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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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真情不过时
1992年，香港影坛为赈济华东地区水灾，众明星合作拍摄了一部电影《豪门夜宴》。影片中的一个情节很有意味，许冠文与周星驰为争吃一只鸡而相斗不已，最后周星驰获胜，许冠文一脸苦相。那年许冠文50岁，周星驰30岁，与他当年演《大军阀》时同龄。虽然有人说许冠文的喜剧时代的终结是因为当年周星驰这位喜剧新贵的异军突起，或许是年龄不饶人的自然规律使然。许冠文那种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贴心会心的传统喜剧时代的结束，正是周星驰“无厘头”搞笑喜剧时代的发轫之时，新老交替的仪式似乎在那部影片的戏谑片段中完成了。
毕竟是那个时代的摩登，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就如今天已经62岁已退出喜剧舞台的许冠文，仍旧在赈济东南亚海啸灾难的晚会上的微笑，一切都可能过时，只有真情不会过时。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玉女林青霞
娴静端庄林凤娇
文雅君子秦汉
20世纪70年代 台湾琼瑶电影明星的黄金时代
二秦二林 在水一方
上世纪70年代，台湾电影一度横扫香港市场。琼瑶电影是当时台湾很多明星进入影坛的开始，如秦汉、胡茵梦、张艾嘉、归亚蕾、林青霞。而“二秦”（秦汉、秦祥林）、“二林”（林青霞、林凤娇）银幕上下曲折的爱情故事，也正成为了人们注目的焦点。明星的品牌效应使得爱情文艺片的制作热潮持续增温，比起香港同时代“乱花迷人眼”的耀眼明星，台湾的明星更多拥有“在水一方”的优雅气质，而此时的中国内地影坛正经历“文革”阵痛，而处在无明星可寻的真空。
林青霞：西门町逛出个“江雁容”
事实上林青霞成为电影明星，是极为偶然的事情。17岁的她刚刚高中毕业不久，进了一家电脑中心做服务台迎宾小姐，业余时间在夜校补习功课，期望着下次联考能够考取大学。有一天，她与要好的同学去台北的西门町逛街，突然被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拦住，并说了一大堆不着头脑的话，身边的同学担心遇到了色狼。而那个矮胖的男人就是杨琦，当年“80年代影业公司”的星探，他问林青霞愿不愿意演电影，林青霞当时不置可否。林青霞回家提起此事，立即被母亲否决。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她再一次逛街时，又遇到了杨琦，身边还有一个矮胖而黑的中年人，杨向林青霞介绍说，这是导演宋存寿。宋存寿的名字在台湾十分响亮，他告诉林青霞正在筹拍《窗外》，想找人演剧中的江雁容。林青霞看过这部小说，因此怦然心动。宋存寿想办法说通了林青霞的父母，使得林青霞终于走进了影坛，华语影坛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新星升起了。
林青霞的处女作是《窗外》，感伤强烈的忘年师生恋题材。林青霞出演敏感纯洁的女学生江雁容，无论造型、气质都与角色出奇的吻合。当年这部影片因为版权的纠纷未能在台湾上映，但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放映时，观众惊异地发现了这位气质动人的玉女新星，并惊为天人。林青霞立刻成为了制片商争聘的对象，仅1974年一年就主演了《云飘飘》、《纯纯的爱》、《云深不知处》等13部影片，1975年林青霞尝试改变戏路参加战争片《八百壮士》的拍摄。1976年琼瑶自组公司，林青霞成为当家女主角，在《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等片中出演一系列不食人间烟火的角色。80年代林青霞成熟转型。90年代之后，林青霞在《东方不败》中反串男角再次令所有人为之惊艳，也由此掀起林青霞演绎事业的第二次高潮。
林凤娇：集所有美德于一身
“二秦二林”中那个娴静端庄的女子，在其出演文艺爱情片前，却是以拍武打片为主，从小生活困苦，曾经当过书店店员和餐厅领台员的她18岁踏进影界。处女作为《潮州怒汉》，大导演李行是发掘她的恩师。
1979年是林凤娇最为风光的一年，她一口气拍了《小城故事》、《早安台北》、《我踏浪归来》等6部影片，其中《小城故事》中林凤娇所饰的哑女阿秀使她众望所归夺得当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1980年李行执导的《原乡人》，林凤娇身上的所有美德：谦和、淳朴、美丽、平凡尽显角色之中。导演李行曾说过：“和我合作这么多女明星，我觉得阿娇最厚道，而且重义气，红了以后不骄，肯为他人着想，这点真是难得。”
进入80年代她突然间淡出舞台，一心一意做贤妻良母，1982年她生下房祖名后更是专心相夫教子，并甘愿做成龙的秘密妻子。20多年来她再也没有重回娱乐圈，并且无怨无悔。如今儿子长大成人，在《千机变2》中林凤娇成为了儿子的经纪人，所有接触过房祖名的人对于他的教养都给予众口一词的称赞，这或许就是林凤娇交出的最好答卷。
秦汉：秦时明月汉时关
秦汉是拍琼瑶戏最多的一个人，琼瑶让秦汉红透当时的整个东南亚，然而照秦汉的话说演琼瑶作品让他受了很大内伤，虽然琼瑶在书中所写的感情是虚构的，但是演员在表演时却必须投入真情。
秦汉本名孙祥钟，是抗日名将的后代。念中学时就积极参加电影公司的演员训练班，因为高大帅气，被导演宋存寿看中，在他的《破晓时分》中扮演青年衙役。1972年他因参演《唐山五兄弟》而改艺名为“秦汉”，取自“秦时明月汉时关”之意，没想到从此一下就火了起来。
秦汉带有书生气度的潇洒外形，对事情常保持缄默的态度，都给人沉稳、踏实的印象。1978年的《汪洋中的一条船》他改变形象扮演残疾老师郑丰喜，并在《原乡人》中扮演乡土作家钟理和，气质和表演上细腻而含蓄。琼瑶给予的评价是“始终给人一种谈吐文雅、很君子的味道，有时缺乏一种‘狠’劲。”但90年代秦汉接拍的两部电影《滚滚红尘》和《阮玲玉》却是他中年以后的最佳演出，成功摆脱了琼瑶电影一成不变的小生形象。近年来秦汉在新加坡、香港及内地接拍作品，如《胜券在握》、《豪门惊梦》、《紫玉金砂》中或喜剧或商人的角色，全都与过去反差很大。现在的秦汉，或许早已从为爱痴狂的文艺小生蜕变为一个朴实平凡的男人。
秦祥林：“漂亮到不用演”
当年“二秦二林”的风光无人能及，而且秦祥林是琼瑶认为所有男演员中最漂亮的一个。秦祥林生来高大英俊、风流潇洒，是当年不少少女的梦中情人，更在台湾被称为“花心查理”。“花心查理”一度与歌坛天后邓丽君打得火热，在萧芳芳与邓丽君之间玩起了三角游戏。随后林青霞却同秦祥林在合拍《难忘的一天》的时候传出恋情，两人于1980年订下婚约，4年之后两人分道扬镳。
如今定居国外的秦祥林早已离开了现在年轻人的视野，或许只有经历过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心中还有属于他的怀旧角落。正如琼瑶所评价的：“秦祥林在我眼中是一个好漂亮的男人，不论脸型或眼睛都很漂亮，他的漂亮已经到了那种不用太演戏，只要站着默默地看女主角，就可以让女主角与观众都醉了的程度。”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72年 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
安东尼奥尼眼中的《中国》
