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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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什么赶美超修！ 人家采油工的工作量比我们轻多了，靠什么赶超？ 靠拼体力？ 那是不行的，只有靠机械化、现代化。当然，我们的工人阶级有觉悟，能吃苦、能耐劳，我们的老百姓又何尝不是如此，可我们应该爱惜他们，不能这样挥霍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早晚要做现代化企业的工人，不给他们时间学习技术，提高文化，将来怎么掌握、操纵先进的设备？ ”此外，想过没有？ 他们还要恋爱、结婚、生孩子……他们是人，不是机器，机器还有个膏油、大修的时候呢……
“还搞什么蒙上眼睛摸零件，一个人要不要熟悉自己的业务？ 要。作为个人，这种精神也是可嘉的，可对主管人来说，却是思想上的一种倒退。世界已经进入了电子化时代，我们却还要倒退到连眼睛也不必用的地步。都这样闭着眼睛去摸，又何必搞什么现代化？ 还有人对此津津乐道，这就好像让人回到用四肢在地上爬的时代，然后还要警告那些用两条腿走路的人：‘人们，你们让两只手闲起来是错误的，这样下去，你们会变成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二流子，还是像我们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诚地在地上爬吧！ ’”他们那套模式我们就非得遵循吗？ 那套企业管理办法很值得研究，只要用一点经济手段，哪怕是一小点，完全可以达到他们那种强制性的手段达不到的效果。共产党人不是要讲辩证法吗？ 不能一个模式互相抄袭，年年老一套，十年如一日。应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单位的管理办法。并且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使之适合现代化的需要。“
哼，他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了，冯效先不满意地想。要是连贺家彬这样的人，也敢在他面前试巴、试巴，他冯效先又往哪儿放呢？ 他必须敲打敲打贺家彬：“大庆这面红旗可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你不要犯糊涂！ ”
“我没有说大庆不好。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没有油，大庆人为我们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国民经济弄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大庆硬是顶住了，抓住了生产。可是，没有什么事物是一成不变的，先进就永远先进？ 再没有可以改进的了？ 为什么不提超大庆？ 我们干什么都喜欢划个杠杠，不许超过，不许发展。发展就是砍旗，就是修正。
这叫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您看着吧，将来准会超过，限制是限制不住的，因为生活本身是前进的，丰富多采的……“贺家彬越说越兴奋，而对冯效先来说，什么企业管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听起来实在吃力。他犯困了，想打哈欠，但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他把贺家彬说过的话很快地过了一遍筛子，决定别的都不记，只记住他反对大庆红旗这条最根本的就行了。别看他天花乱坠地说了一大堆，实质性的问题，就在这里。
现在，拿眼前这个人怎么办呢？ 一切事情要看形势，看气候。
时间、条件、地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三要素。冯效先暗暗地赞赏着自己：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是有一套的。比方，以个人的名义，对某人或某个事件表什么态，搞什么名堂，都是冒险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啊！今天挨整，明天也许就变成了英雄好汉。《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怎么说的？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很有点辩证法嘛。孙中山在《总理遗嘱》里又怎么说的？ 啊，“积四十年革命之经验”嘛。对，凡事总得留个后路。他那硕大的脑袋，活像摆满油、盐、酱、醋的杂货铺，装着七零八碎、五花AN的学问。
