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约 作者:陈鲁豫-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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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演练前，我跑到报摊对摊主说：“把每种报纸都给我来一份。”
到了办公室，我把所有的报纸摊在桌子上，才发现精明过人的报贩子把《朝日新闻》、韩国、菲律宾报纸一股脑都卖给了我。
两个小时后，我恍恍惚惚地从报纸堆里抬起头来，突然意识到，我看得太过投入，完全忘了看报纸的目的是为了“读报纸”。
第一次演练，以我对着镜头张口结舌而告终。
第二次演练前，我一再告诫自己：报纸别看得太入迷，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这一回，我吸取了前车之鉴，拿出了记忆力好这个杀手锏，把每一家报纸上的头版新闻都背了下来。可是，导播急了：“鲁豫，你念一份报纸就用了5分钟，我们整个节目的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啊。”
“怎么办，我完全找不着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说新闻的感觉。”这就是4月1日凌晨4点35分，我看见公司里忙忙碌碌的直播景象时，内心惶恐。
我恨不得临阵脱逃。
不过，害怕归害怕，我知道，到了真正直播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
7∶15分，我走进了演播室。
从化妆间到演播室，要经过一条窄窄的走廊，50多米，还有个拐弯。平时，我总是连跑带颠地，常常和从另一个方向拐过来的同事撞个满怀。可今天，我迈着四平八稳的台步慢慢地朝演播室走去，连头都不敢晃一下，生怕动一动就把刚刚记住的新闻忘掉。
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站在摄像机前，嘴里还在念念有词。
这时，老板和院长走了进来，两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在我面前一站，小小的不到20平方米的演播室显得更狭窄了。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做战前动员：
“别紧张！”“没问题！”
我已经进入了直播状态，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若无睹。看见老板和院长，也没什么反应，仍然呆呆地在那自言自语，像个精神病患者。
7∶30分，《凤凰早班车》准时开播。
半小时后，直播结束了。老板立刻召集所有主创人员开会。
我先去化妆间换了衣服，才端着咖啡杯一溜小跑地冲进了会议室。我急不可耐地想听到别人对我第一天直播的评价。
推开会议室的门，我的眼睛立刻被明亮的光线晃得闭了起来。早晨8点钟的阳光正穿过会议室的落地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每一个角落。
原来，天，早已在我忙碌之间，悄悄地亮了。
老板微笑着看看大家，说了三句话，我永远都记得：“《早班车》很成功！鲁豫说新闻的风格将在中国电视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鲁豫，就这么做！”
开完会回到家，我在客厅里站了5分钟，一动不动。
我突然觉得后怕：“如果刚才的直播我做砸了，可怎么办？”
这么一想，几天来的压力、焦虑、睡眠不足一下子全反映出来了。我站在屋子中央，放声大哭。
等情绪平复下来，我走进洗手间开始卸妆。我一边抽抽噎噎地擦着哭花的双眼，一边喃喃自语：“我做成了。”
这一来，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
这个女孩好奇怪
在香港，每一座公寓大楼的大堂都坐着一个保安。说是保安，却多是些年过半百的香港大爷，真不知道凭他们的体格怎么能保居民的平安。不过，我倒挺喜欢我们楼那些大爷。他们态度友善，看见我大包小包地回来总是热情地帮我开门。但我从不和他们聊天，因为大爷们都听不懂普通话，我又不肯入乡随俗，一句广东话也不会。于是，我和大爷们只能用点头，微笑进行沟通。保安大爷平常大概只看粤语影片，所以并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在大爷眼里，我是一个经常出差的大陆女孩，没准是空姐吧！
我开始做早班车了。第一天凌晨4∶30大爷见到我端着咖啡杯，睡眼惺忪地走出电梯时，吃惊得甚至来不及冲我微笑了。我呢，那么早起床，人又紧张，根本没心情和他打招呼，只是直眉瞪眼地晃出了大楼。
第一天的直播很成功。八点半钟，我带着焕然一新的心情回家了。在大门口见到上早班的大爷，我咧开嘴冲他乐着，又破天荒地用广东话说“早安！”
大爷看见我，样子有些吃惊。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没卸妆呢，和平日里素面朝天的样子大概有些距离。我倒没多想，乐呵呵地进了电梯。
