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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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部分革命党人反对中山先生与卢夫人离婚，而卢夫人当着大家的面慨然表示：“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既然现有人照料他身边的生活，且有助于其政治活动，我愿意成全其事，与先生离婚。”大家听罢自然也无话可说。
孙中山在1918年10月17日致康德黎的信里也曾提及卢慕贞：
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再娶一个妻子。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位现代女性，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第二天，就给在澳门的卢慕贞汇款，此后，一直到去世的十年时间里，孙中山也一直关心着卢慕贞的生活和健康，他还与卢慕贞保持着书信往来。如今，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里还保存着6封孙中山写给卢慕贞的信。
与孙中山离婚后，卢慕贞一直蛰居于澳门，她还听从孙中山的劝告，皈依基督教。1949年，大陆解放，孙科蛰居香港，特接母亲来港同住。每晚临睡以前，必至母亲寝室，看看被子盖好了没有。每天清晨6点祷告完毕，即侍奉母亲到花园去散步。后来时局逆转，孙科夫妇不得不先去法国，后往美国定居，卢慕贞则重返澳门，过着孤独的生活。1952年9月7日，卢慕贞在澳门文第士街寓所病逝，享年86岁。
孙中山与卢氏夫人生有一男两女：长子孙科、长女孙娫与次女孙婉。其中孙科比较为人所熟知，而孙娫在美国柏克莱大学读书期间突染重疾后转为糖尿病，1913年3月回澳门养病，6月，病逝于澳门；次女孙婉的第一任丈夫是孙中山的朋友王伯秋，1921年又嫁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戴恩赛，1979年，孙婉在澳门去世。
陈粹芬：被遮蔽的“红颜知己”
宫崎寅藏在《孙逸仙其仁如天》（陈鹏仁译著《宫崎寅藏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曾记录一个故事：
有一天犬养毅问孙先生说：“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先生毫无犹豫地答说“revolution”（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先生边看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催问说：“答答看吧。”孙先生答说：“woman”（女人）。犬养拍着手说：“很好”，并问：“再其次呢？”“book”（书）。“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犬养毅哈哈大笑，并佩服孙先生说道：“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
从以上一番对话可以看出，孙中山是位性情中人。孙中山一生和女人的关系，在很多历史传记中，只出现了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实在他生命里，还有一位很重要的女人，也是长期以来被遮蔽的革命伴侣兼红颜知己——陈粹芬。
陈粹芬，原籍福建厦门同安，1873年出生于香港新界的屯门，因排行老四，故人称陈四姑，她原名香菱，又名瑞芬。
1891年，正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经陈少白介绍，认识了年方18岁的陈粹芬。他俩初次相见，即畅谈推翻满清，效法洪秀全、石达开，陈粹芬万分钦佩孙中山，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于是立志追随孙中山革命。不久，两人便在香港屯门附近的红楼租屋而居，策划反清工作。当时革命党人来面见孙中山，多是夜里秘密乘舟前往红楼。
在孙中山革命初期，陈粹芬贡献颇多。在镇南关之役中，陈粹芬也跟着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一道上了前线。陈粹芬一直随军作战、送饭，终日忙碌，从不言苦。随后，孙中山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陈粹芬也一直跟随服侍，还经常亲自印刷宣传品。
曾追随孙中山到南洋参加革命、担任英文秘书的池亨吉是最早记述见到陈粹芬的日本友人，他在1908年所写的《支那革命实见记》中说“陈粹芬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强”，颇有“女中豪杰”的气概。在日本，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她上下船只，传递消息。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都十分钦佩这位革命女性，当年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反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其部分原因也在于陈粹芬的存在。
当年“伦敦蒙难”之后的孙中山告别英国时，恩师康德黎特意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一只像小螃蟹一样大的金质怀表，金壳面上刻有英文名字——Y。S。Sun，并配有一条金链。孙中山将此中国革命史上的传世之宝赠与陈粹芬珍藏，从此等贵重信物可以看出当年两人之情深意重。
关于陈粹芬与孙中山分手的时间，说法不一。1912年4、5月间，孙中山在广州及香山故居门前全家合影照片中没有陈粹芬，有人推测陈粹芬已和孙中山分手。黄三德所写的《洪门革命史》也说两人分手于1912年春夏之间。一种说法是在5月下旬，英文秘书宋霭龄出现为止。
1912年秋后，陈粹芬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家中居住，而这时，她一直风风雨雨追随的革命伴侣孙中山已做了民国大总统，不少人认为陈粹芬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付出良多，但最终一无所获，有欠公允。
1914年，陈粹芬去南洋庇能，与商人陆文辉合股开设橡胶园。因为早年曾随孙中山多次到南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结识众多的庇能华侨，因此陈粹芬也得到那里华侨的尊重。在那里，她一直被尊称为“孙夫人”或“孙太太”。但陈粹芬淡泊名利，从不提自己的身世，生活也很俭朴，留的是民国初期女学生的发式，不了解她的人，很难想象她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942年，一位国民党将领专访陈粹芬，已69岁的陈粹芬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跟孙中山反清建立了中华民国，我救国救民的志愿已达，我视富贵如浮云；中山自伦敦蒙难后，全世界的华侨视他为人民救星；当了总统之后，贵为元首，崇拜者众；自古共患难易，共富贵难。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不是中山弃我，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负我。外界人言，是不解我。……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后，有了贤内助，诸事尚顺利，应为他们祝福。中山一生博爱为怀，以华侨作为革命之母。著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立志把中国变为民主国家，使人民有自由平等的幸福。他一生师基督，一无所私，二无所畏，可惜壮志未酬而逝，实为中国人之不幸！
虽然陈粹芬与孙中山分开了，但孙家人对陈粹芬一直保持相当的尊重，也一直把她当做家族一员。陈粹芬秉性朴实厚道，与卢慕贞相处融洽。晚年时，卢慕贞住澳门，陈粹芬住石岐，二人常相聚，互相慰问，谈心，情同姐妹。1960年秋，87岁的陈粹芬因病去世。
自从广州首役失败，清政府追缉孙中山到清政府覆灭之前，陈粹芬一直跟随在孙中山身边，陪伴着孙中山从30岁到46岁，但这位堪称伟大的女性，很长一段时间却被历史的尘烟所遮蔽，成了被遗忘的一角，这是不公平的。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