他决定只就眼前的事情讲几句：“你不搞学大庆的规划和总结，会影响你们处成为大庆式的处，你们处又会影响我们局嘛。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点道理还是应该知道的。不能因为个人影响全局嘛。你如果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局成不了大庆式的单位，你要不要负责？ ”
“我才不负这个责呢。我干吗非得学大庆，不学大庆我就搞不好工作啦？ 咱们单位年年搞这一套，总结呀，评比呀，传经送宝呀，有多少货真价实的玩艺儿？ 有这时间，干点踏踏实实、正儿八经的事好不好？ 比方说，认真解决一下我们处的团结问题，干部问题。‘’冯效先被将了一军，感到不能再和贺家彬纠缠下去，谁知道他还会说出什么更让他尴尬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再也投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上至中央文件，下至领导的私人生活。
甚至连谁找谁吃过饭，谁不花钱让公家的木工打了一套家具，诸如此类的琐事，一下子就闹得满城风雨。风气大不如前了，谁也不再把维护领导的威信当回事，堂堂一个单位的领导竟还不如眼前这个一般干部气儿粗。人们动不动就向上级机关反映你，或是纷纷扬扬地给你扩散，要是你稍稍做点儿消除影响的工作，有人又会指控你打击报复……现在当领导真难啊！ 人们的思想像豆腐渣，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去。“文化大革命”以前，有谁敢对本单位的领导这样讲活呢。
五十年代是让人留恋的，多少人怀恋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人的思想状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冯效先也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像贺家彬这样的言论，要在一九五七年，早就是右派了。
难怪他们支部把他的组织问题撂下来．这样做是正确的。组织观念这么差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不是祸害吗？ 还是让何婷自己去对付他吧。
下班的时候，贺家彬在机关大院门口，碰见了万群。她站在泥泞的融雪里，紧紧地锁着眉头。她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吗？ 也许没有。那不过是她眉心之问几条深深的皱纹留给他的感觉。她叫住贺家彬：“老贺，明天是星期天，帮我去煤厂拉点蜂窝煤。”
“怎么不等煤厂送呢？ ”
“他们好久都不送煤了，催了几次，答应得倒挺好：‘马上送．马上送。’就是不见行动。我的煤都烧完了，不自己拉，怎么办？ ”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个孩子过日子真不容易。她为什么不再结婚呢？ 他再也不敢劝她去于这种事。如果当初他不劝她结婚，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贺家彬想，他该不该对万群的眼泪负责呢？ 一九六二年，万群大学毕业，刚分配到机关来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惹人注意、惹人喜爱的人物啊。
你就是对她说，有人长了四只耳朵这种荒谬绝伦的传闻，她也会歪着脑袋，认真地听下去，然后睁大一对眼睛，对这种绝不可信的事情，竟然还要将信将疑地问一声：“真的吗？ ”
就是对顶蹩脚的笑话，她也会热心地哈哈大笑。
人人都爱想出点骗三岁小孩的笑话、故事去引逗她。因为，看着那样一双信赖你的眼睛，会享受到一种天真的快乐。
她爱唱那首《鸽子》：“当我告别了亲爱的故乡，爱人含着眼泪悄悄地对我讲，亲爱的，我愿随你一同去远航，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那时候，她自己就像一只鸽子，一天到晚咕咕咕地叫着。可现在呢，她身上早已看不到当年那种可爱的稚气和洒脱劲儿了。眼眶深深地凹了进去，原来那任性的、俏皮的、向上翘着的嘴角，像被愁苦所压服，终于承认了失败似的耷拉下来。那些毛茸茸的、环绕在额头上、永远不会长长的柔发早已不知去向，把宽宽的脑门儿露了出来。她太瘦了，即使在不发脾气的时候，脑门儿上的青筋也凸现着。刻薄的人会说：“一脸寡妇相！ ”她是寡妇。
一九七0 年丈夫因为受不了“五·一六”嫌疑的审查．在干校自杀了。
当初真不该劝他向她求婚。但谁能预卜未来呢？ 谁又能解答婚姻这斯芬克斯之谜呢。
在大学，他们是不错的朋友。他虽然是理工科的大学生，但在绘画、音乐、文学……方面的修养都很高，人也生得风流倜傥，有什么配不上万群的地方呢？ “你应该去追求万群，不然这小鸽子早晚有一天会在别人的屋檐下做窝。可有谁能配得上她呢？ ”
“你为什么不追求她呢？ ”
“我？ 不行！ 我只能把女人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不愿意破坏这艺术品的完美。要是有一天我看见我的妻子怀孕，像袋鼠一样挺着个大肚子，同哺乳类的动物一样哺乳，我会觉得我犯了大罪，而且，我也不会再爱她了。”
“你是个唯美主义者。”
“也许吧。”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怂恿我去追求她呢？ ”
