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周_恩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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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果。苏联过去也对中国大量援助，结果中苏也闹翻。国家民族的利益最终还是比思想意识形态重要。
1955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公开表明中国不希望与美国直接对抗而是希望谈判的愿望。
当然有史以来第一次和对手打个平手而签订朝鲜停战协议的美国也对共产党中国有了了解，虽然对中国多次进行战争威胁和挑衅，但也小心翼翼避免和中国军队直接交手。1958年金门炮战时，美国军舰为国民党军舰护航，当时叶飞告诉下面，只打蒋军，不打美军，没有中央命令，即使美舰开炮，也不准还击，结果解放军大炮对国民党军舰一开火，美国军舰马上掉头就跑，根本不管国民党军舰死活。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表示美国地面部队不会把战火扩大到北越和中国边境，周在1970年11月对巴基斯坦总统说“我们同印支三国的关系就是帮助它们，但不参加，除非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现在美国空军有严格的命令，到距中国边境多少公里的地方就不能再前进。我们的工程兵和铁道兵在中越边境修公路和铁路，在老挝我们也修公路。美国很清楚地知道，但它就是不轰炸。”越战期间，虽然有美国空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被击落，美国飞行员被俘的事件发生，中美两国相当克制，毕竟没有进入直接交战的地步。
和美国对话谈判建立友好关系在周恩来看来，不仅仅是个外交问题，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会对中国今后前途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措施，他一直为此在努力打破僵局。乒乓球外交是周恩来的得意之作。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最后定稿，一向“谨小慎微、处心积虑、唯毛泽东是从”的周恩来居然不把毛泽东叫醒作最后审阅，自作主张同意签字，也能反映周恩来为了中国的利益要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不变信念。晚年的毛是个多变的人物，一切大事都要请示他经他批准才能实行。1966年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访华，原来和中共其他领导达成协议，在联合公报上不提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一事，签字前夕，毛发现两党联合声明没有反修一条，马上要求重写，日共当然不能忍受毛的这种霸权主义态度，于是日共和中共闹翻，至今未能恢复两党正常关系。1972年2月26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基辛格和乔冠华拟定的美中联合公报提出多处修改意见，周打电话告毛，毛说：“除了台湾部份我们不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份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台湾部份的企图都会影响到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2月27日凌晨2时，修改草案完成需两国首脑批准，周打电话给毛，被告知毛已经睡觉，周犹豫后决定不叫醒毛，自己来承担责任表示同意签字。周恩来是真的爱护毛的健康不敢打扰毛的睡眠，还是怕毛泽东醒来节外生枝，使中美联合公报无法达成，我们无法得知。如果是后者的话，周的这次自作主张便反映出他的精明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考虑来了。万一毛醒来不同意发表联合公报，中美的这次历史性的交往定会受到挫折，前功尽弃。周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毛事后看到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的各种微妙的措辞，有何感想，我们也无法得知。事实上的结果是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顺利签订使中美由对抗走向对话，改变了世界或者说是中国的进程。据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所称，周从上海回到北京，在政治局里遭到了批判和指责。毛泽东后来有批示，“外交部多年来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是否也因视为对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路线的批判。
1974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里对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深情地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永远也不应再关上了。”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中美由对抗到对话，由敌人变成朋友，这才是他自1946年以来努力的结果和峰巅之作。
原载《筑波园》1997/22
kantaro。sk。tsukuba。ac。jp/ZBY/public_ht
闲话周恩来（二）
三、反高饶联盟和周恩来
1952年底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毛泽东认为这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是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的危险，要求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或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要事项，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取得中央经常和直接领导；“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并认为由周恩来担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必要，应立即撤销。高岗利用毛泽东对新税制的不满，在向刘少奇发动进攻的同时也攻击周恩来。随之而来的政务院重新分工，中央决定把政务院20个部中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实际上与政务院平行的由高岗任主席的国家计委领导。这次中央的决定缩小了周恩来的权力范围，也是国家管理陷入党政不分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高岗雄心勃勃自认为得到毛的信任，已经组成经济内阁，准备一旦实行苏联式内阁制时，亲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取代周恩来的总理地位，同时在党内取代刘少奇担任二把手。同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又批评新税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周恩来因支持电影武训传拍摄曾自我检讨过，还因为吸收大量民主人士入阁，重用专家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在接管城市工作上采取宁右勿左的政策，与所谓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知识分子保有良好个人关系的作风，被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一些负责人看不惯。
所谓的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对高岗的错误进行了总结性批判，他承认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但他强调的是高岗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在全国胜利后继续发展的黑暗面。一向注重个人道德形像和操守的周恩来对高岗那种腐化的个人生活方式一直是看不惯的，到后来乾脆拒绝去高岗家参加私人舞会。高岗的倒台，解除了对周恩来所担负的政府工作的一个来自极左方面的消极牵制。
高岗、饶漱石案发后，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也被卷了进去。先是被潘杨重用的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专员，原中共变节人员、国民党和汪伪特工人员胡均鹤被捕。由于胡均鹤是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知情者，潘只好主动向陈毅坦白交代了过去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过的被李士群拉去见汪精卫的事实，让他报告中央。于是毛泽东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带部下去饭店逮捕了潘汉年。
