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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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生出一种又是渴慕，又是怅然的感觉。像在看一幅活人走不进去，只有心灵才能走进去的美妙的画。但如果放他进去，他肯吗？ 问题不在于肯或不肯。永远地错过那一站了。他曾想研究人类学、历史、文学，但命运却让他做了官。
郑子云喜欢这样的眼睛。他想：要是人们到了这种年龄，眸子还能这样发光该有多好啊。但那是不可能的。这种闪光，只有在少数人的身上才可以看到。那些人，直到生命的终结，仍然保留着赤子之心。它是一种难得的财富。拥有这种财富的人，可以在万般苦涩中游离出甘甜，可以从地狱上升到天堂。
画家是汪方亮的朋友。汪方亮是个杂家，什么样的朋友全有。
或是副总理，或是当今苟派的大弟子，或是金石家，或是某饭庄的名厨师……
无非因为在画展上，郑子云对汪方亮赞过那幅画：“这幅画真不错。”
汪方亮开怀大笑：“夫子，夫子。难得！ 难得！ ”你就说不准他是不是挖苦。继而正色道：“画家的日子不好过呢。”
郑子云暗暗惊诧，他怎么会给人留下“夫子”的印象。只闷闷地问了一句：“为什么？ ”
“在我们这里，裸体画和睡觉划等号。当然不是和自己老婆睡觉。”他又哈哈大笑。
睡觉？！画面上，几个慵倦、娇柔、裸体的半人半神的女人，舒展着长长的手臂和下肢。不过是不长的一幅画布，却仿佛用一种出俗的人才懂得的隐语，在诉说着亿万年来生命的奥秘。
那不是某个具体的女人，而是整个的母性。脆弱的躯壳，不仅激起男性的责任，同时又内含着一种使人生出归属感的强大力量。
那繁衍人类、孕育历史、诞生天才的力量。
“你问问他，这幅画肯不肯卖给我？ ”
幼时，父亲曾对郑子云作过如下的评语：“其犟如牛。”
没想到，画家把这幅画送给他了。郑子云失悔于自己一时犟性大发，也失悔于自己一时的冲动。拿这幅画怎么办呢？ 挂，还是不挂？ 要是部里的同志看见他挂这么一幅裸体画，会怎么想呢？ 他要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倒也罢了，凡事，到了他们这一级干部，会变得又简单，又复杂。不挂呢，又觉得对不起画家的一番诚意。
不能白拿人家一张画。送些钱吧？ 汪方亮极不赞同：“有什么关系，钱在他眼里算不了什么。这么一来，反倒伤了人家。你能给人家多少钱？ 你一个月的工资，还抵不上人家一张巴掌大的画呢。”
夏竹筠能批准他花那么多钱来买这张“破纸”吗？ 他不敢保证。
这件事，过去好久了，郑子云心里，却是一直放它不下。
于是，下午突然想起，不如接上画家，两人一起去馆子里随便坐坐，聊聊，吃吃。何况整整一天，他心里都泛着一层隐隐的烦躁。
在这种心情下，他尤其不愿意回家。说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上层机关里的事情，绝非像表现出来的那么轻轻淡淡。任何一句不疼不痒的谈话后面，所囊括的内容是局外人永远无法估量的。
前些日子，某单位的一位领导同志，一定要重工业部在一个有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谈重工业部整顿企业的经验。田守诚竟然一口应承下来，并且把这种招人不服气的事情推给了他，还让他先写个讲话稿送某领导过目。上午，讲稿退了回来，据秘书小纪同志说，田守诚传达了有关办公室的意见：讲话顶好着重谈谈重工业部是如何在学大庆的基础上抓好企业整顿的。
并且说田守诚本人也认为讲稿写得不够全面，主要是“工业学大庆”的旗帜举得不够高，云云。郑子云听后，苦笑了一下，说：“我们不过是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去抓企业整顿的，怎么可能要什么给什么呢？ ”随手把讲稿一撕两半，对秘书说：“小纪！ 打个电话，说我不讲了。”
汪方亮赶紧叫住小纪：“慢点。”然后对郑子云说：“还是送一个讲话提纲，至于具体怎么讲，到了会上还可以即兴发挥嘛。是不是还是讲一下为好？ ”
郑子云眼睛也不抬地回绝道：“不必了。”
“那就由你吧。不过，小纪，电话要这样打，就说郑副部长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没有什么好讲的。”
郑子云哭笑不得地看着汪方亮。
汪方亮两手一摊：“何必呢？ 不值得的。”
冷静下来，郑子云也自知过于偏激，不如汪方亮的练达，对于做领导工作的人，偏激几乎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可是他的犟劲一上来，便不知如何控制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经历过多少运动，为这个毛病挨了多少次整，生生没有把他教训过来。
