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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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幻灭感让我无比沮丧。
四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1）
我的架龄，往短了说也有五六年；我认识的架友，往少了说也有五六十个。根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打架这件事儿，说的比打的多，架友们在一起，多是回忆与憧憬，真刀真枪搏杀的时候其实很少。而在能说起的故事中，牛逼的比傻逼的多，大家津津乐道的多是战功彪炳的事迹，例如两肋插刀，例如临危不惧，例如以少胜多，例如横扫千军。
全是胜利的故事和勇敢的尊严，胜利的另一方跑哪儿去了？这就像我刚看过的一个社会调查，说百分之六十的男人有婚外情，而承认红杏出墙的女人只有百分之六。可怜这百分之六的女人，得承担那么多男人的爱怜。
道理要讲给能认错的人听，打架也要找敢认输的人拼命。而我们，怎么会承认自己见死不救临阵脱逃奴颜婢膝落井下石呢？即使真的发生过，只要不提起，便已经全忘记。
再提一次尼古拉斯？凯奇演的《战地情人》。意大利兵占领了希腊，去一个小岛上受降，当地居民却让他们滚，说拒绝向曾在阿尔巴尼亚战胜过的敌人投降，意大利兵无奈，只好找来德国人帮忙。他们住下后也没得到什么好脸色，当地居民动不动就念叨八千希腊人勇斗一万四千名意大利兵的事迹，意大利人只是憨笑，还得陪两句：“是的，要没有德国人帮忙，俺们就被你们赶到海里去了。”他妈的哪有一点儿占领军的派头？！
但是我喜欢这帮意大利人。是他们，被英雄打趴下却懂得欣赏英雄的人们，才让英雄成为英雄。
而在架圈，是没有英雄的，因为永远没有狗熊那一方。
这是我后来退出架圈的主要原因，因为你拼杀半天，人家照样肉烂嘴不烂；而你也慢慢发现，拼杀半天，还不如吹半天牛更能搏得江湖上的尊重和名声。
所以，我以后也改练嘴了，包括练笔头，来写这个《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
高三那一年，发生了一次很惨烈的架事。
老纪是我们那一届有名的架友，身体结实，勇猛值钱。但事实上到高三的时候已经无架可打，因为大伙都已自然晋升入婆罗门这一等级。老纪一把子力气没地儿施展，闲得蛋疼，就谈起了恋爱。他是很会玩儿的人，我第一次见到安全套外的避孕工具就是在他那里，新潮。
一次课间操期间，一个女生塞给他一个纸条，这个动作落到了班主任眼里，为保证那个纸条不再落到班主任手里，老纪将沾染了女孩香气的纸条吞咽入肚，复慨而慷。这一举动导致他被学校开除，从这所重点中学转到三中。
这一波折使得老纪很是郁闷，隔三差五来母校拉人喝酒。某一天子夜时分，他与另两个人在当地“白鹿酒家”喝酒，与邻桌发生口角，肺部被捅数刀。
老纪还跟没事人一样，想骑车回前母校睡一觉。到得学校，被保卫科老师拦住，这时的他已经神志恍惚，伤口处不再流血，而是开始冒气沫。
幸亏被人拦住，并送到医院。按他的如意算盘，倘找床睡去，恐怕就不会再醒。
我这一夜未被惊动，次日惊闻噩耗，赶赴医院。见到让我脊梁发麻的伤口和血衣，这才知道，真正的架，我们是根本打不起的。
老纪是家里老四，三个哥哥都是淳朴贫穷的农民，对此事措手不及。我见到了老纪的家人，想他们肯定不知道老纪在学校玩得那么疯。而老纪用那么坚强粗硬的外壳，也就是为了包住内心脆弱得不敢让人触及的一角吧。可惜我们都玩过火了。
我痛心地跟老纪说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老纪这时已经到了一说话就喷血的地步，但眼睛还会流泪。他就流了。
凶手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儿子，此案最后不了了之。老纪痛定思痛，用一个月养好了伤，用三个月奋发学习，考入辽宁大学法律系，准备用法律来匡抚正义。
六年后，老纪来单位找我，这时的他已经是一名人民法官。饭后他要了杯水吃药，我好奇地研究了一下，是治疗性病用的。
老纪出事儿的当天，一帮老架友全都摩拳擦掌，纷纷谴责歹徒暴行，设计复仇方案，并报请三儿等社会贤达得知。三儿也义愤填膺，慷慨陈辞了一番，并说了一番怎么为兄弟出气的好听话。
然后均不了了之。
其实像我们跟三儿这种关系，根本不能深究。三儿曾经向我借过十五块钱，说买皮鞋差这么些钱。俺愤然解囊，捐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三儿后来再不提还钱的事儿，并且据说他“借”过很多架友的钱。而我呢，一面心中暗自肉疼，一面对外吹嘘跟三儿是如何哥们，吹得连自己个儿都信以为真，引以为豪，并将与三儿的友谊保持到大学毕业。