潘汉年是以1943年私自和汪精卫会谈又长期向党中央隐瞒欺骗组织，解放后又包庇重用坏人的内奸问题被捕的。潘工作确有错误，但潘的情报系统和统战工作，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活动，过去一直归周恩来直接领导，对所谓的“伍豪事件”真相也了解，在促成国共和谈共同抗日时，潘还是周恩来的助手和联络人，并是周恩来蒋介石杭州会谈的助手。如果潘是内奸，负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周恩来也难逃干系。因此周恩来情报系统的另一重要人物李克农用反证法来证明潘不可能是内奸，质疑潘案的正确性，案子便拖了下来（后来给潘平反的主要根据便是依靠李克农反证的可信度）。谁知1962年毛泽东不知何因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提潘案，说他早就向国民党投降，是CC派人物，本来是该杀的，但现在不开这个杀戒。1963年最高法院给潘判十五年刑时又加上一条罪名，说他在1936年国共谈判时就投降国民党。但中共内部许多人知道这是个冤案，对在北京郊区劳改农场形同软禁的潘生活上优待有加，每月发200人民币，加上潘夫人董慧的150元工资，两人还可以自由去北京购物访友，一直到文革开始。
文革中，遵照江青指示，重新入狱的潘汉年被反复审问。1975年被下放到湖南一个劳改茶场，1977年病逝。1980年，同属周恩来情报系统的廖承志带头为潘汉年翻案，得到陈云支持，潘汉年案才得到平反。
四、建国后的周恩来唯一一次“抗大流”反冒进
对周恩来来讲，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无疑是他终生在追求的目标之一。国家建设又是他这个总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1955年和1956年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要求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周恩来认为当务之急，在于防止冒进，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要头脑发热的领导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一些”。他负责削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在中央会议上带头否定了毛泽东要追加建设投资的主张，认为会把经济秩序搞乱。这便埋下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的萌芽。周坚持“既不要右，又敢于抗大流”，和陈云等主持制定稳妥的二五计划方案，还删去了方案中多快好省的口号，强调注意综合平衡，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力图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
周恩来深知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必须依靠的力量。1956年，他主持知识分子问题工作，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要依靠知识分子来建设社会主义，尊重知识分子，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加工资，鼓动知识分子心情舒畅。费孝通在57年3月发表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称周的讲话如春雷，对以后双百方针下的知识分子有鼓舞作用。周对知识分子的宽容尊重当然不能列入毛的所谓引蛇出洞策略中的一部份。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朋友，文艺界人士，统战对象被冲击被打成右派，周恩来还是尽力而为保护他们，想方设法让他们心情舒畅些，包括在一些公开场合下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打招呼谈话。
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错误，认为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大概是周恩来执迷不悟坚持在政府工作中反对冒进，毛随后又连续十几次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上纲上线，火气越来越大，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毛泽东说周恩来的政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毛还指责说：“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讲究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据明镜出版社《真假周恩来》所引用）毛泽东关于政治局变成“橡皮图章”式的表决机器之说，反映了在大跃进之前由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国家经济建设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连续不断的批评下，周只好违心含泪自己动笔写检讨，短短几天两鬓横生不少白发。陈云检讨后托病休养不再管事，周在一片压力和批评声中始终没有主动辞职。（记得有篇文摘提到邓小平1958年针对一些人要周辞职的提议，在中央会议上强调没有必要要周辞职。但出处忘了）。在周恩来陈云检讨后，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大跃进的总动员，直接指挥大跃进的进展，并多次发出要“顾全大局”，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对于周恩来的这次违心检讨，赵无眠的《真假周恩来》尖刻地指责说：“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杖”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是“真正开始以原则为代价，换取自保的利益”，“周恩来的总理位置是保住了，整个国家却继续为毛泽东错误冒进的政策付出代价，直至经济大幅滑坡，天灾人祸，一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无数。”
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不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个人之争，而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如何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分歧。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体制上的问题，比如在经济决策上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的矛盾，党政合一的弊病，党内民主作风的问题。作为总理的周恩来的正确主张不仅不能得到最高领袖的赞同，反而被指责成和党的路线唱对台戏，政府的经济建设措施受到最高领袖的错误决策的牵制和反对，又无任何力量来支持周恩来的主张，包括曾和周恩来共同反冒进的刘少奇也没有吱声，因此，即使周恩来公开与毛泽东闹翻下台了事，换个人当总理也无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决策。
建国后周恩来把一大批非共产党员的人士请进政府和政协，不仅仅是礼贤下士，对他们过去支持共产党的回报，更重要的是力图以他们为监督执政党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中，只有周恩来一直与所谓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周曾经指出，我们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就带来了一个危险，就是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最好的办法是有人监督。“互相监督，首先应该由共产党请人家监督”，“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互相监督，不扩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因此，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但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斗争，所谓的监督已经不再存在。
周不想背上分裂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