纪恒全是郑子云官复原职以后，由于部部门委派给郑子云的秘书。
郑子云从来不指名要谁当自己的秘书，或把秘书当成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物件：比方，一支钢笔，或一个笔记本子，走哪儿带到哪儿。他觉得那是渗透了封建意识的一种表现。他并不认为非在哪个位置上呆一辈子不可。没有必要往上投靠谁的门下，往下纠结一帮人，形成一股力量，为巩固既得的一切而绞尽脑汁。把他放在这儿，他就拼着性命去干，把他扒拉掉，他可以读书去，有那么多书好读啊。或者，教书去。有那么多青年渴望着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中来，需要上一代人，把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他们。
纪恒全曾给几位部长当过秘书，有着当秘书的足够经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因此，他一眼就能看出郑子云的毛病，他太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脾气，常常别出心裁地干些不合乎常规的事情。光凭这一点，纪恒全料定郑子云的官运，充其量也只能当到这个份上。就是这顶乌纱帽，也不知怎么会阴错阳差地落到了郑子云的头上。这种任性的人，天生是一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也许有什么机缘上去了，但早晚会跌得很惨，决不会四平八稳地把这个差事干到头。他很有兴味地注意着郑子云的一切，像在生物实验室里，观察那些服过什么药物，或注射过什么针剂的小白鼠。暗中注意收集、记录着郑子云的信件、电话、谈话内容以及经常来往的人等，说不定将来就有用得着的时候。
也许不应该苛刻地责难纪恒全什么，他和某些人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某种生活的副产品。他所缺少的，并不很多，只是一般人都有的那点正义感。他其实是个非常能干，有充分能力适应各种领导胃口的秘书。但是，给郑子云这样的人做秘书，他显得过于复杂了。
作为一个副部长，竟然这样处理事情，纪恒全觉得郑子云不通世事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你就是不想追随什么潮头，这样让人下不来台，总会让人心里感到不痛快吧？ 人和人之问的关系，有时相当微妙。转眼之间就把人给得罪了。
纪恒全决定照着汪方亮的意见去办。就是郑子云火头过后．知道他没照他的意见办，也不会为这种事情责怪他。郑子云总该明白这样做实际上是维护他。真正让人感到不可忽视的是汪方亮，虽然他整天嘻嘻哈哈，什么事都不大在乎的样子，却是真厉害的人。这种人，只有到了关键的时候才会动真的。就连田部长也怕他几分。
电话里，夏竹筠也穷追不舍：“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
“和谁一起吃饭？ ”
“谁？ 我怎么不认识这个人？ ”那一张画，在客厅的墙壁上，至少挂了一个月。三十多天，她天天面对着它，竟连作画人的签名也没看过一眼。再说，为什么都得是她认识的呢？ 好像有一则外国幽默：要是哥伦布有个老婆，他会发现美洲吗？ “你到哪儿去？ ”
“同谁一块儿去？ ”
“去干什么？ ”
“什么时候回来？ ”
结果是哥伦布什么也发现不了。
然后，她大发雷霆：“年三十你也不回家，啊！ 这个家我看你干脆别要了。”——那倒真会宰了他——“方方和培文、小外孙子都叫家吃饭，你倒和个什么画画的下馆子去了。”她说到画画的那种口气，活像说到一盘烧坏了的牛肉，或是一段不称心的衣料。
“我在哪儿吃饭的自由还是有吧。”郑子云懒懒地应着，根本不听电话那边还在喷射着的岩浆或是炮弹，“咔嗒”一声把话筒放到叉簧上。
听见大女婿回家，他更不要回家了，他讨厌那位“门当户对”的亲家。那是夏竹筠的乘龙快婿，浑身上下也自有一种暴发户的味道。让郑子云想起进城以前，他在农村常见的、身上冒着小磨香油味儿的小商贩。
让他们那一伙冒着小磨香油味儿的人一起热闹去吧，只是苦了圆圆。郑子云后悔没把圆圆招呼出来，可他懒得再打电话，再听那火山爆发的声音。只有圆圆才是牵系他和那个家的惟一纽带。
那窄小的死胡同，就连极精巧的“丰田”车也没有转身的余地，司机老杨是把车倒着开进去的。
那小小的四合院，原来也许是个独门独户。长着北京人爱种的枣树、柿树、茉莉、月季……曾经是温馨、宁静的。但不知从什么年月起，搬进了许多人家。家家的小厨房，像雨后林子里突然长出来的蘑菇，又像河堤上伸向河床的护堤基石，往小院当中延伸着。mpanel（1）；
