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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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石川一生中办砸的事业比办成的要多得多。他1913年成立“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影片公司”，次年公司随着一战爆发而倒掉；1916年，成立了“幻仙电影公司”，同年就倒掉了；后来又经手“新新世界”游乐场，在分隔“新世界游艺场”和“新新世界”的马路下修了地道，这个巨大的工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蜂拥而来，结果造成了很多踩踏事故和刑事案件，加上地道渗水，不但地下通道赔本，连“新世界游艺场”和“新新世界”都先后赔了进去；1920年，他创办的“和平新剧社”一年内又倒掉了；1920年前后，任“瑞慎洋行”经理，组办“大同交易所”，但上海突然刮起了交易所倒闭之风，便立即决定收手；之后利用交易所1万元的资金（对外号称5万），组建了明星电影公司。
有趣的是，张石川不但是个商业上的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颇有建树的电影导演。在亚细亚电影公司时，他完全出于兴趣拍摄了《难夫难妻》，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拍摄了十多部短片，其中的《一夜不安》运用了特写镜头和动画特技，而《横冲直撞》中使用了多机位剪接手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张石川之所以在屡遭挫败后最终决定回到电影的怀抱，恐怕还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好。
在明星影业公司期间，张石川不但任总经理，而且还亲自导演了《孤儿救祖记》、《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等几十部影片，据同事讲，张石川“日里晒在太阳下指挥，力竭声嘶了不算，到了夜里终是叙集了五虎将研究到深夜；有时甚而至于直到天明”。
作为“明星”的总经理，张石川非常重视影片的娱乐性和商业价值，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然而他也并非只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张石川前五个孩子分别起名为“张敏吾”、“张敏求”、“张敏知”、“张敏华”、“张敏书”，连系起来就是“吾求知华书”，从中可以知道他对知识的尊重；而在辛亥革命时，他曾经率领商团出防，表现出爱国热情。
明星影业公司的编剧郑正秋和他是“心志同和情逾骨肉的朋友”。郑正秋更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提倡“有主义”之影片。郑正秋的影响使“明星”制作的影片多数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和教化功能。需要指出的是，“明星”的成功证明了社会教化功能和商业性绝非矛盾，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下，针砭时弊、教化人心的作品更容易获得普通观众的认可，从而获得可观的商业价值。关于影片的思想性和商业价值关系的一个佐证是，1932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张石川感到形势发展，如影片内容不改变，怕赚不了钱，于是聘请了几位左翼作家进入公司。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要表明，“明星”的成功经验今天仍然有效——中国影业需要有商业头脑，同时热爱电影的企业，需要不打一枪就走，精诚创业的实干家，同时需要摆正娱乐性和社会教化的关系，做到了这些，在上世纪20年代能成功，在现在或许也能成为中国影业上空的“明星”。
口述影像：中国电影第一人
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先驱者张石川先生，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但现代人知之甚少，就连很多从事影视工作的人也了解得不多，甚至在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涉及到张石川先生的形象，也被描绘成油头粉面、一副流氓气的“张老板”。知识的残缺，不求甚解的学风，真令人汗颜。
张石川先生幼时丧父，家境贫寒，13岁即随舅父赴上海赚钱养家。由于他的聪慧、好学，17岁就学得一口英语，当了买办和经理。从1913年23岁开始从事电影事业至1953年去世，他为了中国电影献出了毕生的精力。35年的历程，他编导了156部影片，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导演艺术家，第一个电影事业家，第一个电影企业家非他莫属。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第一部反帝片《黑藉冤魂》，第一部劳工片《劳工之爱情》，第一部体育片《二对一》等等。
