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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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的成长经历颇为动荡，他在越南出生成长，正处于炮火连天的越南战争时期，后来移民香港正赶上受内地“文革”影响，到美国留学恰逢反战运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这可能在他内心留下一种乱世情怀。回到香港发展，急于表达存在主义的天下大乱之感。但是，他的观念与当时香港大众的感觉格格不入，由于经济起飞，社会安定，人们普遍充满乐观和自信，明知前途未卜，也不愿有人一语道破，破坏他们的美梦。像《蝶变》这样用表现主义强调危机四伏的晦涩影片，无法满足他们的观赏欲望，因此票房并不成功。
徐克不得不改弦易辙，探索新奇的艺术形式为香港观众制造梦幻。他监制或导演的影片为香港制造了一批英雄形象，如周润发的小马哥，填补了李小龙留下的空缺，使香港观众找到了虚构的认同对象。
徐克总是顽强表现个人电影风格。在他的创作中能够发现一种浪迹天涯漂泊不定的无根感觉，他把这种感觉更多地转入对于电影本身奥秘如醉如痴的探索中，像一个惊恐而又好奇的儿童一般。
徐克在香港电影新浪潮中当属另类，在商业电影体制中顽强发展个人风格，一方面适应香港社会，改良制片体制；另一方面形成一种香港电影风格，也为一种东方电影风格定调。李安与张艺谋都是受益者，而徐克反倒显得有些寂寞了。
徐克：阴差阳错踏进武侠圈
从边缘到主流、从现实到武侠、从黑色到浪漫，这之间的变化是如何形成的，不如让我们听一下徐克自己回顾他早年的求学生涯、电视台时期和早期电影创作历程。
打开社会的大门
我是1964年从越南到了香港，1968年去的美国，一直到1977年回到香港。当时在得州念完大学以后在纽约呆了一段时间，我对纽约那个城市特别有兴趣。我白天在一个纪录片公司工作，那时候24岁，晚上我就到报社去工作，周末还要到医院做义工。其实都不觉得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我终于来到这个地方，投入到这个社会里面去。那是一个很长的阶段，打开社会的门进去了。后来我很想回到一个亚洲华人的地区，在国外时我只能听见我们国家发生各种事情，我很想回去亲身经历一下。那时我26岁，就决定跑回来了。
一回来不知道做什么
一回来我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我以为我应该做新闻，但后来找工作时，当时无线电视台的台长、制作总监周梁淑怡问我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当导演。她就很爽快地说，那你就做导演吧，明天来上班吧。
拍电视剧时，我在想，电视剧是否可以有些不同的想法。然后我就接拍了一个长剧《家变》，那时最大的考验是监制让我做一个片头，片子还没拍出来，音乐也还没做好。我想既然不知道节奏是什么样，那么画面就不能停，应该是不断流动的。当时还没有电脑，我就跟美工说，一张照片能不能把它切成几百个小点，然后换成其他照片，美术部很痛苦。东西最后还是出来了，我觉得很好玩。
当年不知道有武术指导
当时我和两个编导来往很密切，一个是林岭东，还有就是杜琪峰，杜琪峰当时还是副导演。我和林岭东都想拍现代剧，林岭东就接拍了一个警匪现代剧。我第一个接到的任务是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我到清水湾去找张鑫炎导演，跟他谈要怎么拍武侠片。他当时在拍《白发魔女传》，我到他片场还很好奇，啊，这个就是拍电影的片场。不过后来《云海玉弓缘》没拍成，接着安排我去拍古龙的小说《金刀情侠》，其中一个演员是郑裕玲。
很讽刺的是，我当时都不知道需要武术指导。剧组里没有武师，只有演员，所以这个戏拍出来就很奇怪，根本就不是武侠片。拍完了我有点不踏实，不知道自己拍了什么。回来剪片时，后面站了个人，看着我剪片，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武术指导，叫程小东。我们就在一起探讨怎么剪，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金刀情侠》反响不错，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一个很不一样、不太正常的东西拍出来，让大家感觉比较好奇吧。
后来我渐渐地发觉武侠片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渐渐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其实当时很多奇怪的想法都是在很无知的状态下产生出来的，现在在我的思维里还一直留有这么一个空间，就是如果我们原来不这样想的话，我们会怎么做。
阴差阳错踏进武侠圈
