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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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历史：九九艳阳天，我们谈些爱情吧
影片开始于苏联经典画法模样的树木，房屋和河流，天空布满云朵。那个旋律渐渐响起，终于在战士为田老头修葺房屋的时候响亮起来。“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咦唉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吹得风车儿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许多人或许已经记不清《柳堡的故事》了，这首歌却是忘不掉，战争年代的情歌要么没有，要么就如此深情。
在中国早先的电影里，爱情与战争的联姻从来做不到平起平坐，多数时候是被挤压，然后回避开，在最后有一个用于安慰的孱弱交代。爱情遇到战争，有点儿秀才遇见兵。这和西方的处理恰恰相反，他们的战争是个挑选的极端环境，要讲的是关于“人”的故事。或许战争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是一个无法释怀的话题，解放劳苦大众的心思太过刚猛，哪容得儿女情长？不知过了多久，人们渐渐从战争的伤痛中镇定下来，发现还有些柔软的东西值得去拾起。《柳堡的故事》就在这个渐变的途中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副班长和二妹子从一见面四目相触就有了一个心中的认定，真是目光里的爱情！二妹子给副班长倒水，烫得副班长跳起来又死捧着那个杯子，嘴里连忙说着没事没事，心里乐开了花。飞一般的镜头，波澜四溅的心绪。实不相瞒，我看到这里乐出了声儿。还有二妹子让小牛捎信儿约副班长到小桥那边去，副班长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咧着嘴到旁边做了一套单杠，无拘无束的愉悦！所有这些都是关于爱情本身的，直接得像个可爱的孩子！
可是战争中的爱情依旧是别样的。二班长打破重重误会，把二妹子从逼婚的刘胡子手中救出来，这算是全片最紧张的部分了。不能只是瞬间的吸引，还是需要完成拯救才可以托付终身的嘛。就在觉得可以有所进展的时候，部队在上级的指示下转移了，二班长走在队伍里连头都没回一下。“荒草漫天的年代连分手都很沉默”。于是故事被拖延了，五年之后，战功卓著的副班长已经当了连长，行军再次路过柳堡。二妹子也成长为村里的支书，两人在成分上也更靠近了。相见在河边，终成眷属！于是歌声骤起，世界都变得酣畅淋漓了！
男人是要实刀实枪的去拼江山，流血杀敌。女人更善于抚平战争的创伤，把人们从紧张的状态下解救出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感情。《柳堡的故事》是一部十分细腻的电影，它的行船能让人感受到水流，非常有质感，非常有女人味！不知道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有多少隐秘的爱情故事，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回避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敬重那些敢于打开禁忌的人们，我们后辈也得以有机会在这个晴天里谈些爱情。
“《娜拉》事件”
1935年元旦，南京业余磨风剧社演出的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吸引了许多观众。扮演女主人公的是南京市立兴中门小学的教师。虽然她把名字改为王苹，但仍招来一场横祸：国民党南京教育局竟以“一个戏子岂能为人之师”的理由，说她破坏校规，有伤风化，革了她的职，并通令南京市各校不得再聘她为教师，封建意识浓厚的父亲，也认为十分伤风败俗，不许她进家门。在地下党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之下，发动宁沪一带文教界进步人士，在报刊上发表抗议文章支援受害者，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南京“《娜拉》事件”。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8年 电影事业与电影创作受到“大跃进”冲击
“大跃进”产生“纪录性艺术片”
从1957年电影界的“拔白旗”冲击到1958年的“大跃进”形势，对电影创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也是造成本年度电影创作中的畸形怪胎——“纪录性艺术片”产生的根源之一。当电影不幸成为政治的附庸，任何今天我们看来十分可笑的事情，都以另一种真实的面目被一一纪录在胶片之上了。
口述影像：奇特而又复杂的1958年
中国电影走入1958年，在即将迎来国庆十周年的时候，电影创作的态势和局面却相当的复杂，因此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也颇为深刻。中国电影在这个年月里“披挂”上强烈的政治符号，正因为政治背景下的各种路线方针锐不可当，作为时代“晴雨表”的电影就更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了。
