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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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命运得到更大范围内关注，源于10月22日。这一天，《地球报》派记者来见康德黎，首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目，披露了孙中山的遭遇。当天晚报将访问刊出号外，引起了英国上下极大关注。首先得到消息的《泰晤士报》错过了这一重大新闻，不知他们后来做何感想。
重获自由
《地球报》刊发新闻后，孙中山的命运成了全英国关心的话题。伦敦各报记者纷纷出动，前往康德黎家、孙中山的住处、马格里家要求采访，还有记者直接到清使馆门口，要求采访孙中山本人，给清使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躲避在火车站米兰特大旅店的马格里被记者找了出来，在追问下被迫承认“这个人确实在使馆内”。连伦敦马路上的报馆广告牌也全部用引人注目的大字体发布这个中国革命者的消息，令全城轰动，不断有群众去围堵清使馆，并伴有“释放革命家”的口号。孙中山在馆内接到柯尔带来的消息，英国政府采取了行动，加上舆论干涉的威力让自己性命无虞，这才感到了安慰和放松。
这一天，康德黎到高等法院申请人权保护令，但法官因为这个法令不能用于外国使馆拒绝了请求，但是法院将请求转给了首相，希望采取外交途径解决。外交部次长山德森以首相名义向龚照瑗发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
10月23日下午1点半，马格里到英国外交部交涉释放孙中山的事宜，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禁止孙中山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外交部次长山德森同意将放人的最后期限延至4点。
下午4点30分，两个看守人员打开了幽禁孙中山房间的门，对孙中山说：马格里在楼下等你。同时让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孙中山整理好衣服就随看守走下楼去。
当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康德黎时，孙中山一下子心头一舒。除了康德黎外，还有英国外交部派的人和乔福斯探长等，这时马格里当着众人的面把从孙中山身上搜走的东西一一归还，并摆出姿态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和外交权利不受损。”随即转过身来对孙中山说：你现在自由了！
清驻英大使龚照瑗电报总理衙门：“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党犯在馆旁巡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竟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犯回香港，则必由港督严查，并请具文以饬港督照办。因将孙释放，仍派人密跟。”
这一天，清使馆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孙中山等刚出门，人们就包围过来，特别是记者纷纷拥上来，要求发表谈话。乔福斯探长见此情景，特意安排孙中山乘四轮马车由使馆后门离开，直奔苏格兰场警署。有记者竟然攀爬马车，要求采访。
5点，孙中山与康德黎一路前往苏格兰场，被一批记者乘车尾随，赶上后，为了满足记者们的急切愿望，孙中山在某酒店接受了采访，一记者在文章中，还补充说“孙逸仙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尽管带有明显的外国腔”。
晚上7点左右，孙中山终于和康德黎回到了康的住处。此后的两个礼拜，孙中山和康德黎一直忙于应对络绎不绝的记者，“几于唇敝舌焦。”舆论的强大支持让孙中山终生对西方的新闻体制充满热情。获释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函伦敦各报的主笔，对英国政府的和报界的帮助和同情表达谢意。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英国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的认识和感受，更加坚定。这一切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的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除了英国的报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多家报纸和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都转载刊发了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孙逸仙”成为与封建暴政作坚决斗争的英雄，一下子便成为社会舆论和公众注目的对象。不少英国人致函道贺或前来拜访，甚至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他的同情与支持。孙中山在伦敦接待一大批仰慕的访问者，其中一个叫摩根的英国士兵，他十分同情中国革命，表示愿意参加今后的中国革命，1899年他来到香港，参加1900年的惠州起义。
清政府仍然在策划引渡孙中山，但是孙中山却静下心来，申请了大英博物馆半年的读者证，为了让更多世人了解真相，他开始撰写《伦敦蒙难记》，康德黎继续资助孙中山，给他50英镑，于第一年夏天在英国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它使“孙逸仙”名扬四海，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孙中山一直也没有忘记柯尔这位救命恩人，经康德黎介绍，孙中山在伦敦多次演说，将捐来的几百英镑送给柯尔。他在欧洲居住了两年，一面博览群书，一面考察政治风俗，和在朝在野的各方面人士会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雏形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转往日本筹划革命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名噪一时，成为一位知名的革命首领。在英国的考察和潜心研究，孙中山对革命的认识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改造中国的思想也渐趋系统化。
摆在孙中山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寻找和争取支持他事业的合作力量。孙中山拯救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是很清晰的，但在实际中如何着手，又与他的愿望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缺乏坚固的组织和稳定的力量作为后盾一直困扰着他，而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和迫切拯救中国的愿望又催促着他。
在伦敦逗留了几个月后，由于伦敦的华侨很少，也没有中国留学生，孙中山决定前往日本，因为那里与中国相近，消息灵通，便于筹划未来的革命。
1897年7月1日，孙中山乘“努美丁”号轮船离开英国，经一个多月的漂泊，抵达横滨。
孙中山重返日本，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对这位反清人物的关注。1897年，日本外务省派了三个人——平山周、可儿长一和宫崎寅藏秘密前往中国，调查反清秘密会党。而在调查了解中，宫崎寅藏对孙中山渐渐产生了兴趣。9月初，回到横滨不久的宫崎就迫不及待立即前往陈少白住处拜访这位革命者，孙中山充满激情的谈吐，一下子将宫崎征服。
宫崎在他后来写的《三十三年之落花梦》中回忆了许多孙中山当时的言论，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
彼何其简而能尽乎，言贯理义之精，语夹风霜之气，若不胜如焰之热情，燃而向上；又不胜如花之辩舌，灿以发舒，此实自然之音乐也，革命之律侣也，此真布鲁东、巴枯宁之流亚也。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忏悔。彼其胸中，见数万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辈。……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我岛国民，所谓侠，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当一笑！呜呼！不愧死，亦当羞死！
