看英语新闻，为的是听听自己的英语配音，尤其是最后的结束语：Chen　Luyu　for　CCTV　News。（中央电视台陈鲁豫报道）很有成就感。
　　实习工作并不紧张，也不复杂，可我，还是常常出错。
　　每次配音之前，我都要按规定从磁带库把《新闻联播》的母带借来，复制一版，再把声音录在复制版上。按说，转录过程再简单不过，而且我在广院也正式上过几堂电视编辑课，还正儿八经地在编辑机上演练过。可一到实际中，我才发现，自己操作机器的能力几乎为零。
　　第一次转录，我就把母带洗了。我至今也没搞明白，我怎么就会把母带洗了呢？
　　我吓傻了，以为洗掉了《新闻联播》惟一的播出带。这还得了，晚上7点到7点半，全国人民看什么？想来想去，只有坦白从宽这一条出路，我于是哭着跑去找主任承认错误。
　　主任是个50多岁、身材高大、戴黑框眼镜的儒雅男士。他当领导多年，想必见惯了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实习生，于是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以后小心点吧。”又连忙找了个老同志带我去磁带库拿带子。
　　我立刻破涕为笑：“主任，原来《新闻联播》不是只有一盘带子啊？”
　　实习结束了，同学们都在忙着联系工作，写论文。我对毕业分配并不在意，倒是写论文已经迫在眉睫了。我的论文题目是“论采访技巧”。
　　那时我主持《艺苑风景线》已有大半年的时间，采访了不少演艺界、文化界的人士。我在论文中描述了自己如何运用新闻采访课上学到的技巧深入被访者的工作、生活和内心世界。我记得论文中写到了对约翰·丹佛的采访。
　　1992年John　Denver在北京首体开演唱会。九十年代，北京的歌坛是港台歌星的天下，丹佛的号召力远远不能和刘德华、黎明相比。可我是听着《乡村路带我回家》长大的那一代中国年轻人，看到丹佛还是觉得很震撼。
　　演唱会结束后，我在后台采访了约翰·丹佛。一口气唱了两个小时，他的脸上身上全是汗，白衬衫湿漉漉地贴在胸口。那是我第一次做电视采访，被访者又是个外国人，我正好可以把大学5年老师教的新闻理论用上。我用力板着脸，生怕丹佛看出我的激动和紧张，故作老成地问了第一个问题：
　　“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时你曾为他演唱，你来过中国3次了，这回是你的第四次中国之行。此次行程对你的意义重大，因为你第一次登上了首体的舞台。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提得刻板生硬。但让我骄傲的是，当年的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活学活用书本知识。老师在课堂上讲过，提问时要加进一些也许和问题无关的被访者的背景资料，这样一来，被访者会知道你事先做足了功课，于是才会打起精神，认真对待你的每一个问题。
　　“果然，约翰·丹佛一下变得健谈了。”我在论文里不露痕迹地夸奖了自己。
　　当时我真觉得挺美的，以为采访战略成功，后来才明白，美国人多半都是话痨。
　　我在家里憋了几个星期，终于写完了几十页的英语论文。那时还没有家用电脑，几万字的论文我是用打字机一个个字母敲出来的。
　　我们班的论文指导教师是Mary，外语系聘请的外教，一个身材矮小的美国老太太，精力旺盛，极其较真。
　　我当时因为经常要去拍外景，早就不住学校了。写论文也是一个人闷在家里，从没去请教过Mary，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更没想到会因此得罪Mary。
　　论文答辩那天，我的主课老师王伟教授和Mary一起担任考官。答辩并不复杂，王老师和Mary，根据每个人的论文内容提问，时间20分钟左右。
　　当我走进考场，Mary正和前一位同学有说有笑地道别，一看见我，她的脸立刻绷了起来。我还没坐稳，Mary劈头盖脸就问：
　　“你们全班同学在写论文的时候都来请教过我，只有你没来，为什么？”
　　我一下蒙了，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回答。
　　Mary等了一会儿，看我没有要道歉的意思，怒不可遏地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
　　王伟老师处变不惊，独自一人开始了对我的考核。10分钟后，Mary又回来了。她大概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竟然变得满面春风，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问了我一个又一个刁钻的问题。
　　这下我踏实了，只要不是人身攻击，再难的问题我也不怕。
　　又过了10分钟，王伟老师终于笑眯眯地说：“Well　done。”（干得不错。）
　　我长出了一口气。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直到领取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
　　　　　　当时，我对自己的主持生涯并不抱信心，但对中央台充满向往。只要能进中央台，哪怕什么节目也不做，我的虚荣心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终于，文艺部邹主任给了我一张表格，要我填写后交到人事部。我大喜过望，以为自己进中央台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仔仔细细填了表，恭恭敬敬地交到人事部，可事情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到了领毕业证书那天，我还是“无业游民”。同班同学分别去了中国日报、国际广播电台、文化部等国家机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
　　我也挺高兴的。没去中央台是很遗憾，可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主持中央台的节目也不错，将来万一变动工作也方便。惟一让我心烦的是，我必须找到一个接收单位，否则，我只能以待业青年的身份把档案转到街道。当时我的观念挺古板，做自由职业者可以，当街道待业青年可不行。称谓对我很重要。于是，我把档案放进了海淀人才交流中心。这下好了，我是人才，而不是无业人士了。
