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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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影像：“文华”老人回忆团队精神
“文华”的独立精神以及它所执念的一种人文电影风格，一直为后世关注。直到今天，那些上世纪40年代曾在“文华”一起工作过的老人们仍然坚持一年聚会两次，现在健在的还有20多人，解放后他们大都成为了电影界各部门的骨干力量。时隔半个多世纪，老人们回忆起当时黄佐临等导演的不同风格，以及整个团队共同创作的团结积极心态，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留恋和向往之情。
“每个人都是多面手”
当时的民营公司人员流动性很大，“文华”拥有自己固定的创作班子，这是独创的。我们在创立初期就确定下一个20多人的创作群体，有一批是黄佐临先生在抗战时“苦干剧团”的演员和合作者，也会偶尔请李丽华、白光这样的名演员表演，但最多的还是按照角色需要使用自己公司的这批人来参与。当时“文华”编制并不够大，但是影片出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很值得骄傲的，在鼎盛的时候每年要出品五六部影片，大家配合相当默契。
“文华”的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而当时的生产厂长陆洁是很敢放手让大家做的，我在当时做的具体工作是场记，但不仅要帮助导演完成拍摄现场的工作，还要会干一些繁复的事情，比如为了出剧本要学会刻蜡纸印铜版，然后把剧本分发给每个人，还要负责道具的保存，一个人要会干两三个人的工作，不像“昆仑”公司那样分工很细。这其实充分锻炼了我们，大家在一起格外团结，工作的积极性非常高。更因为公司提供住宿，还有免费的三餐，所以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格外地努力。
作为剧务和场记，我和“文华”的导演们都合作过，他们拍片时的风格不同。黄佐临是很受大家喜欢的导演，因为他多拍喜剧，而且以前有做话剧导演的充分经验，非常风趣，现场拍片的状态也很放松，指点演员表演时总是用比较幽默的方式，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同他合作，有时还会和他开玩笑，大家没有距离。桑弧在文学方面很突出，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拍片现场总是很安静，他从不发脾气，对工作一丝不苟，是很文人化的导演。曹禺虽然只在“文华”拍摄过一部影片，但是给大家留下很深印象，他个子不高，裤带束得不紧，动作又很多，走来走去裤脚就拖到地上绊得要摔跤，后来他干脆把裤脚一层层卷起来，很是有趣。
当时在“文华”的这批人直到今天感情都很融洽，虽然召集一次不容易，但大家都很珍惜共同合作的那段时光，没有职务上下之分，没有工作尊卑之分。因为“文华”的工作人员普遍素质很好，即使后来8家民营公司进行合并，但“文华”出来的人都是负责后来上影厂的主要工作。
“艺术质量高，才会卖得好”
“文华”是那种非常难得的电影公司，公司出品的影片在艺术质量、票房价值上都是一流的，这也正是“文华”能够持续好状态顺利拍片的原因。
“文华”有一条很通畅的影片流水线，而它的宣传也是非常在行的，我们除了常规的预告片、幻灯片、路牌、特刊、剧照、海报、说明书以及报纸广告外，还尝试用新方法吸引观众。比如黄佐临先生导演的《表》一片，是一部描写小偷和平民生活的片子，当时估计卖座不会太好，于是我们想办法把电影院的钟表封起来让观众猜时间，猜中或接近的可得到相应礼品，大奖是一块瑞士产的“浪琴牌”手表，另外还有一百块中国“火车牌”挂表。而黄佐临先生导演的另一部影片《夜店》虽然是一部比较悲切的影片，但我们在春节档期上映时卖座却出奇的好。
发行工作方面，“文华”是有突破的，当时的状况是除了上海首轮公映外，其他地区大都是靠片商收购的方式排片发行。后来“文华”因为《假凤虚凰》一片引得理发师协会反对的风波使得片商对该片无法定价，我们以前的片子一般一部印五六个拷贝，但是《假凤虚凰》一下子印了十七个，我们当时拿着拷贝坐飞机到武汉、长沙亲自排片。这个做法不仅少了中间商的一层剥削，而且宣传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后来又想办法，我们自己来发行，在全国建立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五个办事处，影片发行效果非常好。解放后，上海成立华东影片经理公司也是参照我们的模式进行操作的，在这以后北京也成立了中国发行放映公司，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48年 《哀乐中年》描写都市悲喜剧