“文革”时期的中国电影留给我们的记忆有很多空白，除几部样板戏和革命电影外，几乎就是真空。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1972年，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曾受中国政府之邀来到中国，拍摄了一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纪录下许多当时中国的真实影像。这部电影拍摄前后的风波已经是真正意义上文化的碰撞，是当时极左思潮和西方思想观念的冲突。正如安东尼奥尼所说：“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电影大历史：中国，西方人眼中谜一样的国度
对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的过分期待，是非常不现实的。毕竟这部影片诞生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极度的封闭状态，普通人并不敢在大街上与外国人自由地交谈。而安东尼奥尼虽然是请来的客人，他的行动仍然受着极大的限制：关于他可以经过和不可以经过的路线，他们一行人曾经在房间里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他唯一可以选择的方案是“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
于是，作为一个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中国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什么是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内容：那些学校、工厂、幼儿园、包括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的女工们甚至在下班之后还不愿离去，她们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如果不是有着特许，这样的拍摄毫无疑问存在个人隐私的问题。
除了再现当时的外交政策，中国观众从这部影片中还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某种看法也许至今也没有改变，那就是“谜一般的国度”。蜿蜒的长城、方正的城楼、太极拳、街头武术、河水流经城市的苏州、交叉花园的窗棂，这些都得到了热情的、赞美般的表现。
他是这样描写自己来中国之前的感受和认识的：“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也有关于中国的想法，它主要不是来自最近出版的书——文化大革命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争论。我用形象思考，而我脑中的形象主要是带有童话色彩的：黄河，有很多盐，家和路都是用盐做成，一片雪白的蓝色沙漠，还有其他沙漠，动物形状的山峰，穿着童话般服装的农民。”真是闻所未闻的想象力。
当然，摄影机这个东西有它神奇的一面，镜头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于是影片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裂缝”：一些未经安排的东西，它们自己从某个角度不经意地冒了出来。在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一行人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几乎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这些与另一组镜头中（当然是安排好的）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还有那些在下课时非常有序地倚在不同角落里读书的孩子们，他们面无表情地大声朗读课本——那些为他们所不明白的东西。但是也有个别胆子大的，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对于眼前如此人为的安排感到困惑和极大的不满，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
在这个意义上，安东尼奥尼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来形容自己的工作，那是他自己的谦称；但是作为中国观众，也许用得上这句古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安东尼奥尼：一个行者的遭遇
受邀来华拍片
在中意重新建交后的1971年5月，一个由当时外贸部长率领的意大利代表团访华。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并委托安东尼奥尼担任导演。
1972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来到中国，他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来北京前几个月，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于是，他的摄影机犹如他的眼睛一样真实地记录下中国。
突如其来的大批判
由纪录片而引起外交事件的例子在纪录电影史上并不鲜见，这部被贝尔托鲁齐认为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使得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中国遭到未曾预料的批判。然而对于一部纪录片发起如此持久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的情况却不多见。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也是《中国人民不可侮》的第一篇。至此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就如暴风骤雨般而来，批判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仅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各条战线。
对于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屑一顾，而是偏重于捕捉日常生活场景，这可以说是当时国人批判安东尼奥尼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系列批判文章中就提到“安东尼奥尼要拍什么‘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的计划”，“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等等诸如此类。
作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安东尼奥尼眼中的世界确实是不完美的；作为西方现代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非常重视通过影片表达自己的个人体验。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对于西方纪录电影观念的极大差异，以及中国当时所处的特殊政治时段，使得这种个人体验似的影像表达成为了被批判和被指责的对象，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