院子里什么味道全有：醋熘白菜，葱花烙饼，油煎带鱼……什么声音也全有：两口子吵架，婴儿啼哭，收音机放到最大音量，河北梆子，慷慨激昂。从这音量可以猜出，开收音机的人，准是个耳朵挺背又在剁肉馅的老奶奶。她们大清早一睁开眼就会把收音机拧开，从早到晚，就这么哇啦哇啦地响着。别管是播送《天鹅湖》，还是《资本论》浅释，或是《说岳全传》……其实她们一个字，一个音符也没听进去。
画家的画室，竟在一九七六年地震时搭下的防震棚里。矮小、阴冷。夏天恐怕还会酷热难当，墙上还会潮得把糊的那层报纸洇湿。身材高大的画家不得不拱背站立着。可是，只要往案子上那画了半截的，以及墙上挂着的那些画瞧上一眼，人就会忘记这小屋、小院里的气味和嘈杂。郑子云不由得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是顶“物美价廉”的了。他痴痴地站在那小屋里，想起自己部里的那些技术人员，还有工厂里的那些工人群众，又很快地修订了自己的想法，不，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顶“物美价廉”的了。
在汽车上，画家忽然冒出一句：“解放这三十年来，从来没有一个部长——”
郑子云打断他：“副部长。”
“就连个副局长，也没到我家里来过。不过您可别以为我是那种受宠若惊的小人，我看重的并不是您的官衔，而是您对我的事业的理解，您那种待人处世的精神。”画家说得很快，而且还带着一种气汹汹的样子握着车门上的手柄，好像时刻准备着，只要郑子云有一点误解，他便会立刻打开车门，跳出汽车。
郑子云并不说什么，只是无言地拍了，拍画家放在车座上的手背。
郑子云感慨。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有时却是那么容易沟通，而朝夕相处了多少年的人，却是那么的隔膜。这大概只能从气质是否相通去找原因。郑子云又想起了圆圆、夏竹筠、田守诚……突然，叶知秋那张其丑无比的面庞在眼前闪现。
在周围一片觥筹交错、猜拳行令声中，他们显得太斯文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吮着杯中的茅台，静静地、慢慢地嚼着。老了，牙齿不那么好，胃口也不那么好了。烟吸得倒不少，话说得也很多。。右边的一桌，几个年轻人喝得红头胀脸，一个劲儿地嚷着：“七个巧呀！ ，，”六六顺呀！ “
“五魁首呀！ ”
“八匹马呀！ ”
“全！ ”
“宝！ ”
不管不顾，闹得整个餐厅里的人都不安生。服务员不得不过去对他们进行干预。
画家皱着眉头：“中国人总是把吃饭的气氛搞得很热闹。”
郑子云环顾四周：“这个餐厅里，就数咱们两个人年纪大了，全是年轻人。也难怪，好像下饭馆、喝酒，是他们业余时间里惟一的消遣。不然干什么呢？ 他们正是精力过剩的时候。跳舞？ 不行。
好笑，五十年代跳舞盛行的时候，也没跳出多少流氓来嘛。文化生活又不够丰富。旅游？ 又没那个经济条件……我倒是同情他们，可是爱莫能助。关键在于我们要创造一个可以发挥他们精力的正常渠道。“
画家感喟：“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一些人对年轻人的某些希望、要求，那样大惊小怪，那样痛恨？好像因为他们想的和我们不一样，就都成了叛逆者。其实，我们所想、所干的，不是也同我们的父辈不一样吗？ 而那不一样的程度，也许比现在的青年人和我们的距离更大一些。
我们既然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什么我们不承认他们也有权力变革我们所承认、所认可的东西呢？ 我不是指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那是另一个范畴。我们只承认祖先传下来的东西和我们以及我们的上一辈所习惯的东西：比方学院派的音乐喽，十九世纪的芭蕾舞喽……仅仅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接受的就是这些，比这再发展一些，我们就本能地抗拒它，不知不觉地成了卫道士。生活的节奏已经无可挽回地加快了，为什么我们不同意青年人喜爱节奏更快的音乐，节奏更快的舞蹈，以及其他节奏更快的艺术形式呢？ 如果他们喜爱变化，喜爱更新鲜的事物，那是非常自然的，是一种自然规律。最好我们不要去干涉他们。四月影展不是终于在公园展出了吗，不论评论界怎样用假装的冷漠对待他们，他们不是明显地比某些影展拥有更多的观众吗？ 我们认为应该奉为永恒的东西，终有一天要消失，就是他们现在喜爱的东西，几年之后，也会成为过去……“郑子云的嘴角上浮起一丝恍惚的笑意，”在古典音乐里，三度、四度、五度、八度、六度音程被认为是谐和的；二度、七度被认为是不谐和的；增四度以前简直就叫它魔鬼，可是现在，一切都可以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