1918年，有名无实的“元帅”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6月底到达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内。孙中山是位勇于不断思考的革命者，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但这几年内遇到的无穷无尽的新矛盾，使他陷入了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新的思考，探索中国革命的症结之所在，也“时时研究建设”，积极构思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设想。其最终体现，便是由《孙文学说》、《实 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篇文章组成的宏伟蓝图——《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原拟包括卷一“行易知难”、卷二“三民主义”和卷三“五权宪法”，但后两卷未能完成，仅卷一部分于1919年春夏间出版，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
知行学说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对“知”与“行”的关系，也各有各的看法。这次蛰居上海期间，孙中山从总结经验的需要出发，再次关注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他发现反“知易行难”之道可以用来鼓动革命，于是产生他的学说《行易知难》。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民国以来，“人心涣散”、“不图进取”、“国事日非”的根源，就是国人存在着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心理障碍。
关于现代化事业的《建国方略》，为何要从“心理建设”、论证“知难行易”的哲学认识论讲起呢？原因在于孙中山相信，振兴一个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国人的心理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不赞成简单理解和实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格言，也明确反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训。为了使自己的学说通俗易懂，他援引生活中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的实例和《孟子·尽心》的说法，论证了“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人心，莫不皆然也”。
与古代流传下来的“知易行难”之说相对，“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出的一种“心理建设”的号召，其目的是批判当时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惧怕困难的退缩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积极主张“知难行易”说，本意并非要在知行关系的哲理探讨方面有所作为。实际上，他的有关论述并不严密周全，从学术意义上分析，也并无特别之处。重要的是孙中山想通过鼓吹“知难行易”说，从解放思想入手，动员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孙中山强调，勇于探索，敢于冒险，是推进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心理准备。为此，他特别批评国人的保守心理：“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这些批评，不仅在当时切中时弊，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思想解放的先声。
《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
孙中山当年辞去大总统后，曾信心十足地表示要专心致志“办理实业”，迎接“产业勃兴”的到来，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断了他的梦想，也是在上海期间，他完成了这部宏伟的《实业计划》。
《实业计划》是用英文写成的，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发表于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这部洋洋十万余言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宏大设想，无疑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纲领。
《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等。
而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即是孙中山一生孜孜以求的一个大目标。为此，连战先生2006年４月在参观上海洋山深水港时曾激动地说：“没想到中山先生90年前写的这个实业计划中的理想，今天由各位变为现实。对此我非常钦佩！”
孙中山也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在“三峡建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据考证，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设想。当时连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被这个宏伟的梦想感动了。他写道：“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关于发展经济和实业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主张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他主张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并为之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例如要改革税制，统一货币，排除各级官吏的种种压制，等等。这些设想，对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资金短缺且现代产业基础十分薄弱、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又极不平衡的中国，显然是非常适宜的。
但是，《实业计划》也有一个重大的根本性失误，就是将中国的发展完全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他甚至一厢情愿地设想了实行这一计划的三个步骤：（一）准备投资于中国的各国政府，共同行动，统一政策，组成一国际团，以便开展工作；（二）设法取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使其热心配合；（三）与中国政府正式谈判，签定协议，实施计划。此时的孙中山，尚未认清西方列强是不会真心诚意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像中国这样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不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点，而主要依赖于国际援助，要想实现现代化的经济腾飞，是不可能的。由此而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虽然气魄宏伟，但其可行性基础却异常薄弱，无法付诸实施。
另外，孙中山在此也显示出他不顾客观、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孙中山计划建设三大港，10万英里铁路，20万英里公路，大江大河整治，工业全面启动，遍地开花，并认定：十年内即可实现。但以中国当时的国情，这根本不可能。
当时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在事后记述他曾亲见孙中山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时的状态时写：
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当他把它摊在地板上时，我看到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不仅是个狂人，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