作为一个电影事业家，他把自己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办成了赫赫有名的影业公司；他创办《明星月刊》以求加强电影宣传；他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电影演艺训练班，着力培养、发现新人。
作为一个电影企业家，他同时注重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以娱乐片为主，寓教于乐。他对公司的管理以及与同事的合作也非常人性化，每筹拍一部新片，他必将全厂演职员召集一起，宣读、研讨剧本，全体通过即投入拍摄；他又十分重友情，倡仁义，非常关怀演职员工。除了影片摄制外，他也重视发行，着力发展院线。他还改进拍摄设备，与国际接轨。
1937年“八一三”日军攻打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战火，张石川先生的心血也毁于一旦。他曾力图恢复“明星影片公司”，但时局的变化，人事的变动，财力的枯竭，他也没有回天之力，之后只好在其他影业公司从事导演工作，以求生存。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22年 《劳工之爱情》
眼见为实的爱情喜剧
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之后，把摄制滑稽短片作为最初的尝试。1922年，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推出了《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大闹怪剧场》等三部影片。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劳工之爱情》，因为在经历了80多年的岁月风霜之后，此片的胶片得以保存至今。
电影大历史：不讲“劳工”，只讲“爱情”
从电影史的纸面记录跳跃到银幕上可见的黑白影像，作为我们能够看到的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中国电影，尽管《劳工之爱情》短得只有22分钟，尽管这22分钟是无声中度过，但也是一种“亲临”的幸福。因为中国电影从此跨越了一道鸿沟，从此活生生地摆在了你的面前，而那些远逝的形象也将在各种放映机器的旋转中得以生还。
正像现有的研究中所发掘的一样：影片所体现的早期喜剧形式显得朴素而成熟，电影语言的多样和基本分镜头都有着直觉的表现，同时，郑正秋作为戏剧舞台实践和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把多年的舞台经验圆熟地应用在影片的场景设置之中，这一切都使得本片在中国电影批评领域不断被重新定位和阐释。
1922年，正是“五四”运动由北向南，影响逐渐普及，势力逐渐巩固的时期，“劳工”、“爱情”都是当时的时髦观念，郑正秋与张石川抛出这样一部影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应之势，不言而明。然而“劳工”这个拥有特定阶级内涵的主体在片中却是似是而非。如果说卖水果的郑木匠，原来还有做“劳工”的可能，却主动转化成了小业主；他所追求的姑娘的父亲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但他却是个高度近视“连触霉头”的江湖郎中；对门的茶水店老板以及三个无赖混混，还有常泡俱乐部的游客无一是“劳工”，也不见挥汗如雨的劳作，更没有受压迫和反压迫，影片倒像是一幅混杂的城市“市井图“。其中祝郎中的女儿祝小姐倒是行为颇为大胆，身为小家碧玉，又是未出嫁的姑娘，不仅光天化日下大胆地与郑木匠眉来眼去常来常往，而且在郑木匠唐突地向父亲征求婚事时不但不回避，更是笑嘻嘻地接收并清点“聘礼”，甚至还引来茶水店里的一场争斗。
当“劳工”身份被有意无意消解掉的同时，“爱情”一词便具有了强烈的表达欲望。“五四”运动不仅带来了“德先生”和“塞先生”，更带来了一位曼妙的“罗曼蒂克”小姐。不同于以往的套路模式或者陈规戒律，爱情开始与一种内在的心灵沟通和完整的自我实现有关。《劳工之爱情》也把着力点放在了郑木匠获得“爱情”胜利的实践过程中。
如果说《劳工之爱情》还有点名不符实，那么本片的另一个名字《掷果缘》便来得自然而美妙。“掷果缘”所谓的“掷果”一词缘自《世说新语》，而在刘孝标注引《语林》中注到：“晋潘岳，美姿容，每出门，老妪以果掷之满车”，“掷果”拥有了“爱慕”之意。关于西方宗教所述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所获“原罪”，到中国历史掌故中“掷果盈车”的要义，似乎有点殊途同归的意味。
口述影像：电影胶片保存——为电影找到家
《劳工之爱情》被誉为“尝试时期中国短故事片创作的压卷之作，也是中国短故事片艺术经验的集大成者”，或许因为它是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电影作品，所以，由此引出中国电影胶片的保存现状问题也成为了比较有价值的一次追问。
目前大约有25000多部影片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不过其中解放前的故事片不到400部，而解放后的故事片保存非常完整。我国电影法规的相关规定使得每部影片出生都需要两个标准拷贝，一个用于发行，另一个要交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资料馆共有两个电影拷贝总库，一个是西安库，保存一些未合成的素材。另一个是北京库，有三万多平方米，地下有二层，都是低温、恒湿库房，现有的拷贝都存放在那里。拷贝放在专用的片盒里码放在像书架一样的片架上，一部故事片10盒左右，原来的老影片是按本计算的，一本10分钟。
