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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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风俗，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86—287页）
经查，许世瑛一九一○年出生，一九三○年秋考入清华大学。
也就是说，在说了青年不必读中国书数年之后，他就开出书单了。
还要注意，许世瑛恰恰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和胡适开书目的对象是一个学校。
据此我们只能说，鲁迅是给人开书目的。只给自己的好朋友的儿子开，不给别人开，更不肯开给那些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看。
这就不厚道了。
现在再来看，鲁迅给这位中文系的清华学生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书目。是不是全是些外国书？
下面是《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揭载的书目：
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
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
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丛》（文雅书局本，亦有石
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
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 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 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论衡》 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 王（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不妨跟胡适和梁启超的书目比较一下，看有什么不同。《胡适文存》第二集中，载有胡适和梁启超的书目，细细对照，就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相同的。
鲁迅开的严可均《全上古……隋文》，全名应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没有“隋”文。胡适的书目里有此书。
鲁迅开的《全上古……隋诗》，是丁福保编的，胡适在“文学史之部”开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注明“丁福保编”，想来该是同一本书，只是书名稍异罢了。附带说一下，寒舍藏有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的《出版说明》中说，逯先生所依凭的是近人丁福保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可见胡适开的书名是准确的，鲁迅开的书名只能说意思是明白的。不管全名叫什么，这本书里没有“隋”诗是真的。
吴荣光的《历代名人年谱》，胡适开的书目里有。
鲁迅开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胡适开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只能说是一简一繁，不能说是两本书。梁启超开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胡适同。
鲁迅开的《世说新语》，梁启超开的书目里有。
鲁迅开的《论衡》，胡适开的书目里有，梁启超开的书目里也有。
鲁迅开的《抱朴子》，胡适开的书目里有，梁启超开的书目里也有。
也就是说，鲁迅开的书目，和胡梁二人开的书目，并无质的不同。公道地说，鲁迅开的书是很精辟的，针对性很强，很适合一个刚上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的阅读量。而胡适的确实是太滥了，若说是针对广大青年学生，还是梁启超的好些，量不是很大，针对性也还不偏。
鲁迅真的反对读中国书吗（2）
在“青年必读书”应答中，我们只能说鲁迅的心态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这种事不能开了头，一开了头就没法收拾了。回过头来反省的可能很小，只会越来越往极端里走。没办法，人生就是这么复杂，这么微妙。
闲话事件中的纠缠
周作人首先发难（1）
一九二六年春天发生在北京文坛上的“闲话事件”，鲁迅并不是主力。
主力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其时兄弟已经失和，但在对付英美派上仍是同心协力的。
再大的事件，也多是由小事引起的。这次事件也不例外。闲话事件是由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闲话》引起的。
陈是《现代评论》的编辑。从创刊起（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就在刊物上写一种随笔类的文章，很随意，当下有什么话题就说什么，没有当下的话题，就谈点往事，羼杂点朋友间的交往什么的。有时一篇之中分成三两段，一段谈一个话题。
最初还是有篇名的，比如创刊号上的就叫《“非列士第恩”》。“闲话”这个总括性的题名，也不是他先叫的。是张奚若先叫的。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出版的第一卷第十九期上，首次出现《闲话》的篇名，署名奚若，就是张奚若。张接连写了三期，到第二十二期，同是《闲话》，署名就成了西滢。从此以后，这个总括性的题名，就成了一个栏目，由陈西滢独自写下去。每期也不再起什么题名，就直筒筒地叫《闲话》。
写了半年，越写越油了，过去还多谈时政，大概接受了鲁迅攻击的教训，尽量避开时政，写些较为轻松的东西，谈谈艺术啦，人性啦什么的。该出事的时候，还是要出事的，怎么避都避不开。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五十七期上，有篇《闲话》，是谈法国文学家法朗士的，后来出版《西滢闲话》时就改叫《法朗士先生的真相》。这是一篇专谈法朗士（France）轶事的文章，写得很滋润，也很风趣。比如谈法朗士的文字风格和他是怎样修改文章的：