桑弧用喜剧写出人生悲凉
桑弧这一艺名来自于“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功名始读书”这一诗句，原本是银行职员的李培林，借“桑弧”两字立下了毕生从影的志愿。也许从此就能略窥桑弧以及和他同时期的文华影业公司的创作者们，所执念的人文电影运动立足于艺术的初衷，那些在荒凉世界里有着深长回味的人文派电影实践，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寂寞之后，终于显现出真正属于电影艺术的力量来。
电影大历史：飞短流长间舒展人生的真义
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法国访问时，见到了他最崇敬的导演卓别林，卓别林问起新中国的电影来，周总理早有准备，他带来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看完，对纯粹而优雅的中国戏曲艺术和新兴的电影艺术大为赞赏。该片的导演便是桑弧。3年后，他又执导了《祝福》，成为桑弧在新中国成立后成就最高的一部影片。
初看桑弧的《假凤虚凰》（编剧）、《太太万岁》、《哀乐中年》几部影片，以为桑弧在做着超越时代的事，那时的主流电影多反映内忧外患，而他却在飞短流长间舒展人生的真义。但后来才知道太阳底下无新事，桑弧所表现的无非是不容易磨蚀的人之常情。难能可贵的是，40年代的中国喜剧电影已经相当完备，笑料的铺陈清新自然，尤其是《太太万岁》竟能在严密缝合的巧合中渗出一丝悲凉来。桑弧“文革”后拍摄的《邮缘》，仍走他最熟练的市井喜剧路线，抓住当时的社会热点集邮，讲了一个颇为淡雅的爱情故事，极具亲和力。
而《哀乐中年》却显出桑弧沉郁的一面，是两个年龄悬殊的教员的爱情，实则表现的父子冲突，这一亘古不变的叙事母体。含蓄、淡雅中见浓烈是桑弧的拿手好戏。话剧皇帝石挥以万变应不变的表演风范，一变他在《太太万岁》中的酸腐和荒唐，而换之淳朴而拘谨。片中最大的寓意乃儿子在父亲50岁生日之际，竟送墓园，而父亲却把这墓园改建为一所小学，谁在葬送谁，谁在教育谁，怕只有天知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桑弧的影片大都反映的是这个大都市的状貌。他虽然悲喜剧都能左右开弓，但发生地都在上海，上海在桑弧的电影里是精细而闲碎的。桑弧那代的电影人，还是把故事和人物放在首位。桑弧影片的主题大都是朴素，甚至是简单的。人物善也没有善到普度苍生的境界上来，恶也离恶贯满盈差得太远，全是些小欢乐、小烦恼。唯其小，才更见其真切和普遍。现在的中国电影有太多立意高远之作，却往往落入以眼高手低的口实。像桑弧这样心平气和的导演，世纪之交的华语影坛里，实属罕见。
口述影像：一个世纪的背影
桑之叶，弧之弓
2004年9月1日下午2点，我正在中产阶级的恶俗天堂——宜家家居里为自己挑选一把椅子，接到李亦中教授的手机短信，哀伤蓦然一溢而出。一个多月前我在拍戏，李亦中教授曾就桑老病危，是否采取切开气管事宜和我通过电话，当时我们都很黯然；而后我在北京做后期，李教授又来电告知桑弧老转危为安，渡过难关时，我们更是喜出望外，谁知不到两周，噩耗还是降临。我站在人群中发愣，久久回不过神来，喧腾的宜家大厅一时多么荒凉！我茫然不知身在何处，中产阶级的世俗乐园遽变为陈子昂的古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荒漠之痛，八年前水华导演离去的时候我曾经感受过，而今又再一次涌上心头。其实我一直这样认为：桑弧之于上影就像水华之于北影。他们的离去正如那些经典老电影的结尾镜头，随着主人公的渐行渐远而象征了一个时代永远的结束。
回到家，和黄蜀芹导演和张瑞芳老师通了电话，把这个悲伤的消息告诉了她们。以在桑弧导演的《不了情》里饰演一个只有几个镜头的小女孩而开始银幕生涯的黄蜀芹老师平静的语气里浸透着伤心：老“文华”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而张瑞芳老师则回忆起她和桑弧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情，说起当年桑弧邀请她和金山主演《金锁记》的情景，遗憾之心溢于言表：当时合同都签好了，可惜因为一场大病而不得不放弃。当我劝86岁的瑞芳老师多多保重，是否参加桑老的大殓可视身体情况而定时，瑞芳老师轻声而又坚定地说：他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去。
