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过要论早期中外电影间的交流，当然还是流进的多，流出的少。那时上海的高档影院基本只上映好莱坞电影，中国导演更是在影院里偷学了不少卓别林等大师的技巧。那时出现在美国电影里的华人却多是留着长辫、穿着长袍的猥琐形象，而且大多是下层人物甚至匪角。1930年，因为一部以华人作反面角色的电影《不怕死》的上映，明星公司编剧洪深还大闹过一回大光明影院，直闹到影片被禁，大光明停业。不过其实这些外国片也未必是存心“辱华”，只是西人对中国了解不够，顺手拿了印象中的一些早期移民形象作为“东方神秘色彩”的噱头罢了。
当那批大牌电影人亲历上海，且领受到疯狂的礼遇之后，他们共同的表示是回国之后将尽己所能，消除本国人对中国的误会。不过这些人的工作只停留在了口头的描述上，并未有合适机会拍摄客观表现中国的电影，而电影加给大众的印象又岂能靠口口相传而得以改观呢？李小龙在银幕上的几声呼喝就曾让很多无脑的洋人误以为中国人个个身怀绝技呢。所以甚至到“文革”后第一批公派学生涉洋求学时，还有人遭遇到“辫子在哪里”的好奇。
1936年访沪的好莱坞头号华裔影星黄柳霜可以被看成当时大部分西方影人需要的中国人形象的缩影。黄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个能演女主角的华人，美国的第一部部分有声的电影就是由她主演，她的影响及于欧洲，甚至传出过与德裔明星玛琳·黛德丽的同性恋绯闻。然而好莱坞虽然为她的美艳折服，给她的大多数角色却仍然是蛇蝎心肠、妖冶放荡的反面人物。
黄柳霜的访沪还激起了国内媒体的一场争论，很多人指责她的表演辱及先人，辱及中华，甚至于做出了她“生性淫荡”的判断。这种尴尬的遭遇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似乎成了华人女演员闯荡好莱坞的宿命，一方面是制片商给你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是家乡人“敏锐”而毫不留情的抨击，陈冲在《大班》和《双峰》里稍稍展露身体，在一些人脑子里就成了卖祖宗肉的罪孽。
所幸中国也不都是糊涂人，那时的明星公司就坚决地把黄柳霜待为上宾，而且是可以教自己像好莱坞那样演戏的上宾，胡蝶等女星纷纷借此机会向黄讨教了表演经验。只不过卓别林为中国影人师，是上游西方文化自然而然地顺流下航，而黄柳霜为中国女演员师，则像是中国文化的反哺了，因为黄的表演风格不正是根据西方导演眼中的中国女子形象而塑就的吗？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孤岛影后”陈云裳
1937…1941年 “孤岛电影”
方寸自由中的狂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它的“孤岛”时期。“八一三”战事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版图，上海影业遭到极大的打击，很多制片厂毁于战火，影人纷纷西去内地、南下香港，或者索性放弃。不过，随着“孤岛”偏安一隅相对稳定的局面形成，新华影业公司首先乘影坛凋敝、无人竞争之机恢复拍片，大受欢迎，引得“华安”、“艺华”、“国华”等公司纷纷仿效。到1938年，上海电影业居然又达到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繁荣期。
电影大历史：一种独立的繁荣
把上海孤岛时期的电影业说成“自由与繁荣”，估计会有很多人不同意，其中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时期的影业体现了最彻底的商业特性，几乎没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可言。但即使对这个时期电影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人们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小小的孤岛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面制作了近200部电影，并且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无论是在电影的数量还是制作技术上，孤岛时期的电影业都达到了高峰。
回头再看当时的历史环境，电影的繁荣其实并非偶然。当时的电影已经基本解决了技术上的所有基本问题，可以拥有一个稳定的盈利模式，而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同步上映也为国内电影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直接的样本，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孤岛上海具备了电影业繁荣所必需的多种要素。
首先就是电影界的相对独立。虽然当时摄制的电影都需要经过租界当局的审查，并且还往往被大量删节，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电影的制作其实基本上不被任何其他力量控制，电影界唯一的老板就是电影公司，就是资本，这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电影的快速产业化发展。从孤岛电影的发展史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资本的力量，正是电影投资商张善琨在1938年以《飞来福》、《貂蝉》等一系列影片取得轰动性的成功刺激了孤岛电影的繁荣，此后孤岛上海先后成立了20家左右电影公司，而资本最雄厚的自然还是张善琨的新华影业公司，孤岛时期的一半以上影片都是由这个公司出品的。