现象一：最糟糕的与最优秀的
这两年的电影创作是“狂热中的冷静和创作高峰的崛起”。从这个时期的影片创作来说，一方面是在银幕上“拔白旗”，另一方面则是倡导文艺事业要“两条腿走路”，提醒大家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这样，在电影的创作实践中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局面——新中国建立十年来最糟糕的一大批影片出现在这两年，但十年来精品佳作推出较多的时段也是在这两年之中，而且这些精品的出现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创作高峰。
现象二：“鸡叫场”与四十一亿人次
1958年2月，时任电影局局长的王阑西在一次会议上号召电影工作者“也要来个大跃进”，会后，还就此向全国电影工作者发出了一封号召大跃进的公开信。电影局随后召开了电影工作全面跃进大会，在制片方面，通过了1958年要完成大型艺术片80部；在放映方面，提出完成400万场的指标。为强行完成这个任务，不少地方出现了“通宵场”、“鸡叫场”。在1960年7月的一次全国影代会上电影局领导曾宣布，在1958、1959两年中，共生产故事片213部，观众人次到1958年底猛增到30亿，1959年再增至41亿。孟犁野认为因为当时浮夸风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个数字可能有水分。但是各地大办电影厂，有关领导提出“省有制片厂，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的高指标要求却是真实的。
现象三：“一俊遮不了百丑”
刚经历了“反右”的电影艺术家，惊魂未定，在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一听说“纪录性艺术片”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便纷纷去培植。仅1958年就拍出了这类影片49部，占当年艺术片（故事片、戏曲片、美术片）总数的近47％。这类影片长者有10本，短者3本，一般是六七本。在内容上多为狂热的鼓吹“大跃进”与全民“大炼钢铁”等，根据生活表象编造的故事也大多千篇一律。这种电影八股在当时发展成一种主流的叙事套路。
其中也有少数影片值得一提，像谢晋根据真实事迹编排的影片《黄宝妹》以及张骏祥的《新安江上》等都是比较质朴和自然的影片。但是，一俊遮不了百丑，观众们仍把那个时期的70多部艺术质量上拙劣的影片叫做“跃进片”、“卫星片”，这样的怪现象在中国电影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57年 邵逸夫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
邵氏：无法重现的电影王国
“邵氏”这个名字近年来为内地观众有所熟悉，是因为一系列如《独臂刀》、《大醉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经典老片经数玛修复以后得以重现，宛如从时间和空间的那头突然现身，告诉我们邵氏曾经缔造了怎样影响后人的武侠片和黄梅调电影。
在香港电影进入史上最低点的“冰河期”时，回顾邵氏数十年风雨历程也成为一件令人唏嘘感慨的事情，而如果能从中获得些许对当下有所借鉴的经验，那就是邵氏这个被称为“活化石”的电影王国跨越时间的力量。但无论如何，邵氏都不是一个有可能再被重现的神话，它所呈现得最为精彩的那部大戏，其实就是自己的历史。
口述影像：商人精明本色 独特家族企业
邵氏兄弟是宁波人，一门四杰，大哥仁杰、二哥仁枥、三哥仁枚，第四、第五是姊妹早已出嫁，邵逸夫最小，叫仁楞。由于做电影生意要出名，父亲不同意。于是另起外号，大哥醉翁、二哥邨人，三哥山客，最小的就叫逸夫。邵氏兄弟天生具有经商的精明头脑，比较知名的事情是邵醉翁力捧陈玉梅的逸事，由于当时“天一”台柱胡蝶被“明星”挖走，邵醉翁决定巨资捧陈玉梅成为影后，结果陈玉梅成了他的夫人，其他电影公司也永远不能挖走了。所谓长兄如父，邵醉翁集邵老大、总经理、导演于一身，其长袖善舞的精明为兄弟们树立榜样，也为将来可持续发展奠定深厚基础。
四兄弟中老二任会计掌握内部财务开支，从源头上把关，老三和邵逸夫任发行，几兄弟不仅在公司行政上相互协调，在影片拍摄上也全员出动。公司成立之初，生产的11部影片，基本上是老大执导；老二、老三独立或联合编剧；邵逸夫不仅会编剧还能做摄影。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公司家长式的管理，最大限度缩短制作周期，因此使影片具有很强竞争力。当然这必然造成一些影片质量欠佳，也为同行间诟病。
邵氏兄弟分道扬镳
大家所熟知的“邵氏”包括邵氏兄弟公司（SB）和邵氏父子公司（SS）等，而它们又分别有什么来头呢？1950年南洋影片公司由邵邨人收回并将之更名为“邵氏父子公司”，但是进入50年代后期，由于电懋的成立，竞争越发激烈，小成本制作策略已无力招架。邵邨人萌生退意，收缩电影制作的业务，转而大量收购戏院及从事地产业。1957年，年届五十的邵逸夫回到香港，想接掌制片业务，以稳定片源，兄弟俩最终决定在业务上分道扬镳。1958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自此，“邵氏父子”只经营戏院及影片发行，“邵氏兄弟”则主管制片业务。