晚上，我决定去看一场新排的话剧《太太万岁》，本来，无论于情于理都不堪再出席什么有关文娱的活动，可是，在当下我却觉得这是对桑弧老前辈最好的怀念，因为56年前风靡上海影坛的名片《太太万岁》正是32岁的桑弧所执导，而那部影片的编剧是27岁的张爱玲。在那部片子里，石挥、张伐、上官云珠星光乱溅，连摄影师都是大牌黄绍芬和许琦，一部并不复杂的家庭喜剧被演绎得花团锦簇、杂花生树。其中的转场技巧、场面调度、节奏控制到今天来看仍然毫不褪色，极具风致。也许这就是经典的魅力，这就是电影导演艺术的魅力。
一个半小时的话剧大家演得很努力，可除了老戏骨许承先依稀尚有当年石挥的风范，其他青年演员则是照猫画虎，勉为其难了。可这又何必苛求，因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当年女主角陈思珍的扮演者蒋天流老师也来看戏了，美人迟暮，风姿犹存，举手投足之间的平静，让人想起当年的绚烂。
话剧的导演石峻致辞，提醒大家九年前的今天，当年电影《太太万岁》的编剧张爱玲辞世，今天的演出也是对她的纪念。其实，石峻导演的记忆发生了些微的偏差，张爱玲是在1995年9月8日去世的。这时，我很想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告诉大家桑弧导演今天也走了，中国电影最好的编导组合到此都已化为天上的繁星。
提起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电影，任何人都不会忽视这样一种组合：文华影业公司出品，张爱玲编剧，桑弧导演。《不了情》、《太太万岁》、《哀乐中年》等影片构成了40年代海派文艺的电影之心，艺术品质、商业票房、文艺的责任，在文华公司的这些影片中得到了难得的统一。生逢乱世，桑弧无力以电影的呐喊去抗争人世的不公，但他通过表现人性、家庭进而关注社会的创作原则充分体现了黑暗社会中一个电影艺术家的操守和智慧。
桑弧是一个擅长创作喜剧的导演，但他也是个全才，无论是《梁祝》的美轮美奂，还是《祝福》的深邃工整，抑或《子夜》的重彩浓墨，桑弧驾驭起来无不得心应手。上影老一辈的同仁都很愿意和他合作，一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大导演几乎从不发脾气，二是拍摄时他很少“下蛋”（加拍镜头），分镜头本设计好几个镜头，到现场就拍多少个，甚至到剪接台上影片完成，全片的总镜头数和拍摄前的分镜头本基本没有大差。凡干过导演这个行当的人就会有体会，这其实是一种很难的功夫，它体现了一个导演对影片的全剧预判能力、分镜头能力、现场调度能力、总体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后期剪接能力，可以说，在中国拥有这种功夫的电影导演真是少之又少。
2005年是中国电影的百年华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桑弧离去的背影正是中国电影一个世纪的背影，一道隽永、静谧、饱含沧桑之美的影子正在向电影历史的深处走去。人们总喜欢把世界电影看作是一座艺术的圣殿，我相信在这座圣殿属于中国电影的那一层中一定会有文华影业公司的一间屋，尽管并不华美、骁亮，但是典丽、雅致，充满了天真、祥和的微笑，费穆、佐临、石挥、叶明……每一种微笑都洋溢着睿智和善良。当然，在这间屋子的一角也一定会有一张属于桑弧的书桌，凭窗临风，和光同尘，面对大海，春暖花开。
市民电影的滥觞
在中国导演的队伍中，桑弧是一位茕茕独立的个数：他的影片没有黄钟大吕的洪亮，亦没有交响乐的激昂，而更接近于一把悠扬的胡琴，平缓却委婉地演绎着凡俗的小曲。
桑弧置身在时势的漩涡之外，却俯首于情感分合、家庭摩擦、亲友关系的世俗纠纷之上，以揶揄的态度对之进行喜剧式的讥讽。他的作品浅显而生动，虽缺乏大历史的深度但有着人生的质感，尽管只是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却也力透纸背地表达了活着的幸与不幸。
柯灵先生将桑弧的早期作品归纳为“浮世的悲哀”，说他是从平凡中捕捉隽永，在屑碎中摄取深长。1949年以后的桑弧作品不再如《人海双珠》、《太太万岁》、《不了情》、《假凤虚凰》那般庸常琐细，但也依然是《太平春》、《有一家人家》、《祝福》、《梁山伯与祝英台》、《魔术师的奇遇》、《他俩和她俩》、《邮缘》、《女局长的男朋友》样的温婉通俗。
就是因了这分不多见的世俗风景，桑弧在重要导演中占有当然的一席之地：他以上海市民的生活空间和家庭景观扩充了中国电影的地缘风情，以“琐琐的哀乐”、“细小的爱憎”、“善恶的摩擦”（柯灵语）填补了社会写实的主题内涵。桑弧的创作，使社会片不再是单色的时代政治图像，而成为杂色的人间众生相。
在中国电影历史中，桑弧有三个第一的光荣记录：即他拍摄了1949年后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第一部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魔术师的奇遇》。但剧情片《不了情》、《太太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