“我不能让人人都按照我的观念去生活呀！ 与其别人把她娶了去，还不如你娶。”
“你这古怪的人，净发些古怪的谬论。”
唯美主义的贺家彬哪里知道，人的某些内涵，非得成为夫妇之后才能了解呢？除此，任什么绝顶要好的朋友都是领会不到的哟。
万群从未在婚姻这件事上体味过幸福：先是对爱情的失望；然后是政治上的包袱。固然，平反了，不再按自杀、按反革命分子论处，但是谁帮她挑生活这份重担呢？ 他漫不经心地向她指出：“应该换个煤气炉。”但他立刻后悔。mpanel（1）；
她曾说过，她不愿意用煤气炉，因为换煤气罐的时候她一个人拿不动，就得求人帮忙，一两次还可以，月月如此，人家不嫌烦吗？ 而用蜂窝煤，只要煤厂送到院子里，她自己总可以慢慢地搬上楼去，用不着求谁。
小汽车的喇叭轻轻地、不停地响着，他们挡住了汽车的去路。
贺家彬拖着万群拣着泥水稍浅的地方让开去。
汽车的小窗里，方文煊那张闭着眼睛的脸，一闪而过。
贺家彬对万群说：“好吧，明天上午九点钟左右，我到你那里去！ ”他发现，万群的眼睛里，好像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动。
她怎么了？ 这神经质的女人！
四
这栋楼房，准是一九五六年以前盖的，四层楼，像新建的五层楼那么高。对一个年轻而健康的人来说，爬四层楼梯，算不了什么。叶知秋虽然还算健康，但是，头发的脱落、皱纹的加深、牙齿的松动、心脏机能的衰退，都足以说明四十多个年头里，有多少事情曾经发生、过去。雨水就是这样一滴滴地穿透石头，花岗岩就是这样地风化，生命就是这样地更替，这一个瞬间便这样被下一个瞬间所淘汰。她也会被淘汰，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就像头发不知何时开始脱落，皱纹不知何时在眼角、额头聚集，牙齿何时变长，心脏从哪一个节拍上开始出了故障。然而，已经稀疏的头发还在装饰着头颅，皱纹也不再会使她那不美的面孔更丑，牙齿也还在嚼着维系生命的食物，心脏也还在拼却全力地把血液挤压到躯体的各部分……生命的天职，蕴含着怎样不屈不挠而又自我牺牲的精神！ 爬到二楼，呼哧呼哧，胸口像个破风箱在呱嗒、呱嗒地响着。
叶知秋靠在栏杆扶手上休息一下，揣测着这样冒昧地拜访一个大人物，会遭到一个什么样的对待？ 楼道里传来的一切音响全是不顾一切的、理直气壮的，仿佛都在宣告着自己存在的合理：剁饺子馅的声音，婴儿啼哭的声音，弹钢琴的声音……热闹的星期天。那是一首简单的钢琴曲。弹琴的人总也不能流畅而连贯地弹下去，让叶知秋心里起急。仿佛要帮弹琴的人加把劲儿，她按着记忆里的旋律，手指在栏杆的扶手上习惯地掠过，好像那是一排琴键。她喜欢这个曲子，念中学的时候，她常常在那架弃在礼堂角落深处的钢琴上弹它。那架钢琴又老又破，下过十八层地狱似的，遍体鳞伤，磕磕疤疤。好几个音已经不准，调都没法调了。好像一个漂泊了一生，到了风烛残年，又聋又瞎的孤老头子。阳光透过高大的白杨树枝，透过宽敞的玻璃窗，洒在礼堂的地板上。那和声里充满着幻想的力量。念大学以后，她就很少弹琴了。那是没有工夫幻想的年月，而且，幻想是什么？ 是虚无缥缈、是游手好闲、是有闲阶级的情调……工作以后，她克勤克俭，还是买了一架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琴在一张旧毯子底下睡了十年。现在倒是可以弹了，但她早已没有那个心情：幻想、和声……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这熟悉的，因为不熟练而显得遥远了的、模糊了的旋律，使她想要流泪——使她的心稍稍有点发紧的眼泪。
像有意和这琴声作对，有谁在狠狠地、挑战似的用锤子敲击着什么：乒！ 乒！乓！ 乓！ 叶知秋有点奇怪，一位重工业部的副部长，居然能和凡人一样，住在这公寓式的房子里？ 别是贺家彬记错了地址？ 不会，他说过他曾经来这里坐过、聊过。
当然，也不能算什么凡人，这里至少是司、局级干部的宿舍。
就是响着钢琴和敲击声的这个单元。
她用力地敲了好几次门，里面的琴声才戛然而止。
门开了。
好像有一道柔和的、色彩交错的光环闪过，这就是郑圆圆留给叶知秋的最初感觉。她有一头柔软的、自然鬈曲的头发，照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过于黄了一点。头发剪得很短，比莫征的头发长不了多少。叶知秋总爱拿别的孩子和莫征比较，仿佛莫征是她的亲儿子。眼睛长得有点特别，也许一只稍稍有点斜视，不过，奇怪，那一点也不影响她的美丽，反倒给她增添了一种特别的风韵。有点调皮？ 还是有点任性？ 弹性很好的、高领子的白毛衣，紧裹着她纤巧的身子。身子是那么的窈窕，叶知秋几乎没有见过。裤子有点不伦不类，太过肥大，就是偷了一只老母鸡放在裤腿里，人家也看不出来。没有裤线，或许原来有过，早被她不经心地穿皱巴了。
像往常和陌生人第一次接触时所感觉的一样，叶知秋立刻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这样的意思：“天哪，这个女人可真丑。”然而．在郑圆圆那双眼睛里，叶知秋还看到了更多的一些东西：同情和怜悯。这善良的小姑娘。那不流畅不连贯的琴声当然是她弹奏的。
“您找谁？ ”那样轻轻的、温柔的声音。
“郑子云部长在家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