邵氏称霸天下20年
在邵氏字典中“赚钱”永远是第一位的。于是如何赚钱就看邵逸夫的几个高招，首先是清水湾开山填土，大兴土木建造“邵氏影城”，有大型隔音摄影棚、置景场、办公大楼及彩色冲印厂，员工宿舍及各种技术室，是远东最大片厂。邵逸夫还打造了一套管治制度，保障片厂可流水作业。从1959年建厂到1979年的20年间是邵氏称霸天下的时代，尤其是前10年，也是邵氏王国的黄金时代，阵容强大，出片水准高，当时实施的计划就是——投大资、拍大片、赚大钱。而如李翰祥、胡金铨、张彻等大导演逐渐组建自己的制作队伍，演变出不同的派系阵营。邵逸夫自18岁开始就直接面对观众，哪些影片一定卖钱、哪些影片可能冷门，都很清楚，可以说他是在观众群中成长的，所以贯穿始终的就是“观众至上”的传统。
克己之功和容人之量
作为一位资本家除了善于经商的精明头脑外，克勤、克俭表率作用也是关键所在。邵逸夫的勤奋和毅力非一般人能比，如张彻所说“每天工作16小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9时上班，上班前练两个小时气功，从不间断。上班时交待各主管工作，都写好纸条，每人一张，到厂后第一件工作先看导演前一天拍好的毛片，站着看，一边看一边做甩手运动。每个月开拍影片剧本、故事，他要亲自审阅，自己不看剧本时，由导演或看剧本人向他报告，由他最后裁决。”邵逸夫曾说，他没有娱乐，看电影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娱乐，他自称自己是全世界看电影最多的人，80岁以前，每年看六七百部片。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是令员工最佩服的地方，他自己每天9点一定到片厂，工作人员迟到可以容忍，开会、试片等，他一定先到，其他人员迟到也不追究。值得一提的是，“金牌导演”李翰祥1963年在事业高峰期离开邵氏到台湾另谋发展，并带走大批技工好手，几乎动摇了邵氏根基，但邵逸夫爱才如命，70年代允诺他重返邵氏，这或许只有邵逸夫能够做到。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难忘的1959”之《林则徐》
赵丹表演史上一个新里程碑
1959年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峰。这个创作高峰的出现，首先是经过十年的发展，电影工作者在思想、业务、创作各方面都趋于成熟，而且同时又与特殊的历史机遇有关。早在195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就决定在文化领域组织一批重点项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献礼是其中一项。当年推出了《林则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今天我休息》等一系列优秀影片，写下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光辉一页，被称为“难忘的1959”。
口述影像：激烈时世下，他愿策马西行——郑大里回忆父亲郑君里与赵丹的情谊
总理送来“抗英战斗诗”
《林则徐》的编剧是吕宕和叶元，他们的剧本写得很好，由父亲和范岑导演，当时在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观指导下，就在影片中特别突出了人民群众在这场战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这部影片在创作上还是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当时父亲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在拍这部影片，因为是大场面要动用很多群众，而当时“大跃进”风气还没有过去，讲究拍片要“多、快、好、省”，恨不得一天拍完一百个镜头。但父亲是无法这么做的，他始终控制住影片的拍摄速度以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一天至多十几个镜头。在这一点上，他是坚决不能“跟风”或者妥协的，后来在“整风”运动中父亲被戴的帽子就是拍片“少、慢、差、费”，这种压力既来自于上面，也来自于群众的议论。
影片在拍摄的过程中，父亲曾得到周总理的一封信，就在1958年的夏天，他特地委托人把他刚从广州得到的一首有关“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战斗诗送到摄制组，嘱咐父亲好好研究看如何把握广州人民奋起抵抗英侵略军的这条线。这封信我看过，印象很深，但是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
赵丹和父亲的“哥们”情谊
父亲和赵丹在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