第二是当时租界强大的电影消费能力。日军因为外交原因暂时没有侵入租界，使得孤岛成为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它也因此吸引了大量具有较强消费能力的队伍。事实上孤岛电影的发展和观众的狂热是分不开的，张善琨的成功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电影消费需求空前增长的结果。
第三点同样重要的是当时的孤岛拥有一个强大的电影创作群体。随着资本的投入，电影业很快繁荣，也吸引了一大批电影精英回到电影业。孤岛初期的电影几乎都以艳情、武侠、神怪吸引观众，这样的主题虽然能取得一时的商业成功，却不可能长期吸引观众，此时以杨小仲为代表的老一代影人的回归和以欧阳予倩、柯灵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介入使孤岛电影在创作上得到了最大的保证。此后的孤岛电影开始呈现出古装片与时装片、历史片与生活片共同繁荣发展的景象。
事实上，孤岛电影的繁荣和好莱坞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好莱坞电影正是基于强大的资本、庞大的市场和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成为世界电影的旗帜，而在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好莱坞同样给了艺术电影相当大的生存空间，电影在成为盈利机器的同时并没有丧失艺术追求。
相比而言，虽然规模要小得多，孤岛电影也同样达到了这样的成就，它最大的成功，同样在于在保证了市场成功的同时，还摄制出一批具有进步意义，甚至可能在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优秀影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柯灵的《乱世风光》。可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商业化不仅没有使孤岛电影沦为完全的盈利工具，反而为中国电影的多元发展带来了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孤岛电影的繁荣给当代的电影界留下了太多的思考空间。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37…1938年 内地影人南下香港
从“孤岛”驶向“自由港”
于轰轰烈烈的上海电影之外，中国还有另一个城市也在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的电影并未像上海电影那样引人关注，直到1937年。这个城市就是香港。日军占领上海后，一批电影人从上海来到了香港，第二年，又有一批电影人从战时“陪都”重庆南下。这些内地来客和香港本土影人一起将香港打造成了一个堪与当时的上海比肩的电影城市。
电影大历史：说着两种语言的电影
对比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那几年里香港这个“岛”与上海租界那个“岛”之间的异同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地都是处于外敌包围之中而勉力支撑的弹丸自由之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至少在产量上，两地的电影业都达到了自己历史上的最高峰。香港的特点是，那时它的电影有着强烈的两面性，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走着两条不同的路线。
香港电影产业的出现也许可以从1923年黎民伟兄弟公开募股建立“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算起，这是香港第一家由港人成立的有规模的电影制片公司。1924年，“民新”开拍了香港第一部剧情长片《胭脂》，公映后大受欢迎。然而电影在港岛刚刚上路，就碰上了1925年的大罢工，当时的60多万人口中有25万人卷入了这次罢工，包括电影放映在内所有的娱乐活动全部中止，很多电影公司倒闭，民新公司也因之迁往上海。
一觉醒来就到了1930年，黎民伟之兄黎北海成立“香港影片公司”，拍摄了香港片的第一部大制作《左慈戏曹》，再往后，“联华”、“天一”等大公司纷纷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港片走向繁荣。期间必须要提到的是“天一”公司与粤剧名伶薛觉先合作推出的影片《白金龙》，今天大部分内地人听不懂原版港片都要拜此片所赐——这部《白金龙》是影史上第一部粤语发音的电影，且轰动了整个东南亚。自此之后，香港粤语片的拍摄蔚然成风，主导了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影坛。这个局面到了1937年有了变化。首先是当时内地政府在“统一国语”的口号下，严禁华南电影界拍摄粤语片，不过时局纷乱，禁令鞭长莫及。直到日军占领上海，一批内地电影人南下香港，国语片才开始在香港影坛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双语并存的体制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结束。