经过这次见面，宫崎就下定了追随孙中山的决心。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的态度，也是颇为踌躇的。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后不久，中日矛盾比较激化，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争执的状态，其中有一派主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宫崎寅藏在与孙中山会面的第二天就赶赴东京，向日本政要犬养毅报告。犬养非常兴奋，说：“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当即命宫崎到外务省向小村寿太郎次长汇报，要求他接见孙中山。但当时日本政府正设法缓和中日关系，藉以减轻清政府联俄外交造成的压力，所以小村拒绝会见孙中山。
9月27日，平山周等从横滨陪孙中山到东京拜访犬养毅。“从犬养的家中辞出之后，我们请孙文住在数寄屋桥旁的对鹤馆内。”平山周后来回忆，在登记姓名时，孙中山并不想以真名示人，平山周思索片刻，想到经过日比谷公园附近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遂以“中山”两字登记。而孙则顺手拿笔在中山字下面写了个“樵”字。孙向平山解释说，这个意思表明自己是“中山的山樵”。从此，“中山”之名便渐渐被外界叫起来。
孙中山与犬养的会晤，为他重新筹划和启动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犬养是日本政坛的一位实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权主义的政治力量。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对抗欧美列强。在犬养毅等人的努力下，孙中山被允许居留日本，从此，孙中山便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
联手康有为的数次努力（1）
1898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中国近代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先避居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安排下，由平山周陪同，在天津从日本商船登上日本军舰。而谭嗣同等人被杀，宣告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曾给予孙中山巨大帮助的宫崎寅藏，这一次又专程到香港，陪同康有为及弟子7人逃亡日本。10月20日，康有为与先期到达的梁启超在东京会合，其生活费由日本政府提供（后改由进步党供给）。
得知康、梁流亡日本的消息，孙中山马上请宫崎寅藏转达欲求一见的愿望。
其实，孙中山很早就有了结交康有为的念头。两人同属广东人，最初都对现实社会抱着热切的改良愿望。康有为当时在广州讲学，喜欢读西方译本，经常在他的“万木草堂”推荐学生读《民约论》、《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以及《万国公法》等，并以华盛顿为理想人物。而那时，孙中山也在挂牌行医，得知康有为有志于西学而想与他结交，遂托人转达此意，岂料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有为太过妄自尊大，就此作罢。
1895年，孙中山与维新派有了最初的实质性接触。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中山、衢云、少白在香港澳门间，尝与康广仁、何易一、陈千秋商略革命”，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倡导设立农学会，也曾试图请康有为及其徒弟陈千秋等加入，但遭到康有为及其弟子的拒绝。
1896年2月，兴中会成员谢缵泰在香港与康有为的幼弟康广仁结识，当时，两人还畅谈两派联合救国之必要。不久，两人再一次会面，康广仁向谢缵泰解释说，兄长康有为并非“忠心扶满”，“不过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国”，那时康有为已因“公车上书”事件而名声大振，仍寄希望于清廷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深恐害怕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公然来往而遭致疑忌。
到1898年夏秋间，得到光绪皇帝青睐的康有为正沉浸在他的“帝师”荣耀中，因为担心与革命党的任何关系都有可能成为保守势力攻击的炮弹，所以处处小心。当时，宫崎寅藏经人介绍认识了康派的人，“康先生当时在北京，已为王佐之臣，声望震于四海，因此其党羽的气势也为之大张。但是，孙党以及其他一部分人士，却把他们看作是变节分子，非常憎恶他们的行为，把他们看作是放弃了共和主义、投降异族帝王的变节分子。因而，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康广仁虽然想和杨衢云见面，但随着其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牺牲，他和谢缵泰所主导的这一条联合之路就彻底失去了可能性。
此次变法失败，康、梁流亡，让孙中山再一次看到了联手的希望。
其实，孙派与康派虽然采取不同的救国道路，但他们有着合作的共同基础——无论孙中山还是康有为，都把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效仿榜样，而且双方都在寻求日本支持。孙中山一直希望能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形成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日本方面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希望康、孙能形成合作。
听说康、梁两人抵达日本，孙中山马上通过宫崎寅藏向康有为表达欲赴东京拜访的意愿，但被康有为拒绝。此后，犬养毅又亲自出面，邀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4人一起到他的早稻田寓所会谈，碍于情面，康有为只好派梁启超去谈。
当天，孙中山、陈少白和梁启超按约会晤，一直谈到天亮，梁启超答应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但等了两天，梁启超仍无音讯，孙中山于是派陈少白和平山周前往康有为住所，这一次，陈少白同时见到了康、梁二人，陈少白向康有为“痛言满清政府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而康有为则还对光绪皇帝不放弃最后的希望：“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双方辩论3小时，康有为仍坚持其立场。联合之事再一次化为泡影。
康有为对孙中山避犹不及的态度，宫崎寅藏有很深刻的分析。
联手康有为的数次努力（2）
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
虽流亡海外，但康有为仍一心想恢复光绪皇帝的统治，自负心很强的康有为，以为能说服日本外相出兵牵制顽固派，挽回其势力。而孙中山则被清廷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康有为后来也说：“我是钦差大臣，他（指孙中山）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
此时，日本政府对康有为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改变。1898年11月，日本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组阁。不久，传闻伊藤博文访华时，李鸿章提到日方保护清朝流亡者，新政府不希望在外交上与清朝产生纠纷，因此改变了大隈重信内阁对康礼待有加的策略。
而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也看出，在中国国内，只有极少数人想拥护皇帝继续改革，不可能以国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