早班车顺利地开通了，我也过起了和别人的日程表截然不同的生活。保安大爷们开始觉得奇怪，这个女孩突然不出差了，每天早晨4点，外面还黑咕隆咚呢，她就披头散发，神情恍惚地出门，见人也爱搭不理的。到上午8、9点钟，正是别人出门上班的时间，她倒浓妆艳抹地回家了，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大爷们仍然冲我微笑，但笑容中多了一丝忧郁和担心。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大爷们的表情愈来愈忧伤。我知道他们有话想问我，但又不好意思打探别人的生活。于是，我们就在尴尬中保持着沉默。
时间大约过了半年。
有一天，我最喜欢的大爷“我心狂野”（这是我和许戈辉给他起的名字。因为他是所有保安中最害羞的一个，脸上总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但我和许戈辉却认为他是那种外表冷漠，但内心火热的人。所以起名“我心狂野”。）在我下楼取信的时候，一直在我身边溜溜达达，那天我的信又特别多，我正一封封地翻看，顺便把垃圾邮件扔进废纸箱，大爷突然冒出了一句广东普通话：“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愣住了，不相信大爷居然有勇气说起了国语，我大为感动，一字一句地说：“我在电视台工作！”
“电视台！”大爷大声重复了一下，神情明显轻松了许多。“你早晨返工好早咯！”大爷又问了一句，这回广东话又出来了。
“对，因为我是做晨早新闻的！”我也用普通话的发音加进了广东话的词语。
“哦……！！！！”大爷一定是粤剧票友，那一声“噢”足足拖了10秒钟。从那声音里，我听到了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读懂了“我心狂野”的潜台词：“我说我一把年纪，见多识广，不会看错人的，这个女孩是个好女孩！”
这下我倒不好意思了。我红着脸，说了句“唔该噻！”（谢谢！）注解就抱着信冲进了电梯，大爷一直看着我，脸上笑开了花。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乐了。
“完了，我长针眼了！”
我的同事梁冬在广州过完周末回到香港，星期一去公司上班，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说：“我最近见了一个大师，算命特准，我请他帮你也算了一卦，我给了他一个鲁字，但没告诉他是陈鲁豫，真神了，他想都没想就说：‘你这个朋友工作很辛苦啊！你看，鲁字分开来，就是刀在田上，日在线下，也就是说，你这个朋友和农民差不多，天不亮就拿把刀下地干活去了。’”
梁冬说到兴奋处，胖乎乎的手在我眼前比比划划：“鲁豫，难怪你早班车做得那么好，你天生就该主持《凤凰早班车》啊。”
我被他气得直翻白眼，一口气眼看就要喘不上来了。
这场对话发生在1999年底，正是我的体力接近崩溃的时候。从1998年3月31日开始，我一个人主持每周5天的清晨直播节目《凤凰早班车》，凌晨4点就要起床，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一年半下来，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身体就快散架了。可人的意志力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始终支撑着我急需大修的身体，而我的身体也很给面子，总是乖乖合作，从不罢工。慢慢地，我也不知天高地厚起来，真以为自己有着金刚不坏之身。
直到那天凌晨4点整，追魂夺命的闹钟铃声把我从沉睡中叫醒。
我躺在黑暗中，根本动弹不得，已经清醒的意识里满是绝望。刺耳的铃声足足响了1分钟，更衬托出外面的一片死寂。
5分钟后，我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心里万念俱灰。一个只睡了不到5小时的人，她在凌晨4点起床的那一刻，对人生的态度不会太积极、乐观，没有自杀倾向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闭着眼，一步三晃地进了洗手间，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不出哪不对劲。平常，我在凌晨4点的时候，除了头疼，心慌，胸闷，四肢发沉，浑身哪都不舒服以外，也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而此刻，我的左眼一跳一跳地又涩又疼，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还是不以为意，低下头开始洗脸。冰凉的水一浸到脸上，我这才完全清醒过来。仰着湿漉漉的脸，我眯缝着眼睛伸手去够架子上的毛巾，突然，我浑身哆嗦了一下，两只眼睛瞪得老大，镜子里的景象令我惊恐万分：我的左眼上眼睑红彤彤的、一个模样狰狞的肿块清晰可见。
“完蛋了，我长针眼了！”
6点整，珍姐走进了化妆间。她是凤凰的化妆师，有着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手。一见到她，我好像没娘的孩子看到了亲人：
“珍姐，”我的声音发抖而且带着明显的哭腔：“怎么办哪，我的眼睛肿了！”
珍姐使劲盯着我，一向沉静温和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