　　办好手续，我把身份证、毕业证书、户口本一股脑塞进背包，包就那么大大咧咧地扔进了自行车车把前的铁筐里，之后，心情愉快地骑车回家。骑到真武庙二条，我把车停靠在马路边，两脚点着地，一手扶把一手从报摊上拿起一份报纸，等我再转头过来要拿包取钱时，却发现我的包已经不见了。小偷简直神了，两秒钟之内竟从我的眼皮底下偷走了我的包。
　　我连忙骑车到月坛派出所报案，民警很热情，可听说我钱包里只有50块钱，就遗憾地表示：数目太少，不能立案。我赶忙炫耀地说：“我的包里还有一个价值3000多元的中文呼机。”
　　民警一听，高兴地说：“那足够了，可以立案！”
　　第二天，我拍完节目回到家，竟然看见我失窃的黑皮包就放在桌上。
　　原来，小偷拿走钱包里仅有的50块钱和呼机后，把皮包扔在了复兴门立交桥边的草地上。有行人捡到，从包里翻出我的身份证和通讯录，辗转将包交到了我爸爸手上。
　　我翻了翻包，户口本等重要的文件都在，这才长出一口气，心里对那个盗亦有道的小偷充满了感激之情。
　　现在想想，我大学毕业后没能进入中央电视台，责任都在自己。我没向任何人表示过对中央台的渴望，总不能希望别人上赶着用八抬大轿请我去吧！
　　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彻底改掉被动的性格。
　　当毕业分配的忙乱过去之后，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艺苑风景线》的拍摄工作。它是我当时惟一的阵地，也将是我未来事业的奠基石。
　　我没有和剧组签约，也没有讨价还价地谈过我的报酬。我乖乖地拿着每集300元的劳务费，觉得挺好。毕业前，我只能拿到每集150元，剧组解释说因为我还是个学生，所以报酬减半。我当时对这个解释不太满意，觉得有点欺负人，但也没太往心里去。如今一毕业，工资竟翻了一番，当然很高兴。可仔细一想，《艺苑风景线》每两周一集，这意味着我一个月的收入只有600元。我想跟剧组说，钱太少了，但怎么都张不开嘴，最后也就算了。好在我刚走出校门，生活方式和在学校时没什么差别，吃盒饭、搭公共汽车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很快就忘记了对待遇的不满，开开心心地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1993年底开始，我的情绪变得相当低落。工作失去了挑战性，情感也没有着落，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方向。平心而论，《艺苑风景线》在当时的口碑相当不错，虽然播出时间比较晚，但它一直有着相对稳定的观众群。
　　2002年6月，我去内蒙采访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龙梅的丈夫老张一见面就对我说：“当年老看你主持的《艺苑风景线》。”
　　节目本身没有问题，但它没有办法提供我所需要的舞台。我感受到自己体内蕴藏着力量，但我找不到释放它的场所，这让我痛苦不堪。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环境也变得不再单纯。面对这么多难题，我没有能力解决，只有眼不见心不烦一走了之。
　　1994年，我参加了GRE考试，年底到了西雅图。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
　　　　　　写下这个题目，感觉底气不足。记者不好做，比做主持人难，要有拳打脚踢的不凡身手。正因为如此，我才大着胆子把自己有限的几次采访经历称之为记者生涯。
　　记者“生涯”第一回合
　　1999年奥克兰APEC峰会期间，正是中国“入世”双边会谈的关键时刻。那次，我也是采访会议的记者之一。
　　在奥克兰，最受各国记者关注的，除了参加峰会的各经济体领袖，当属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谈判首席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了。香港无线、亚视、有线和凤凰的采访小组暗中较劲，你今天拍到了钱其琛，我明天就到饭店门口去堵奥尔布莱特，每天通过卫星传送回香港总部的消息总得有一条是自己的独家新闻。
　　我很佩服香港同行抢新闻的方法：一个记者举着话筒，和摄像一大早就来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守株待兔，反正你早晚是要出门的。只要大人物一露面，立刻叫一声“总统”、“主席”或“部长”。领导人面对传媒，态度总是热情有礼，时间再紧，也不忘走上来同记者寒暄两句，回答一两个问题。这一来，新闻就有了。
　　我不具备香港同行的耐心和执著，我怕麻烦，做事喜欢直来直去。
　　我知道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总机：“Hello；　Mr。　Shi　Guangsheng　please。”（你好，请帮我转石广生先生的房间。）
　　当时不过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人家不给转也没什么。偏偏那个接线员连嗑巴都没打：“Just　a　moment；please。”（请稍等。）电话竟然接通了。
　　这一来，我倒不知如何是好了，正犹豫着，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喂？”
　　“喂，你好！”我声音颤抖而且满头是汗，“我找石广生部长，我……”
　　“我就是。”石部长语气温和，没有一丝的不耐烦。
　　“石部长，您好，我是凤凰卫视陈鲁豫，我想采访您。”我坐在酒店房间的地毯上，背靠着床，电话听筒紧紧地攥在手里，脸涨得通红。
　　“这两天还不行，我正和巴尔舍夫斯基谈判呢。后天吧，后天谈判结束后，晚上我接受你的访问。”石部长非常爽快。
　　放下电话，我一转身趴在床边，浑身瘫软。
　　长这么大，我还从未如此大胆、主动过。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趴了几分钟，又伸手去够电话。我尝到了甜头，想趁热打铁，如法炮制地搞定巴尔舍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