法郎士的散文像水晶似的透明，像荷叶上露珠的皎洁，是近代公认为一时无两的。他的功夫可大了。孛封（Buffon）的名言“天才是无限的耐心”，法郎士虽然对白郎教授谈话的时候竭力的否认，他自己的作品就是极好的证据。他同孛崔生说他同雷南（Renan）一样，每篇文得改六七遍，才像他自己的作品。他说：“想像力我是没有的，耐心我可不是没有的。”“我很少得到灵感的助力。我的笔没有抒情的力量。它不会跳，只会慢慢的沿着道儿走。我也从不曾感到过工作的沉醉。我写东西是很困难的。”他写了一些东西便付印，付印后得校对五六道，先修改它的字句，再去掉一切多余的字句，然后他用剪子把所有的句子都剪破了，再好像玩着练耐心的玩意儿似的，把一句句的句子来配对，配好了又拆散，又找另外的匹配，单一节文章他就造起了三十遍。末了他喊道：“胜利了！收尾的句子现在变了开头的了。”
这样的话，自然引不起什么争论，别人一评论就出事了。
评论的是徐志摩。他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写了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一九二五年春天女师大风潮中的论战，徐志摩没赶上，他到欧洲去了。这年八月初才回到北京，不久又去南方，直到九月间才回来，一回来就接手办《晨报副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刊载西滢《闲话》的《现代评论》出版，一月十三日的《晨报副刊》上，他的文章就登出来了。
这篇文章得细细分析。一起首先说：
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五十七期的“闲话”里写了一篇可羡慕的妩媚的文章。上帝保佑他以后只说闲话，不再管闲事！这回他写法郎士：一篇写照的文章。一个人容易把自己太看重了。西滢是个傻子；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人情的准则。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刺灭时代的狂热。那是不可能的。他那武器的分量太小，火烧的力量太大。那还不是危险，就他自己说，单这白费劲。危险是在他自己，看来是一堆冰屑，在不知不觉间，也会叫火焰给灼热了。最近他讨论时事的冰块已经关不住它那内蕴或外染的热气——至少我有这样感觉。冰水化成了沸液，可不是玩，我暗暗的着急。
应当说，“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这样的话，是讽刺鲁迅的。还有一段，也大可考究。是这样的：
西滢的法郎士实在讲得不坏。你看完了他的文章，就比是吃了一个檀香橄榄，口里清齐齐甜迷迷的尝不尽的余甘。法郎士文章的妩媚就在此。卡莱尔一类文章所以不耐咬嚼，正为它们的味道刚是反面，上口是浓烈的，却没有回味，或者，如其有，是油膏的，腻烦的，像是多吃了肥肉。西滢分明是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派的“兄弟”们。法郎士的批评，我猜想，至少是不长进！
这一段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后面再说。
徐志摩的文章是十三日刊出的，想来周作人当天或第二天就看到了。据《周作人日记》载，这几天他有点发热，十七日“上午不睡写小文”。这篇小文便是后来刊出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写好后便寄给徐志摩，附信说让他看看，“要登也可以”。
十八日这天，徐志摩出城到清华去了，晚上回来正愁下一期的稿子，见了周作人寄来的文章，“好不叫我开心：别说这是骂别人的，就是直截痛快骂我自己的，我也舍不得放它回去，也许更舍不得了”。于是当晚便将稿子编起。当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文章惹下了祸，同时写了篇《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与周作人的文章，一起在一月二十日的《晨报副刊》上刊出。
周作人首先发难（2）
且不说周作人的文章，先说徐志摩的文章。
徐在文章中，首先承认了自己的孟浪。
他检讨自己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的过失。外国作家中，他也很喜欢法郎士，去年十二月，曾写过一篇《法郎士的牙慧》，载十二月三十日《晨报副刊》。说是去年，不过是十几天以前的事。那天晚上，为下一期刊物凑稿子时，“本想再拾一点法郎士的牙慧的”，碰巧前一天晚上，临睡时看了西滢那篇谈法郎士的《闲话》，“实在佩服他写得干净，玲巧，也不知怎的念头一转弯，涂成了一篇‘西滢颂’”。当晚发了稿就睡，心里也没什么“低哆”。第二天起来才想起，昨晚写的文章中，至少有一句话是不妥当的。
哪一句呢，就是“唯一的动机是怜悯”这句。他觉得，拿这句话给法郎士，不免遭到“此话怎讲”的责问，若说西滢，那简直有些挖苦了。再下一天，北大同事江绍原，也挑他这个毛病，“那实在是骈文的流毒，你仔细看看全句就知道”。
现在我们来看看，江绍原指出的，可真的是徐志摩写文章的毛病？徐文中这句话是：“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这里，实则关系到中国文人写文章的一个内在规律。汉语写作，要想文辞优美，句子舒畅，一个不二法门便是对仗，词的对仗，句子的对仗。句子的对仗，就是骈体。像徐文中的这句话，就有两个对仗的句子。一个是“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一个是“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会写文章的人，都免不了这个毛病。不是毛病，而是深谙汉语句子的规律。对仗本身没错，只看你对得好与不好。深谙汉语这个规律的人，有时也就免不了凑句子，这就是以辞害意了。应当说，徐志摩这两个对仗句子，都还是不错的。前一个尤其好。后一个，就是徐志摩自己说的，有点勉强。不是说句子不好，句子是好的，只是他觉得，这样的话用在法郎士身上不那么恰当，用在陈西滢身上就更不恰当了。可惜他第二天起来，只是那样想了想，若是要改还是来得及的。到再一天江绍原提出来时，已不可更改了，刊物已印出来了。
再就是，他的文章中说陈西滢对女性的忠贞，并无别的什么深意，“我也只想起他平时我眼见与女性周旋的神情，压根儿也没想起女师大一类的关系”。
这是徐志摩的自责。应当相信，还是真诚的。他承认自己对西滢的评价有不妥之处，但不明白周作人为何会生这么大的气。
现在再来看看，陈西滢的这篇文章，还有徐志摩对陈西滢的评价，怎就一下子引起了周作人的反感。
周作人的文章，起因于徐志摩对陈西滢的夸奖，却无意跟徐志摩纠缠，仅只说：“徐志摩先生是超然派的人物，是专门学文学的，自然很可靠了，我们理当洗耳恭听，好知道那闲话的真价值”。几句话带过，便气势汹汹地扑向陈西滢：
现在中国男子最缺乏的实在是那种中古式的对于女性之忠贞……忠贞于一个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对于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种犬儒态度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蹋在里头。我知道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是学者绅士罢了。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觉得多讲他们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