“肿得好厉害。没办法，我多扑些粉试试吧。”珍姐的脸上也是愁云密布。我知道，她技艺高超，又一向对自己要求甚严，如今我的眼睛肿得像水蜜桃，她的本事再大，也回天乏力了。
我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闭着眼，任由珍姐的手指一遍又一遍轻拍在我的左眼上。
6点45分，我准时坐在了主播台上。一戴上耳机，我就听到导播室里一片惊呼：“有没有搞错，鲁豫的眼肿成这样！”
事已至此，我也只有坚强面对：“请把景别拉得再大一些。”我不停地鼓励满脸愕然已经慌了手脚的摄像：“对，再拉开一些。”
摄像猛然间回过神来，从镜头后探出半个脸：“鲁豫，景别不能再大了，现在从镜头里已经看不出你是谁了。”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漂亮，这一刻，我更是希望我的“聪明”，“才华”，“人格魅力”能够挡也挡不住地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让观众在清晨7点睡眼惺忪的时候，被我的内在美迷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暇顾及我左眼睑上硕大、丑陋的麦粒肿。
8点钟直播一结束，我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鲁豫，昨晚没睡好吧，眼睛有点肿。”
自从做了《凤凰早班车》，我的人生目标变得单纯明确：有朝一日，我要是当了老板，一定天天睡到自然醒。可我就不明白了，我的老板已经是老板了，为什么每天7点的早班车他从来没落下收看。文涛的评价一针见血：所以人家才是老板。
这么多年了，我很了解老板。表扬你的时候，他绝对是夸你没商量，自信心不强的人还真扛不住。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谁都需要肯定。而批评一个人的时候，老板则是委婉的，既指出你的不足又不伤害你的自尊。所以，我听出了他实际的感受：你的眼睛怎么搞的，简直惨不忍睹。
我于是立刻痛下决心：上医院，找最好的眼科大夫，动刀动枪，在所不惜。
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全香港最著名的X大夫。他行医多年，是国际眼科界的翘楚，不少达官显贵都是他的病人。近年来，由于娶了某社交界名媛为妻，更是跃身而为城中名人，每天报纸娱乐版新闻里，总能看到他和太太恩爱甜蜜的样子。两人郎才女貌，真是一对如花美眷。
“他很贵噢！”电话里，朋友的那个很字拉得极长，听上去怪吓人的。
再贵也要去！我平日里糊里糊涂的，但关键时刻还分得清主次。
挂上电话，我直奔X大夫在中环的诊所。才上午10点钟，宽敞的候诊室里已满满当当地坐了20几个人。等了一个多小时，X大夫西服革履的俊朗身影才出现在诊所的门口。一瞬间，所有病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那场面着实让我感慨：这年头，当医生都要当偶像级的，开处方，动手术时，旁边最好也安排些FANS（追星族）惊声尖叫：看哪，他割阑尾的样子好有型噢！
我正胡思乱想，突然听到护士在叫我的名字，赶紧从椅子上一跃而起，低着头跌跌撞撞地跟在护士身后。之所以跌跌撞撞，是因为我在室内也戴着酷酷的溥仪式墨镜，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可是，在我的眼睛痊愈之前，我只能以这副德性见人了。
“陈小姐，请坐！”X大夫的声音低沉有磁性，国语好得惊人。
我慌忙摘下墨镜，乖乖地坐在椅子上，脊背挺得笔直，一动不动。
X大夫开始专注地凝望我的眼睛，好像在看着自己的情人。这时如果隐去诊室的背景，把我俩搁在蓝天白云的布景板前，你看到的分明是我被白马王子的深情凝视羞红了的脸颊。
“大夫，我的病危险吗？要不要开刀，开刀要打麻药吗？会留下疤吗？”我脸上的表情，有如世界末日。
“陈小姐，你的眼睛不需要动手术。等肿块再长两天，让它自然成熟，流水，然后，你再来看病。好，再见。”
X大夫温和的声音让我一下子从浪漫爱情影片的女主人公变身回《急诊室》注释里的女患者。
“可是，我，我，好，再见。”我磕磕巴巴地来不及说什么，就被护士小姐领到了付款台。
坐在回家的船上，我越想越觉得吃亏。都说X大夫英俊非凡，我坐得离他那么近也没顾上看他一眼，相反，被他盯了半天，我还得给出一张港币1000元的支票。我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长了针眼的消息很快就在公司传开了，不断有各地的同事打电话表示慰问，最后总不忘加一句：“你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了吧。”
我真是有口难言。我是不该看的没看，该看的也没看。
当然，幸灾乐祸之余，同事们也提供了千奇百怪的偏方：在手指上系根红线、拼命喝凉水、把痔疮膏涂在眼皮上等等。
我眼睛肿得老高，心里倒还明白，封建迷信的事情，我不能试。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左眼红肿得只剩下一条缝，视线都窄了许多。可是，不管什么事，只要习惯了就好。
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