其实我一直处在思维很混乱的状态下。我老是觉得武侠电影可以不是这样的，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发展。当然我佩服很多武侠导演，我特别敬佩胡鹏导演，很想知道他当时是怎样在很原始的条件下，创造了一个《黄飞鸿》的系列出来；还有刘家良、袁和平、张彻，过去在武侠电影系列中建立不同作品和风格的导演。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很长很宏大，可为的东西还很多。武侠也可以有它的内涵，古龙、金庸的武侠都有不同的风格。我就想尝试用一种不同的观点去看武侠，不是只打打杀杀的，是不是可以摆进一些现代的观点，怎么和现代的生活拉在一起，多产生点可以感觉的空间。我当时也是阴差阳错地踏进了武侠圈，进入了一个所谓武侠的状态，其实我比较喜欢的还是现实的东西，可是一直拍下去就回不去了。
我也很羡慕当时很多人拍了很好的片，许鞍华拍了《疯劫》，章国明拍了《点指兵兵》，还有严浩、谭家明等等，可却老是找我去拍武侠剧。当时我想拍一个讽刺剧，血腥暴力、带有一种黑色幽默，现在看有点可笑的原因是夸张的那种程度已经变成一个喜剧了，血多得已经不像血了，像水一样流。《第一类型危险》之后拍了《鬼马智多星》，转变很大，只能说那个阶段那种情绪已过去了。在《第一类型危险》中，以负面角度看生命，而《鬼马智多星》看似闹剧，其实用幽默态度看人生，加入了幽默感、浪漫感。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周润发主演的《胡越的故事》一片慷慨沉痛
许鞍华投奔新浪潮怒海
1979年 香港新浪潮唯一女将
国内观众最早看到许鞍华的作品应该是武侠片《江南书剑情》和《戈壁恩仇录》，但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许鞍华的大名鼎鼎。她最早的两部作品《疯劫》、《撞到正》是无缘得见，但《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却厚重得完全不像出自一个女导演的手笔。再后来的许鞍华游走于商业与艺术之间，《客途秋恨》是半自传，《半生缘》了的是对张爱玲的夙愿，《女人四十》是人生智慧，《千言万语》是新浪潮20年后再一次心潮澎湃。复杂而且水准不一的作品构成中，你几乎很难摸清许鞍华的创作脉络，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看见她用尽自己的一生，永远不停地追赶电影的坚实脚步。
许鞍华：投奔新浪潮怒海
客途秋恨 异乡漂泊
1990年，许鞍华在半自传体的影片《客途秋恨》中以导演本人和日籍母亲的经历作为故事蓝本，讲述战争结束后，日本女子葵子因感激中国军官救活其子而嫁给了他。军官退伍后在香港工作，将妻女留在澳门老家，葵子因语言及风俗不通与公婆和女儿在感情上疏远，备感孤独。25年后女儿晓恩在英国得到硕士学位后回到家中，父亲已过世，家里只有孤独的母亲，母女二人相互依靠。
正如许鞍华导演的这部动人的半自传电影回顾他乡异地的漂泊人生，生于辽宁鞍山的许鞍华，年幼就随父母移居香港，母亲是日本人，祖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方面对她有很深的影响。许鞍华从小就看过很多电影，据她本人回忆，“从七八岁开始就每周都看电影，星期天则看卡通片，一两个礼拜就去看戏，有时也看粤语黑白片”。1972年，她在香港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赴英国伦敦电影学院攻读电影专业，1975年学成返港，曾为大导演胡金铨助手，接着转入电视台任职。
新浪潮初露锋芒 领潮鬼怪喜剧片
相对宽松的电影制作环境使得许鞍华有机会执导自己第一部电影《疯劫》，影片由享誉香港的女编剧陈韵文编剧，将一起真实的凶杀案编写成一个极富悬疑和推理性的故事。许鞍华在影片中创造骇人的惊悚气氛，细密地用镜头揭露一件情杀案的真相。该片被誉为“香港第一部自觉地探讨电影的叙事模式、手法和功能的电影”。许鞍华的初露锋芒之作获得电影圈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该片与徐克的《蝶变》一同被视为香港新浪潮的代表作。随后的《撞到正》（1980年）延续其对于悬疑电影的尝试，可谓上世纪80年代香港鬼怪喜剧片的领潮之作。
大银幕的演练，使得她自信地投入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题材。1981年《胡越的故事》，讲述越南华侨胡越（周润发饰）背井离乡，沦为杀手的故事。这部突破香港地域局限的影片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
《投奔怒海》达到巅峰 刘德华银幕首次亮相
随后的《投奔怒海》真正把许鞍华推上了导演事业的最高峰，该片也成为香港新浪潮的经典力作，并获得1500多万港元的票房，刷新本地文艺片票房纪录。该片与《胡越的故事》以及电视作品《狮子山下》系列片集中的《来客》（1978年）构成了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许鞍华在片中展现了导演魄力，林子祥、马斯晨、缪骞人和多名内地演员表演精彩，该片还是刘德华的电影处女作。