香港的第一部国语电影是1938年上海新华公司在港拍摄的《貂蝉》，但真正有影响的国语片则是一年后蔡楚生导演的《孤岛天堂》。《孤岛天堂》讲的是上海租界里的故事，一群爱国者在一个舞女的帮助下暗杀汉奸，这种直接表现“抗日”电影在当时的上海租界已经被禁止拍摄，由此可见，同是“孤岛”，电影人在香港获得的自由要比在上海的多。
然而当时的香港影界显然并没有足够地利用这难得的自由，尤其是从事粤语片制作的本地影人，尽管也有《最后关头》、《前进曲》等多部“抗战”电影问世，但这些电影的票房一般，于是从1939年起，香港粤语片又回到了它固有的商业轨道，在发掘民间故事的名义下，拍摄了《狐狸精》、《扫把精》、《食人太太》、《古坟冤魂》等大量低劣的神怪电影。不过和上海孤岛电影不自觉地在商业潮流中获取高潮相比，香港还是有一批自觉的电影人，他们发起了一场“电影清洁运动”，降低了粗制滥造影片的出品数量。
香港和上海两处“孤岛”电影最大的不同出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之后，上海的电影业笙歌依旧，而香港的电影人则没有同日人合作，停止了拍片活动。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38年 “中制”与抗战电影
战火交织中的板块漂移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的电影制片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上海这个“东方好莱坞”。随着战火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影人离开上海，加入抗日救亡的队伍，中国的电影版图出现了一轮新的分化组合，形成了国统区、沦陷区、根据地、上海租界区及香港这四个板块。在国统区内，以中国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官办”影业主导了电影制作，这是之前的中国电影史所没有的。
电影大历史：那个年代的主旋律
好莱坞2004年暑期大片《后天》在全球同步上映后，便有人指出这样的电影属于美国的主旋律。其实，如果能把“主旋律”的定义看得广些的话，这样的理解并不难解释，人类文明在面对相似情况时总会做出共通的反应，传递出相同或相近的理念与精神。这里提到的相似情况，就比如灾难或者战争，而共通的反应与精神则是团结、爱国、奋不顾身……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京卢沟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军民予以反击，从此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在随后的几个月间，上海、太原、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失陷，虽然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而此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重心却集中在武汉。
到1938年初，除了留守“孤岛”上海的一部分电影人外，大多数在上海电影的骨干分子都已撤离到武汉，成为文艺界抗战宣传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在这一协会中既有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电影工作者，又有蔡楚生、洪深、袁牧之、沈西苓、史东山、应云卫、孙瑜、赵丹等上海电影界的精英，也有罗明佑、邵醉翁等电影界的经营巨子，还有多位当时国民党政府中的文化要员。在成立大会上，电影界抗战协会发表了宣言，其中表示“我们得坚强地团结起来，用同一的意志趋向同一的战斗目标”、“我们要将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锻炼成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给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
抗战协会的成立不仅明确了当时电影界一致的斗争态度，也为此后几年的抗战电影提供了政治基础以及明确的创作方向。由于大批电影人的迁移，原本设在武汉的“汉口摄影场”扩充改建为中国电影制片厂，这里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抗战电影拍摄制作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里，“中制”扛起电影界的抗争大旗，仅在武汉沦陷以前，就创作出三部故事片、五十余部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无论数量、类型还是影片质量，都可谓成绩斐然，唱响了危难时期的银幕“主旋律”。
1938年9月底，武汉方面战事吃紧，“中制”全体人员、设施迁移到了后方的重庆。在日军战机的不断骚扰下，“中制”的工作人员在非常艰苦与危险的情况重新建设片场，并坚持进行拍摄建设，这也许正是那个年代抗战影片让人感觉可亲可敬的真正原因。从1939年到1940年期间，“中制”达到一个创作的高峰时期，在众多的抗战题材影片中，有正面描写长沙会战民族各阶层反应的《胜利进行曲》（导演史东山），有反映农民积极支援抗战的《好丈夫》（导演史东山），有由日本战俘集体出演自身经历的《东亚之光》（导演何非光），有刻画敌伪特务经历思想转变的《火的洗礼》（导演孙瑜），有以抗敌宣传队工作为题材的《青年中国》（导演苏怡），还有描写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