现在想来，我们在三儿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个活期存折而已。对于他们来说，义气就是利用。
亏得这种马仔生涯结束得早。
一个人贱不可怕，可怕的是贱而不自知。再说一件糗事儿。我毕业分配后没多久，在单位的澡堂里洗澡，忽听到总编辑洪亮的声音叫我的名字，然后看到他老人家向我招手。我巴巴地过去，总编辑将一块毛巾甩过来，然后豪爽地扭了扭肩，示意我给他搓背。
搓着总编辑白而不嫩丰而不满的肉体，你知道我心中是什么感觉？
居然是得意，甚至感激。
你想想啊，那年分来那么多大学生，而澡堂里那么多鲜活肉体，人家老总为什么能独独叫上俺呢？荣幸啊，荣幸啊。
现在写起这件事儿，我的脸依然绿了。
贱，是适用范围最广的汉字，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
人之初，性本贱；
贱可贱，非常贱；
天行贱，君子当自贱不息。
五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1）
当你与你相知的哥们在一起，当你与你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你会经常发现，你说出的话其实就是他正要说的，也会发现，你对他说的话其实也是对你自己个儿说的。于是你和他就慢慢变成了一对闷葫芦。
我对病床上的老纪说的那番话，其实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于是我也幡然醒悟，用老纪的鲜血换来了俺的洗心革面，最终得以考入大学，避免了成为黑社会马仔的命运，从而荣幸地沦为单位的马仔。
上大学之后，打架变得更加不好玩。因为大系打小系，高年级打低年级，本科生打研究生，还没出手，就高下已判，就跟中国乒乓球队似的，名曰比赛，其实就是领奖前活动一下身子骨。是个人都觉得挺没劲的，偏偏有人还就好这一口。
一个人在自己人生的重要关头，往往是完全不由自己做主的，比如你考什么样的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我当年就误以为“广播电视”属于那种电器维修专业，从而学了报纸，让另一个成绩不如俺的高中同学如今在央视整天胡说八道的。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你即将投身的那个集体的打架实力更是不可把握。天可怜见，我考上的新闻系当时是学校的第一大系，人多，流氓多，加之新闻本身就是个不学无术的专业，闲人多，很快就挣得了打遍全校无敌手的名声，所以我上大学期间没受什么欺负，反倒欺负了别人几把。而那些天生异禀却不幸降生在一个小系的好汉，就只能看着一帮狐假虎威的杂碎充大尾巴鹰。真让人替他们委屈得慌。
大树底下好乘凉，系里也多了一些动不动就嚷嚷“新闻系的人你也敢动，打丫的”之类的螃蟹，在校内横冲直撞，冲锋陷阵的却全是俺们这帮笨嘴拙舌的傻蛋。
还有一点是，越聪明的人越善于保护自己，我所在的大学是一所日薄西山的重点大学，能考上的多是有心眼的人，他们很懂得趋利避害的道理，打的都是有把握之仗，血性和意气只成了耳花眼热后的谈资，所以打起架来非常不爽。
本科毕业六年后，我又回到母校读研，宁肯睡下水道也不住学校，宁肯吃猪食也不吃学校的食堂，因为怕被本科生欺负，就像当年俺们欺负研究生一样。
大学里的研究生在架场属于绝对的首陀罗一级，因为他们多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谈架色变；因为他们人少且不抱团，聪明得任人欺负；因为他们大多身体瘦弱，你才知道多年的寒窗苦读比二八佳人更容易淘空男人的身子。
而本科生也并不是高等级的种族，即使最能打的人，也只能算是一个吠舍，所以也只有研究生能够让我们实施经常性打击。
刹帝利属于学校的那些子弟。可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母太过优秀，把祖坟上的积荫全部耗光，所以他们的子女一个个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这从他们的外号可见一斑，像“猪耳朵”、“板子”、“傻屁股”之类。他们经常找借口讹诈不熟的本科生，或在麻桌上通过偷牌换牌诈骗混熟的本科生。一届届的学生让他们有取之不尽的财源，并且他们的归属往往很好，经常会被一个粗壮且一脸雀斑的女留学生看中，进而远嫁海外，弄个精尽人亡。
而婆罗门则是那些在学校做小买卖的小摊贩。那年头做这营生的都是有过监狱生活经历的人，他们即使已经被政府改造好，其背景也足以让人退避三舍。我们系当年就是被一个补自行车轮胎的瘸子给制住了，因为他的腿是在新疆监狱被打断的。知识分子在他们面前永远是弱势的羊羔形象，但他们对知识也有着天然的好感，并且那时我们经常凭借一腔热血博得他们的尊敬，像一个叫“麻师”的同学曾被烟贩屡次免单，我在毕业时也曾被一位西瓜摊的老哥在“吉祥饭馆”请喝了一顿酒。