早期影片的片基是硝酸纤维素材料的，化学特性类似TNT炸药，43℃时可自燃，俗称“易燃片”，保存相当困难。而现在，我们使用醋酸纤维素片基的影片，燃点高，是安全片。但是新的问题是，醋酸外溢会使得彩色影片整体偏红，最后导致胶片老化。胶片本身由于与放映机或其他方面的磨损还会出现机械划伤，现在对于胶片保存所使用的有限手段是复制拷贝，另外一种方法是数字化修复和保存，但修复后的影片虽然肉眼看不出区别，但是技术指标还是不很过关，而且由于成本较高，目前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却并没有普及。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孤儿救祖记》剧照
1923年 《孤儿救祖记》
依靠“社会”拯救票房
在经过大量的短片摄制和最初几部长故事片的尝试之后，从1923年的《孤儿救祖记》开始，中国电影创作正式进入了长片的拍摄阶段。作为早期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孤儿救祖记》票房上的成功不仅改变了“明星”公司经营上的窘境，而且刺激了众多投资者的热情，引发了一波创办电影公司的热潮。影片的题材也引来了很多跟风者，使得“社会问题片”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中国影坛盛极一时。
电影大历史：孤儿救祖，孤儿救市
谈到《孤儿救祖记》，史书上往往会以“中国第一部在艺术上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故事片”为之定论。至于“艺术的成熟和完整”，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评判准则，加上影片已经失传，更是无从评说。不过，从现存的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孤儿救祖记》所带来的巨额票房收益及其对日后的深远影响，却足以使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早期探索中最具成效的一次。
上世纪20年代初，已经有了十多年经验的中国电影依然没有找到一条通畅的出路，什么样的影片能够适合中国观众的胃口成为所有从业者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至于张石川与郑正秋的明星电影公司，同样没能摸索出明确的方向。在最初的一年间，明星共拍摄了四部影片，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其中，《滑稽大王游沪记》、《掷果缘》和《大闹怪剧场》都是效仿西方滑稽默片的仿制品，甚至找来旅居上海的外国人直接按照卓别林的造型照猫画虎。事实证明，这些完全依靠肢体语言表现的喜剧根本不对中国观众的胃口，直到今天喜剧依旧是周星驰、冯小刚等“口头主义者”的天下，而像卓别林或是“憨豆”先生只能是西方喜剧的特产。而“明星”当年的另一部作品《张欣生》则可以视为《阎瑞生》的跟风之作，同样取材于发生在上海的一件真实命案，不过影片过于渲染案件的残忍细节，以致诸如“蒸骨验尸”这样的骇人场面引得当局不满，提早给这部电影亮出了红牌。
四部影片拍完，明星公司的业绩可谓惨淡，这或许是令张石川始料不及的，他所推行的“处处惟兴趣是尚”的主张显然未能奏效。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推崇兴趣的拍摄主张并没有错，只是当时未能找准观众的“兴趣”所在。而在此局面之下，依照郑正秋“教化社会”理念拍摄的正剧《孤儿救祖记》却阴错阳差地落在“兴趣”之内，自此改变了明星公司的命运，中国电影也有了新的运行轨迹。
1923年，明星公司总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将《孤儿救祖记》拍摄完成。电影讲的家庭内部遗产争斗的故事尽管今天看来已是陈词滥调，但在当时却足以营造出一场罕见的观影热潮。《孤儿救祖记》于1923年12月28日在上海爱普庐影戏院开始上映，其效果有史料记载：“未二日，声誉便传遍海上，莫不以一睹为快”，且“营业之盛，首屈一指；舆论之佳，亦一时无两”。
无论如何，《孤儿救祖记》扮演了一次救世主的角色，不仅为明星公司打开了局面，也激活了中国电影潜在的市场。至于这样一部影片何以取得如此成就，看法或许因人而异，但描写家庭亲情、骨肉分离的题材却绝对是制胜的因素之一。借《孤儿救祖记》之风，明星公司此后又接连拍摄了《玉梨魂》、《苦儿弱女》、《盲孤女》等近似题材的影片，这股热潮也一直持续到《火烧红莲寺》等武侠神怪片的出现才告一段落。
而此类题材的杀伤力，却在日后的中国影视作品中屡次得以验证，从郑正秋晚期作品《姊妹花》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直到80年代银幕与荧屏上的两枚“催泪弹”——《妈妈再爱我一次》和《渴望》，无一不是履行这一主旨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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