刘德华在《投奔怒海》中首次亮相银幕，他的回忆文章中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夏梦就坐在我面前，架着茶色的眼镜，和颜悦色地说：‘刘先生，很抱歉这么匆忙地找你，我们找你演的角色，坦白说，原本属于周润发的，但一开始接触他时，他就推了，我们不得不找第二个人代替。’我答应24小时内给她回复，我一直想问她周润发为什么不肯接拍这部戏，但又怕冒昧，所以始终没有问出口。夏梦告诉我是发仔提议找我接拍这戏的，还有钟志文和林子祥。”刘德华在海南岛两个月，拍了21组戏，跟许鞍华、关锦鹏、区丁平等成了好朋友，于是我们看到了《投奔怒海》里晒得一身黝黑皮肤、愣头愣脑的刘德华，那年他20岁。
厚重和苍凉、现实与悲悯伴随着许鞍华的电影，正如她最著名的话：“电影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值得你永远追个不停，永远别想休息。”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中国首个专家电影奖诞生
1981年 第一届金鸡奖破空而出
1981年，在继百花奖和政府奖之后，中国电影又一个重要奖项金鸡奖诞生了。这个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奖项代表了专业人士的立场，在创办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而在金鸡奖刚刚落地的那一年，两部当年的强档影片在评奖中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它们是吴贻弓执导的《巴山夜雨》与谢晋执导的《天云山传奇》。最终它们共享了最佳故事片的荣誉，瓜分了大部分的单项奖。
“金鸡”破晓，两强相争
“百花引出金鸡”
金鸡奖设立之前，中国电影界已经有百花奖和1980年由文化部创立的政府奖（也就是后来的华表奖）。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再另外开辟一个大奖呢？
上世纪60年代初创建的百花奖在停办了十多年后，于1980年恢复。获奖名单公布之后，一般的舆论都是肯定的，允许群众评奖是电影开放的标志之一。记得在香港有个评论，意见就是恢复了百花奖很不错，但另一方面，一般群众未必能把握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专项评定。
再者，经历几十年的动乱，中国电影从创作到评论都处于荒芜期，而当年刚刚吹起改革之风，大家思想比较解放，希望有个场合能让艺术家交流，自由地评价电影。此前，主持电影工作的夏衍和陈荒煤已经有了专家评奖的设想，后来就由影协的代理书记林杉牵头征求了电影界主要领导和专家的意见，结果大家很赞成，表示除了政府奖和群众奖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电影专家评的奖。
金鸡奖创立之后，百花奖的一些专项奖如最佳摄影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就取消了，交由金鸡奖来评。
两强角逐，争论激烈
第一届金鸡奖最有竞争力的影片是《天云山传奇》和《巴山夜雨》。评委分成两派，大家都充分肯定这两部电影，但各有偏好。因为多少年都没有自由讨论的机会，大家热情很高，结果争论得非常激烈。白天看影片讨论，晚上有时候也开会讨论，很多评委到房间了还继续争论。
当时是两个评委住一个房间，有一间住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导演沈浮和另一位老同志，他们当年大概都已经有六七十岁了，晚上还是继续争论不休。工作组的同志向上头汇报了这个情况，以至于主持会议的人特意来对两个老同志进行劝说：“我们本身就相当忙，你们还这么争？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注意身体。”
一直到最后投票，黑板摆在前面，《天云山传奇》唱一票，《巴山夜雨》唱一票……大家看着一会儿这个上去，一会儿那个上去，都很紧张。结果《天云山传奇》比《巴山夜雨》多了一票，支持《巴山夜雨》的评委就有些丧气。
有个评委提出：“是不是咱们把它们并列成最佳，让多一票的《天云山传奇》放在前面。”听了这话之后大家觉得很好，就把它们并列了。但是这个结果在报批之后，有了一点小小的调整，《巴山夜雨》被调到前面。评委们接到这个消息后，当然不满意，说我们这么严肃地讨论，可否再考虑考虑？经过反复磋商，最后还是按调整的方案公布于世。
“金鸡”之名源自周恩来题字
1981年正好是鸡年，而且正是在酝酿金鸡奖的前后正好发现了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幅：“闻鸡起舞”，因为周总理生前非常爱护和关心文艺界，就把这个专家奖定名为“金鸡奖”，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