尽管打架越来越不好玩，但除了打架我们又能干什么呢？一把闲力气憋得真是难受，所以打架是隔三岔五就有的事儿，食堂、球场、舞厅、澡堂、饭馆、选修课堂，有人的地方，就有拳头和脚丫在舞动。套用一句书评家的话：“大学里只有两种人：正在打架的人，和正在谈论打架的人”。
打架的人最怕牛二那样的光棍破落户，本来已经惨到无法再惨，生活也没什么指望，所以就浑不吝了。再坏又能怎样？
我们学校的校际足球比赛叫“校庆杯”，而许多系参加这一赛事的初始目的就是打架，特别是那些知道自己无力夺冠的球队。我到大四时，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方兴未艾，跟经济有关的专业成了热门，新闻系盛景不再，招不来体育特招生，实力一落千丈，足球也全无夺冠可能。所以我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找茬跟国政系的人干了一架，然后被取消比赛资格，以此台阶全身而退。
这一点跟参加韩日世界杯的中国队很像，反正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干脆就敞开了想，抡圆了吹，往死里踢，把人丢到姥姥家。
而在大二时，新闻系人才济济，豪华阵容一时无两，旌旗直指冠军宝座，所以当主力后卫被计划系输不起的无赖用一个汽水瓶开了瓢时，我们压制住心头怒火，把伤员劝住，避免了血腥的复仇和更大的冲突，最终得偿所愿，伤员抱着冠军奖杯，阳光下笑容灿烂，刚剃的秃头熠熠生辉。
但这口气也不能白受。幸亏我们掌握着舆论武器，校内真正的民办报纸《新闻周报》就在新闻系控制之下，于是一篇义正词严的报道迅速出炉，对计划系进行了强烈谴责。教科书上说阶级性是新闻的一大属性，信夫。
计划系也不示弱，制订了一个通过走上层路线来封杀我们报纸的计划。《新闻周报》主编闻讯，连夜召开编委会商量对策。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由学生会控制的校广播站播出一条内幕新闻，言称新闻系密谋对策云云。最后一句是“本站记者某某某报道”，《新闻周报》主编一听，差点背过气去，原来正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
急忙回宿舍质问，对方却振振有辞地说：“新闻就是要真实客观，这是咱们课上学的。”
那个脑袋被开瓢却又忍气吞声的主力后卫，如今成了央视歪嘴，叫刘建宏，那次被剃成秃头后，反倒让他的头发长得更厚实，上电视后，许多人都羡慕地问他是不是戴了假发套，并问是在哪里买的；那个挑起传媒大战的《新闻周报》主编，叫王军，如今是新华社记者，为保护北平古建筑鼓与呼，并写出一部巨著《城记》；那个坚持新闻真实性公正性的叛徒，如今以消磨生命享受每一天为天职，他的名字叫咣咣，他说，对死亡的恐惧使我生活得肆无忌惮。
六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1）
某一年冬天，我们被上级动员去颐和园搬冰，为清淤工程做贡献。大伙干得还算卖力气，可等回到学校，全都又冷又饿，那点儿公益心顿时变成满腔的怨气。
在食堂，我刚排到窗口，旁边顿时递过来一堆饭盆让我捎饭。这种情况肯定会招致别人的不满，平时我们也就当没听见，反正能尽快吃到饭才是正茬。但那天，饿得正一股邪火，所以听到后面有人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后，这帮恶霸马上就不干了：“说谁呢说谁呢？”然后挑衅的眼光开始寻找。
目光最后落在一个瘦小的男人身上，一看就是个研究生。俺们就冲过去，让他发出了更大声的呻吟。那人还冲俺直眉瞪眼地说着什么，被我搡开了。
然后我们坐在饭桌旁享受胜利果实。突然，那人又冲了上来，手里挥舞着一根长木条，大概是食堂外建筑工地上的材料，红着眼向我扑来。我站起身，那人把木条在俺眼前挥舞着，带动的风吹动了我的眼睫毛。像我这样的老架友，知道这会儿绝对不能掉链子，要不那哥们更会人来疯，于是一步步往前逼，那人终于没挺住，被逼退几步后，让哥几个将其按住，一通胖打。
然后，我们被押到学校保卫科，接受了一番教育。然后陪那哥们一起去校医院接受诊治。路上那哥们说：“其实咱俩还看过电影的，我刚才跟你说，你就是不听，要不我这么急。”
在他提到另一个美丽的名字后，我终于想起来。当年我以拙劣手法追求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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